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星期天說，新的武器綜合法案將讓烏克蘭「有機會戰勝」俄羅斯，美國國會接近批准這個法案，並得到拜登（Joe Biden）總統的支持。

美國眾議院星期六通過對烏克蘭的608億美元的新軍援，參議院預計本週通過這項議案，並由拜登簽署。

澤連斯基在全國廣播公司（NBC）《與媒體見面》節目說，「我認為這個支持會真正加強軍隊，我祈禱，我們需要如此多的支持，幾萬名軍人需要如此多的支持。

拜登在眾院表決批准援助烏克蘭後說，「我敦促參院迅速將這個綜合議案送交給我，讓我能夠簽署立法，我們就能夠迅速向烏克蘭輸送武器和裝備，滿足他們緊迫的戰場需求。 「

歐洲司令部指揮官克里斯托弗·卡沃利（Christopher Cavoli）上將本月稍早對NBC說，俄羅斯發射的砲彈數量是烏克蘭軍隊發射的五倍。他警告如果沒有更多的美國援助，這個比例可能很快就會增加。

澤倫斯基在NBC的訪談中說，「我們需要遠程武器才能不讓前線人員損失，因為我們有傷亡，因為我們打不了那麼遠。我們的武器射程不夠。」

澤倫斯基對俄羅斯總統普丁是否會同意遵守停戰協議表示懷疑，他說：「你永遠不能相信普丁。」

他說，「停戰的戰略不該以普丁說了什麼或他手下一些人說了什麼為基礎，而是以一些非常具體的事情為基礎，一些烏克蘭十分可見的獨立和民主的東西為基礎。相信每個人都對此感興趣，」「所有政治領導人，他們都對烏克蘭的獨立、主權和民主感興趣。戰爭上花太多的錢並必須繼續這樣做的抱怨時說，美國人「首先是保護歐洲各地的自由與民主。」

前言

自習近平於2012年上台主政以來，中國的硬實力與軟實力均以讓世人驚嘆的中國速度突飛猛進。直到今天，中國的綜合國力已是今非昔比，與美國不可同日而語了。美國雖然尚且不願甘拜下風，卻除了實施齷齪的經濟制裁與卑鄙無恥的科技打壓以外，面對著今日如此強大的中國，可以說根本就是束手無策， 完全使不上力的。

時間進入2023 年，在萬國來朝之際，美國個個部長（國防，外交，財政，商業，環保）及拜登總統皆急於求見北京，卻不得其門而入。中國顯然已經平視各國，重返世界之巔；使得正在沒落的西方列強頓時之間措手不及。

以今日中國強大的綜合國力，中國還需要進行全面的武統嗎？

軟實力方面  

除了五千多年歴史文化的魅力，全民民主政治的實力，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外，就拿最近 (2023年) 多邊外交上的成就來講：對千年恩怨的沙伊撮合已經造成了中東的大和解 -- 包括敘利亞的快速回歸阿拉伯大聯盟；對俄烏戰爭的勸和促談已經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與認可。俄烏的停火已是勢在必行的。

一個能夠調解沙伊兩個大國之間的千年糾葛，與促成整個中東地區和平穩定的中國，難道沒有能力和平地處理本國兩岸之間的矛盾嗎？-- 鐵定能！

硬實力方面  

就中國國防軍備的飛速發展來看：除了海軍艦艇像下餃子一般的生產之外，其它的陸，海，空，天，及火箭軍與數百種無人機的發展皆為舉世矚目。尤其是各種不同射程的超高音速導彈與無人機（2024年四月） 的發展，以殺手鐧的姿態展現於世人面前。用錢學森彈道原理的技術，加上對「黑障通信」問題（2023/05/03）的突破與全球北斗導航的加持，中國的神劍導彈可以 「一個打一個中」 地以快速精准垂直打擊任何美國及第三國来犯的船艦與軍事設施。世界上現有的反導設備都是無濟於事的。所有的敵國艦船，在解放軍眼裏，就只是一個一個的「活棺材」。

至於多方來犯的戰機或導彈，不論隱形的或非隱形的，中國現代化的量子雷達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把敵方的戰機導彈都當成是空中的「飛靶子」了。

有著如此強大的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軍事能力，所有企圖介入台海爭端的外國勢力根本就是無能為力毫無勝算的。過去兩次因為兩位美眾議院議長竄台所惹起的環台軍事演練（2022 与2023），就已經證明了這點：美國與日本不敢也無能介入的。

作為孫子兵法的宗主國，秉持著如此強大的國力優勢，中國豈能不懂或不用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道理？

和平統一的基調

透過反向思維的結果，我們立即發現全面的武統是萬萬不可行的：同是炎黃子孫的後代，同屬同文同種的中華民族，兵兇戰危的武統只會傷害兩岸人民的感情。以兵戎相見的武統對戰後台灣的治理只會造成許多不可預測且不必要的困擾。一個把台灣打得稀巴爛的祖國，台灣人民還愛得下去嗎？

基於以上這些對兩岸民族的認同及人民感情的認識，兩岸必須和平統一的基調因此早已形成。

即使台獨觸動了「反分裂法」，中國也無需對台動武。中國大陸一定會首先和平地啟動歴史上的「招安回歸」法； 在招安勸和不成之後，中國只要以今日的國防軍力（海陸空天火電）全面封鎖台灣，宣佈禁飛區與禁航區，然後限時通緝與懸賞台獨戰亂分子；幾天後，基於對中國軟實力的嚮往與和平民主的感招，台灣內部很快就會全面瓦解的。台獨戰亂分子不是被國軍台警抓起來了就是早已逃之夭夭了。在解放軍登陸以前，台灣已經和平解放了。也就是說，中國解放軍完全没有必要在台灣掛白旗和平解放之前強行登陸的。

所以台海两岸之間根本就不會發生海戰，空戰，登陸戰，巷戰，或遊擊戰 之類的（過時的）傳統戰爭。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尤其是那些美國居心貽害台灣百姓的佈雷車，都已註定是毫無用途的。留给台灣的國軍所能做的只有陣前起義，逮捕台獨分子；台軍不敢也不會笨到打第一槍。這時候台灣島內，只有「和統保台」才是唯一正確的出路；而 「保護台積電」 則是當急之務。頓時台灣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在台的美國人，尤其是那些准備炸毀台積電的美軍與特務。

台海一定不會爆發戰爭的 

近年來美國智庫與國會議員的兵推根本就是過時的，主觀偏頗的。台灣島內的專家名嘴們與大陸主張武統的網民們也都忽略了本文所提出的基本事實，危言聳聽，墜入了諸多似是而非的論點。茲舉例討論如下：

1. 中國在台海周遭的演習針對的是台灣 （錯）：中國在台海四周與西太平洋的演習針對的不是台灣本島而是警告所有可能從域外來滋事的國家， 如美，日，韓，印， 澳 等。
2. 美國企圖把台灣變成第二個烏克蘭（對）： 美國想把台灣變成第二個烏克蘭的企圖是不切實際的。首先，台灣沒有戰略縱深就無法打巷戰及持久戰。其次，美國既然沒法登台軍援，台灣就沒本錢打消耗戰。
3. 美國會出面保護台灣（錯）：美國絕對不敢為了台灣對中國打第一槍； 因為中國經常說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還有, 「我讓你打第一槍， 但絕不讓你打第二槍！」  -- 全世界都聽到了。根據過去一連串在南海，東海與西太平洋的事實證明，美國只會躲得遠遠的， 哪敢靠雷池一步？
4. 美國想誘發台海戰爭 （對）：雖然美國口頭上說「不支持台獨」，但是實際的行動是想誘發台海戰爭的； 中國當然不至於笨到被動挑起台海戰爭的；因為 台灣早已是中國的囊中之物，甕中之鱉：統一台灣，操之在我。眾所周知，俄烏戰爭起源於北約對烏克蘭的欺騙與美國的拱火，中國即使沒有如此的前車之鑒，也不可能上當的。
5. 美國會發動世界各國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錯）：「國家的統一」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更是全中國人民的願望；他國根本就無缘置喙的。更何况是和平的統一，美國哪来制裁的狗膽與理由？

當地時間2023年11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舊金山斐洛理莊園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武裝台灣，支持中國和平統一」。並告知美方，「中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自那以後，中國外交部就對全世界宣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應該支持中國和平統一；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就必須堅決反對台獨」。至今全世界已有 180 幾個國家認同中國的這個和平統一的原則。

在習馬二會的講話中（2024年4 月 10日），習近平也間接的對台灣同胞曉以民族認同的大義與世代和平的可貴。 所以，和平統一的基調已經唱響到了世界各地； 難道台獨分子還能繼續裝聾作啞嗎？

結論

中國不會以槍炮式的武力攻打台灣，並非因為她沒有這個能力，而是因為她的綜合國力已經強大到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本着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再以完勝的武力為後盾，「不費一兵一彈兵不血刃的和平統一」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作者為自由作家，台大哲學系畢業，加大哲學博士班研究生，加大資訊電腦工程系畢業，電腦軟體韌體及網路工程師。現任教於加大生物醫學工程電子教學實驗室，)

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的選舉計票工作仍在進行，立場親北京的現任總理瑪納西·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雖保住自身議席，但無法在總理選舉中維持絕對優勢。反對派政黨獲得了更多議席，立場不明的獨立候選人成為組成下屆政府的關鍵。

根據初步選舉結果，在50個席位的議會中，索加瓦雷領導的OUR黨派和反對派聯盟CARE黨各獲得12席，由國會議員彼得·凱尼洛里（Peter Kenilorea）領導的另一反對黨聯合黨獲得了7個席次。

除了主要政黨，難以預測的獨立候選人和微小黨派獲得了16個席位。所羅門當地以「蚱蜢」一詞，形容那些立場保留、在聯盟談判中搖擺不定的政治人物。

索加瓦雷獲得的支持遠不足以讓他在總理選舉中獲得絕對優勢，必須透過談判爭取獨立候選人的支持。同時，反對派也將進行合縱連橫談判，試圖組成多數聯盟。

這次所羅門群島全國性選舉是索加瓦雷與中國達成安全協議以來的首次選舉，過程受到區域國家的密切關注，因所羅門政局走向與中國勢力進軍南太平洋息息相關，選舉受到美國重視。

索加瓦雷是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最堅定的盟友之一。在他領導下，大量中國援助和投資湧入該國。中所兩國不僅在2022年簽署了安全協議，還在2023年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由於對區域安全的可能影響，這一系列舉動引起澳洲和美國的擔憂。

索加瓦雷星期一接受所羅門媒體Tavuli News訪問時承諾，如果他獲得連任，將進行「大量改革」。

索加瓦雷的兩個主要對手政黨，在選舉中都表示希望削弱中國的影響力。總理大位的主要挑戰者、反對黨國會議員彼得·凱尼洛里（Peter Kenilorea）誓言要「廢除」與中國的安全協議。

路透社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消息稱，星期一有兩名獨立候選人加入了CARE黨，使反對派勢力增加。

知名的中國批評者、所羅門群島馬萊塔省前省長丹尼爾·蘇伊達尼（Daniel Suidani）再次當選馬萊塔省議會議員，他星期一表示，其所領導的政黨希望重獲總理職位。

蘇伊達尼在擔任省長時，曾禁止中國企業進入所羅門群島人口最多的馬萊塔省，並接受美國的發展援助，但去年他因拒絕承認中國而遭到突襲式罷免。

備受關注的前總理戈登·達西·利洛（Gordon Darcy Lilo）睽違十年重返議會。另有兩名女性以獨立候選人首次進入議會。

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表示，中國華為最新推出的Mate60智慧型手機使用的驅動晶片，遠沒有美國晶片先進，表明美國對華為先進半導體晶片的禁運政策正在產生效果。

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4月21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訪時，做了以上表示。

她說：「此事告訴我出口管制正在產生效果，因為（華為的）晶片遠沒有那麼好……與我們美國的晶片相比有好幾年的代差，」雷蒙多說。 「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半導體，而中國卻沒有。」

華為去年八月發布一款由先進晶片驅動的新款智慧型手機Mate60，令美國政府和業界大為震驚。 Mate60也曾被某些中國媒體和網友視為中國高科技突破美國封鎖的象徵。

Mate60推出的時機也被視為打臉雷蒙多，因為她當時正在中國進行訪問。

美國政府由於擔心中國將先進的半導體晶片用於武器裝備以提升其軍事能力，近年來一直試圖加強向中國出口半導體晶片以及晶片製造技術和設備的管控。美國供應商如果需要向華為出口任何產品、設備或技術，就必須向美國商務部申請一般被認為很難獲得批准的特別許可。

但是，英特爾（Intel）等華為供應商仍然成功地從美國商務部獲取出口許可，向華為出售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商品。華為四月稍早推出以英特爾晶片驅動的首款人工智慧筆記型電腦 讓美國國會對中鷹派的共和黨議員非常不滿。

雷蒙多在接受《60分鐘》節目採訪時表示，基於美國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她目前正聚焦於防止中國和俄羅斯政府染指美國設計製造的半導體晶片。

「今天在2024年，你如果考慮國家安全，它不僅僅是坦克和導彈。它是技術，它是半導體，它是人工智慧，它是無人機，」雷蒙多告訴節目主持人。 「而商務部身處炙手可熱的科技中心。」

當主持人談到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到75萬美國人的就業時，雷蒙多強調她實際上有所為有所不為。

「在絕大部分的商品和服務上，我們希望與中國貿易，」雷蒙多說。 「但是在影響到我們國家安全的技術方面，我們不幹。」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4月22日發布報告指出，由於國際和平與安全局勢惡化，去年全球軍費開支增長7%，增幅為2009年以來的最大，這也使得各國軍費總額飆升到2.44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SIPRI發布的報告指出，2023年全球軍費開支最多的前四個國家分別為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

「各國都在優先強化軍力，但是它們在一個越來越變化無常的地緣政治和安全環境中面對著作用-反作用螺旋的風險，」路透社引述國際和平研究所軍事開支與武器生產計劃高級研究員的話說。

報告指出，俄羅斯去年的軍費成長24%，使其總額達到1,090億美元。烏克蘭則將軍費增加了51%，總額達到650億美元。基輔從其他國家還接受了至少35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中國去年的軍事開支約2,960億美元，年增6%，這也是中國連續29年增加軍費開支，中國的軍費開支已佔亞太地區軍費開支總額的一半。

研究報告發現，中國軍費開支的成長也促使即將到來的日本、台灣和印度跟進增加國防預算，而且這一趨勢未來幾年還會繼續加快。

報告指出，日本和台灣去年的軍事支出較去年同期分別上漲11%，總額分別達502億美元和166億美元。印度的國防預算也增加了4.2%，達到836億美元。

報告說，北約國家的軍費開支在全球軍費開支的佔比為55%。

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斯卡拉扎托指出，對北約國家而言，烏克蘭歷時兩年的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它們對安全的看法。

報告指出，預計北約成員國現在至少將GDP的2%用於軍事開支。

報告也指出，絕大多數北約成員國都在增加軍事開支，而美國去年的國防預算增加了2%，達到9,160億美元，約佔北約總軍費開支的三分之二。

以色列從去年10月起就一直在與哈馬斯進行戰爭，軍費開支也是直線上升。以哈戰爭也促使中東阿拉伯國家持續增加國防預算。非洲、拉丁美洲軍費成長的幅度也令研究人員感到意外。

美國國務院4月22日發布2023年《各國人權實踐報告》，點名中國針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民族及宗教少數民族進行種族滅絕和反人類暴行。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再次看到人權和法治在全球更多地方以更多方式受到壓力。」布林肯說， 新疆維吾爾人「是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受害者」。他表示，美國將持續向相關政府表達對侵犯人權行為的關切。

《報告》中有關中國的部分指出，「這一年，中國發生了針對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族以及新疆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成員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 「2017年以來，（中國）政府任意逮捕和拘留了超過100 萬維吾爾族人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群體的成員，並將其關押在法外拘留營、監獄中，還有另外一些總數不明的人在白天接受'再教育'培訓。

報告也對香港人權問題提出關切，稱中國政府在2023年「繼續剝奪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權。」

這份報告中列舉的中國存在的重大人權問題包括政府任意或非法殺戮；強迫失蹤、酷刑；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跨國鎮壓；任意干涉隱私；嚴重限制言論、媒體、網路自由；嚴重干涉和平集會、結社、宗教、遷徙和居住自由；嚴重的政府腐敗；販運人口、強迫勞動等。

報告總結：「中國政府沒有採取可靠的措施來查明或懲罰可能侵犯人權的官員。」

布林肯將於本週4月24日至26日訪問中國。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局高級官員羅伯特·吉爾克里斯特（Robert Gilchrist）在報告發布記者會上表示，布林肯將以最高等級、最明確的方式向中國提出人權關切。

歐洲議會4月23日將投票通過一項法律來禁止從中國進口涉及維吾爾族穆斯林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強制勞動產品。

這項法律雖未直接提及中國，但明顯針對中國，有可能加劇與北京的緊張關係。

根據最新的法律，歐盟國家可以移除被發現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的產品以及在歐盟製造的使用了強迫勞動的外國材料製成的產品。

歐洲議會議員瑪麗亞·曼努埃爾·萊陶·馬克斯（Maria Manuel Leitao Marques）表示：「對於我們的聯盟來說，這是完全無法接受的。作為在倡導價值觀方面應該是全球捍衛者的聯盟，我們不應該繼續在我們的商店裡進口和銷售那些在供應鏈某個環節中以血淚製成的產品。

人權組織表示，至少有100萬人、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少數民族，在中國西北部新疆地區被拘留，並面臨廣泛的虐待，包括強迫婦女絕育和強迫勞動。

這項法律的草案獲得歐洲議會通過後，經由歐盟27個成員國最終批准後正式成為法律。

目前歐盟已針對中國採取了一系列貿易工具，包括對中國政府支持的太陽能板等綠色科技領域進行反補貼調查。

中國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負責人4月22日 表示，中國政府歡迎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訪華，他同時警告，中方堅決反對反制美方頑固推進遏華戰略的錯誤言行。

這位不具名官員是在22日舉行的一場有關布林肯訪華的媒體背景吹風會上，作上述表示。

這位官員強調，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舊金山舉行的是一場“歷史性會晤”，並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和成果。兩人不僅在年初美中建交45週年時互致賀信，而且在4月初還通了電話。他說：「在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下，中美關係呈現止跌企穩的態勢」。

這位官員說：「與此同時，兩國關係中的消極因素也很突出。美方頑固推進遏華戰略，不斷採取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形象、損害中方利益的錯誤言行，對此我們予以堅決反對反制。」

布林肯計劃星期三至星期五訪問中國，並將在上海和北京會晤中國高級官員。這也是布林肯任內第二次訪問中國。

在布林肯第二次訪華之際，美國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提供協助，因為中國公司直接向俄羅斯的軍工企業供應關鍵零件。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說法，其他迫切的議題包括禁毒、提升兩軍交往、建立有關人工智慧風險與安全的對話，以及探討加强两國人文交流的方法。

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在上週五舉行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美國在議程中的任何問題上都「對取得突破的前景很現實且保持頭腦清醒」。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他們預計布林肯與中方的會談不會有任何重大突破。

向媒體吹風的中國外交部官員表示，中美之間應該加強對話，而且自舊金山峰會以來，中美在各級各領域都開展了一系列重要接觸，包括「兩軍恢復溝通對話」。但他要求美方不能為溝通而溝通，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這位官員表示，中美要有效管控分歧，但是警告美方不能觸碰中方在台灣、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等問題上的紅線。

這位官員說：「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台獨』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海和平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台獨』勢力分裂活動和外部縱容支持，我們絕不會聽之任之。」

布林肯在訪華期間除了向北京重申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對台六項保證和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基礎之上的一中政策、反對兩岸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原則立場外，預料也將呼籲北京在台灣政權交接期間保持克制，維護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美國國會眾議院日前通過950億美元的軍援計畫，除了軍援烏克蘭和以色列，也承諾向台灣提供81.2億美元的軍援。

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諾海軍上將（Admiral John Aquilino）4月23日在東京表示，中國在經濟衰退期間還要增加國防開支令人擔憂。他還說，中國正在展開一場脅迫台灣的行動計劃，而且姿態變得更加強硬。

中國官方上周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在今年第一季年增5.3%。阿奎利諾對這些數據的真實性嗤之以鼻。他表示，如果問任何一個經濟學家中國經濟是否能夠成長這麼快，「他們會告訴你，『沒門』」。

阿奎利諾指出，中國正在遭受房地產衰退的打擊，中國官方的經濟成長率數據「並不真實」。

這位美國海軍上將說，儘管經濟不景氣，北京還在刻意決定為擴大軍事能力提供經費，「這對我來說是令人擔憂的」。

阿奎利諾表示，中國官方公佈的國防預算增加7.2%的數字，不值得相信。他認為實際增幅要大的多。

阿奎利諾週一在東京會見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雙方確認強化日美同盟在應對中國威脅方面的重要性。

美軍在印太地區部署38萬部隊。阿奎利諾擔任印太司令已有三年，計劃在今年五月卸任。即將接任這項職務的是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帕帕羅（Samuel J. Paparo）。

阿奎利諾也批評中國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問題上的言論和行動變得日益富於進攻性，特別是在有爭議的第二托馬斯淺灘（中國稱仁愛礁）和台灣附近。

彭博社引述阿奎利諾的話說，「（中國）在提到十段線之內的所有東西的時候（中國）都更加強調中國的主權領土，然後就是執法行動。」

阿奎利諾說：「中國對台灣的言行更是如此，我看到（中國）正在展開一場脅迫和施壓的行動計劃，其姿態正變得更加強硬。」

美國國會參議院週二(4月23日)以壓倒性多數，將一項軍援法案再往前推進，最後的表決可能在美國時間週二晚間進行，這項950億美元的方案將向烏克蘭、以色列和台灣提供軍援。

參議院就結束冗長辯論進行表決，有80位跨黨派參議員投下支持票，幾乎確定將使法案獲得參議院最終通過，並送交拜登(Joe Biden)總統簽署成法。

拜登週一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說，一旦法案獲得通過，美國將立即運送急需的防空武器。眾議院上週六經過四次投票，通過了四項內容，然後將它們合成一部法案，送回參議院，由參議員來最後通過。

澤連斯基在X平台上發文說：“總統向我保證，方案將迅速獲得批准，它將是強有力的，加強我們的防空以及遠程和砲兵能力。”

美國官員表示，大約10億美元的援助可能很快就會上路，大宗援助將在今後幾週跟進。

除了援烏之外，法案還將提供260億美元，用於對以色列的戰時援助以及向加薩民眾提供人道救濟，還有80億美元用於在台灣和印太地區抗衡中國。

為了爭取更多的票數，眾議院共和黨人還在這項計劃中增加了一項議案，要求社交媒體應用軟體抖音的海外版TikTok的中國母公司在一年內出售其股份，否則有可能將其封禁。

這些修改為該法案增加了共和黨支持者，意味著在參議院共和黨會議中，該法案獲得明確多數支持。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都呼籲迅速通過法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與全球各國關切台海和平穩定、不改變現狀，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美國明確告訴中國與台灣，維持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他說，台灣在戰略上永遠重要。

這位美國首席外交官也表示，中國近年來對台灣施加的經濟、軍事和外交壓力，對中國自己的利益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目前正在瑞士達沃斯（Davos）出席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布林肯（Antony Blinken）接受美國CNBC新聞網訪問談到台灣大選時重申，美國祝賀台灣總統當選人，也祝賀台灣人民充滿活力的民主，不僅為區域也為全世界樹立榜樣。

布林肯週二(1月16日)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活動期間接受CNBC主持人安德魯·索金(Andrew Sorkin)採訪時表示，台灣人民為全世界樹立了民主典範。他也說，美國堅持長期的「一個中國」政策，同時聚焦於維持現狀與台海和平穩定。

以下是訪談內容：

問：讓我們談談一系列也許可以說是危機、或至少是此間討論的大話題、熱門話題，先從美中關係開始，這與台灣選舉有關。有了新的總統。你公開發表評論祝賀他勝選。你認為目前這對美國和中國意味著什麼？這是不是加大了某些事情會發生的風險？

布林肯國務卿：這意味著幾件事。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祝賀了當選總統，但是也祝賀了台灣人民，祝賀他們強勁的民主以及不僅為該地區也為整個世界樹立的了不起的榜樣。說到台灣本身和海峽兩岸關係問題，我們聚焦於一件事情，而且與世界各地其他許多國家一道，密切地聚焦於此：和平、穩定，不改變現狀，和平解決任何分歧。

這一點的重要性是有原因的，這對達沃斯這裡的幾乎每個人來說都是重要的。你知道這一點。每天都有世界商務的50%經過那道海峽。台灣製造的半導體以各種人們可以想像的方式驅動著世界。如果將其以任何方式打斷或破壞，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壞事。
問：好吧，那麼讓我接著就隨後出現的言辭戰向你提問。你祝賀了他；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你的評論——這是原話——“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你怎麼看？

布林肯國務卿：實際上，就在選舉前一天，我在華盛頓會晤了一位非常高級的中國領導人。這是我們聚焦的問題之一。說到台灣和中國，我們非常明確地表達了我們的立場。首先，我們長期以來有「一個中國」政策。這仍然是我們的政策，不會改變，我們重申了這一點。同時，就如我所說，我們堅決支持維持現狀，這是為了和平與穩定。

中國必須就其將做什麼和不做什麼做出決定。但是我認為，他們近年來所顯示的做法實際上對他們的利益適得其反。透過試圖對台灣施加壓力——經濟壓力、軍事壓力、外交壓力、孤立——這只是增強了許多他們恰恰不希望增強的人。

問：但是，你是不是認為訊息被弄得困惑了？因為就在你剛剛祝賀之後，拜登總統也被問到台灣選舉，他公開表態說：「我們不支持獨立。」這就涉及了「一個中國」政策。所以呢，同時，我們是在說民主是好的，但獨立其實不好。

布林肯國務卿：不，這一直是我們的——這一直是我們的政策，從我能記住的時間起就是這樣了。再次要說的是，我們的政策是盡我們的能力來確保我們能有和平、穩定，讓現狀不會以將會對世界各地每個人造成後果的方式被打破。

問：可是，假如最終被接管了，你認為風險是什麼？習主席說，他最終希望把台灣全面納入中國。我與前總統交談過——也許她目前還是現任總統——就在去年的「交易錄峰會」上。她說，鑑於中國當今的經濟挑戰，她不相信中國會尋求接管。你認為這種看法準確嗎？

布林肯國務卿：我不會去揣測；我不會介入假設性的說法。我只能告訴你我們所聚焦的，那就是維持和平與穩定。我們已經非常明確地向中國表達了這一點；我們也非常明確地向台灣表達了。這是我們所聚焦的。

同時，我們與中國有著重大的、至關重要的關係。也許可以說，在我們所有的關係中，這既是最為複雜的，也是後果最為重大的。而這也是我們所聚焦的。

問：讓我問你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在此間一直在跟很多執行長交談，包括那些造晶片的人——英特爾、高通，還有其他很多。在美國，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努力，要試圖把製造業帶回美國——最終到2030年實現晶片獨立。如果而且一旦這個目標達成了，台灣對美國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是會變大，還是變小呢？

布林肯國務卿：首先，你說得完全對，我們有一項重大努力正在進行中。本屆政府、拜登總統政府的一項重大成就一直是投資於我們自身——特別是包括《晶片與科學法》——以確保我們在國內這裡有製造能力。

但是，這需要一段時間。說到晶片，台灣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如我所說，除了晶片，世界商務的50%每天都要穿越這道海峽。這是不會改變的。

問：所以它將永遠在戰略上——
布林肯國務卿：它將永遠是重要的。

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勞拉.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1月16日於台北召開記者表示，太平洋島國諾魯與台灣斷交的決定令人「失望」。她說，諾魯引用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作為斷交的理由，並不符合國際期待，因為該決議並未決定台灣的國際地位，也沒有排除任何國家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在陪同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斯蒂分.哈德利（Stephen Hadley）和前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結束3天的訪台行程後，隨即召開記者會，說明美方對諾魯與台灣斷交決定的立場。

針對太平洋島國諾魯援引聯大第2758號決議為法源依據，決定與台灣斷交並轉而與中國建交的決定，羅森伯格表示，這個決定不符國際期待，因為該決議文並未界定台灣的地位，也沒有排除任何國家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更不會排除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體系。

她說，「令人失望」的是，有人扭曲了聯大第2758號決議，用來施壓台灣、限制台灣在國際上發聲或影響台灣的外交關係。

羅森伯格說，諾魯雖是基於自身主權所做的外交決策，但此外交轉向的決定仍令人失望，她還善意提醒諾魯，中國為了爭取建交所做的承諾，最後很多往往都未真正落實。

羅森伯格重申美對台政策不變羅森伯格在記者會上重申，美國的對台政策及優先目標一向明確，就是依循《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報》及《六項保證》為準則的一中政策。她說:「我們會繼續與台灣維持強勁的非官方關係，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也是亞太區領先的經濟體，我們會繼續在共有的價值和利益上，拓展與台灣的合作。」

羅森伯格讚揚台灣剛舉行的大選符合民主、自由、公平原則，大選過程十分振奮人心，不僅鼓舞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國民，更成為鞏固美臺情誼的共享價值。她重申，美國對台政策獲得跨黨派的支持，不會因為白宮有任何新執政團隊上台而有所改變。她也表示，美國將協助台灣強化防衛能力。她重申，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擁有巨大利益，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符合美國的利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批評美國公然對主權國家獨立自主做出的決定說三道四、對中國外交竭力汙衊抹黑，為「台灣地區」拓展國際空間說項，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中方敦促美方將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承諾落到實處，慎之又慎處理涉台問題。

羅森柏格表示，台灣是一個值得信賴、理念相近的民主夥伴，美國支持世界上所有國家與台灣往來。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星期六（1月13日）說，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台灣選民之前剛拒絕中國，讓民進黨獲得第三個總統任期。

路透社報導，台灣執政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當天稍早當選總統，他強烈拒絕中國的壓力，保證不畏北京，並尋求談判。

拜登在被問及對星期六台灣選舉的反應時說，「我們不支持獨立。」

華盛頓在台灣投票開始前幾個小時警告說，「任何」國家幹預選舉都是「不可接受的」。

美國《國會山莊報》（The Hill）、政治報（Politico）和巴倫周刊（Barrons）等媒體當天也報導了拜登不支持台灣獨立的這段講話。

《國會山報》指出，拜登的立場強化了一個中國政策，承認台灣歷史上是大陸一部分的北京宣稱。美國致力於同台灣發展非正式關係。

《政治報》說，拜登的演講發出了直率訊息，向台灣新總統賴清德強化了美國政府的立場。美國政府並澄清說，美國政府雖然不支持台灣獨立，但贊成台北和北京對話，在沒有脅迫的情況下和平解決分歧。

《國會山莊報》報導說，台灣本次選舉將確定台灣與中國未來四年的關係。中國先前警告說，這次選舉很重要，因為選民將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做出選擇。

路透社通報說，美國儘管與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台灣最重要的國際支持者和武器供應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祝賀賴清德勝選，表示美國「致力於維持海峽兩岸和平穩定以及不受脅迫和壓力而和平解決分歧。」他說美國期待與賴清德和台灣所有政黨的領導人合作，“根據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推動他們的“長期非官方關係”。

《政治報》報說，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克·約翰遜（Mike Johnson）也對台灣選舉結果表示歡迎。他在社群媒體上說，「美國迫切希望同當選總統賴清德合作，繼續發展我們與蔡總統享有的強大夥伴關係。」

美國眾院中國委員會共和黨主席麥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和民主黨籍首席成員拉賈·克里希納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在聲明中說，“在這個過渡階段以及當選總統賴清德未來就職後，美國將繼續與我們的台灣朋友們肩並肩站在一起。”

路透社說，拜登政府擔心這次選舉、過渡階段和新政府會提升與北京的衝突。

拜登努力緩和與中國的關係，包括同意去年11月份與習近平主席在加州的一次峰會上討論安全事務上的分歧。

兩名高級政府官員說，台灣政府預計中國會試圖在選舉後向新總統施加壓力，包括今春在台灣附近舉行軍演。中國從未放棄使用武力去控制台灣。

路透社引述拜登政府一名高級官員的話說，為了顯示對新政府的支持，拜登計劃派出非正式代表團訪問台灣。

這位官員說，代表團可能包括一些前高級美國官員，但名單尚未最後確定。過去曾向台灣派出過類似的代表團。

美國眾院議長約翰遜也建議，國會領袖將在台灣新總統賴清德就職後訪問台灣，並對台灣表示支持。《政治報》引述約翰遜的話說，「為了強調國會目前對安全和民主的承諾，我將要求相關眾院委員會的主席們率領一個代表團在賴清德5月就職後訪問台北。」路透社說，

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2016年當選總統後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了電話，讓中國感到憤怒。這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1979年與中國建交以來美國和台灣領導人的首次此類交談。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星期五上午在國務院與中國新外長人選呼聲很高的資深外交官劉建超進行了歷時一個小時的會晤。華盛頓曾告誡北京不要把台灣選舉當成破壞台海穩定的藉口。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是自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15日在舊金山利用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的間隙舉行雙邊會晤以來訪問美國的最高層級的中國官員。

熟悉會晤的消息人士表示，“鑑於最近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挑釁行動”，在外交上直接向中國表明“在台灣選舉前維持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至關重要。

拜登政府本周宣布將依據行之有年的先例，選後向台北派遣一個高層非官方代表團。此舉被視為化解北京強烈反應的努力。

中國一位發言人星期四表示，台灣的選舉“純粹是中國的內政”，而且中國堅決反對美國與台灣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觸。

台灣總統大選的勝者將於5月20日就職，而在此前的幾個月過渡期被視為兩岸關係的敏感期。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計畫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說，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訪美是不同尋常的。

「對這次訪問最可能的解釋以及布林肯接待他的原因就是劉建超很可能出任中國下一任外長。這次訪問在全國人大即將（於三月初）舉行的會議中正式對他任命之前為美國提供了一個了解他的機會，」葛來儀對美國之音說。

出席星期五會晤的美方高層官員包括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以及東亞局中國事務協調員馬克·蘭伯特（Mark Lambert）。

台灣選舉之後，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的溝通仍將持續，因為美中高級官員都將出席下週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布林肯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將前往瑞士的度假勝地，出席這場年度經濟盛會。

布林肯與中國官員的會晤被描述為維持溝通管道暢通、負責任地管控兩國分歧、以及處理各種問題的持續努力的一部分。這些問題包括全球和區域安全關切，例如俄烏戰爭以及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根據某些估計，全球約有一半的貿易穿越台海，因此台海穩定對全球經濟至關重要。

田牧（德國）

2023年11月初，魏京生、王丹、王軍濤在舊金山倡議，將在海內外舉行中國「國是會議」，其目標與任務：商議結束中共腐敗暴政，建立民主中國的方案，作為對中國和世界前途負責任的政治力量，作為國際民主陣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為什麼舉辦「國是會議」？「國是會議」文件指出：處在深重災難中的中國人民需要創建一個民主中國。當今中國處於危難之中，是四十多年來的至暗時刻！中國淪為全國姓黨、全黨姓習的專制獨裁體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給中國深重的災難。中國各界迫切期盼結束中共暴政和習近平獨裁，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結束暴政、實現公民公平分享發展的果實，才能實現國泰民安、長治久安，這也為世界和平發展、創建一個民主中國、國際政治穩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台灣已立根基的民主惟有在中國也民主化的情況下，才可能接續茁壯與永續存活下去。因此，促進中國民主化既是台灣的責任，亦是台灣的生機所在。中國民運必須與臺灣、香港、西藏、維吾爾、南蒙古等各民主力量團結與合作，建立廣泛民主革命大聯盟，共同推動與建立未來中國的憲政民主制度。

三十餘年來，中國民運的現況是：組織繁雜、山頭眾多，各有綱領、各謀其政。雖說做到了隊伍不散、口號不斷、旗子不倒，但是籬笆林立，處處欄柵，力量分散，成效甚微等。

民運圈內的朋友，都是責任人，都是當事人，如何凝成一股繩，聚成一股力，走出中國民運新天地？古有「周文王與《易經》的永恒對話」，凝聚了中華國運的智慧與薈萃。「國是會議」將是現代版的中國民主憲政國運發展的智慧與薈萃。
與會嘉賓是：魏京生、廖天琪、謝志偉、王軍濤、鄭文傑、索南次仁、David Hardingham、Hon-Shiang Lau、Enver Tohti Bugda、蔡明達、霍嘉誌等。
茲定於1月20-21日，在倫敦舉行「國是會議」歐洲意見征集與商討會，匯聚各方意見，探討未來策略。會議由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英國民主黨總部、歐洲之聲聯合籌辦。會議邀請歐洲各國的中國民運負責人出席會議。

會議籌備召集人：黃慈萍、王冠儒、潘永忠、王國興、黃華
會務秘書長與聯絡人：黃華
電話：00447949069725，郵箱：huahuang55@gmail.com
2024年1月10日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星期五（1月12日）台灣大選前夕將在華盛頓會晤中國資深外交官劉建超。美方持續告誡中國不要利用此次選舉作為製造不穩定的藉口。

布林肯週五將在美國國務院與負責與各國政黨發展關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舉行會談。

熟悉會晤安排人士表示，美國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也會參與這次歷時一小時的會晤。下週，布林肯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都將前往瑞士的達沃斯度假勝地，出席年度世界經濟論壇。

這次會晤被認為是雙邊為保持溝通管道暢通、負責任地管控兩國分歧以及應對一系列問題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應對芬太尼危機、全球及區域安全關切是雙方溝通的一部分。

華盛頓針對台灣選舉遭遇「外部干預或惡意影響」表達反對的立場。

台灣總統大選的贏家將於5月20日就職。未來幾個月的過渡期被視為兩岸關係的敏感期。

美國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週三表示，如果北京選擇對台灣選舉結果施加額外的軍事壓力或脅迫，那麼它就是「挑釁者」。

「在整個選舉和過渡期間，依據過去的先例和我們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我們將確保與北京溝通管道暢通，包括外交和最近恢復的兩軍交流管道，」這位美國官員表示。

美中官員本週舉行會晤。美國首席副國家安全顧問喬恩費納（Jon Finer）星期三與劉建超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白宮表示，雙方討論了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峰會主要成果的落實情況，以及中東和俄烏戰爭帶來的挑戰。費納強調了台海以及南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以及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戰爭加劇了一些令人震驚的新的全球現實。中俄友誼不斷加深。伊朗和北韓作為地區麻煩製造者和武器出口國的形象正在上升。世界大國正在爭奪全球南方的影響力。而在美國，共和黨內部長期醞釀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衝突已達到白熱化。傑拉爾德‧塞布( Gerald F. Seib) 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共和黨能否在外交政策上達成共識？共和黨必須調和其新民粹主義和舊國際主義>( Can Republicans Find Consensus on Foreign Policy? The GOP Must Reconcile Its New Populism and Old Internationalism)

共和黨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時刻

這是自 1952 年以來共和黨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時刻，當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Dwight Eisenhower) 擊敗了孤立主義挑戰者，獲得了該黨的總統提名。艾森豪威爾將把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積極角色作為共和主義的核心原則。在後來的幾年裡，圍繞著羅納德·雷根總統強有力的國際主義、自由貿易的倡導以及對移民優點的信念形成了共識。但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這些原則已經讓位給「美國優先」的民粹主義，這種民粹主義批評全球化並傾向於從世界撤退。前總統唐納德·川普再次成為領先的總統候選人，他將對國際參與的懷疑帶入了該黨的核心。如果川普輸掉今年的選舉，這些想法不會簡單地消失，但它們還沒有代表新的共識。隨著共和黨政客在未來幾個月就外交政策爭論不休，關鍵問題是他們能否將雷根時代的國際主義和川普時代的「美國優先」衝動融合成一個連貫的戰略和世界觀。

其他共和黨候選人正在追隨川普的腳步？

這兩種外交政策思維之間的衝突在國會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對烏克蘭的援助已成為國會激烈辯論的議題。儘管參議院共和黨領導人原則上繼續支持軍事援助，但去年 12 月，他們以民主黨在移民政策上的讓步為條件向烏克蘭、以色列和台灣提供額外資金，從而有效地阻止了新援助計劃的通過。與此同時，眾議院的許多同行反對進一步為烏克蘭提供資金。9月，104名眾議院共和黨人投票決定從支出法案中取消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但共和黨外交政策的轉變不僅限於烏克蘭，也不僅發生在國會。在 8 月接受福克斯商業新聞採訪時，川普提議對向美國出口產品的「所有人」徵收 10% 的關稅，並對自行徵收更高關稅的國家徵收更高的關稅。這一立場是背離雷根領導下的共和黨正統觀念的決定性舉措，雷根曾宣稱「美國的貿易政策堅定地建立在自由開放市場的基礎上」。其他共和黨候選人正在追隨川普的腳步。川普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挑戰者之一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已將自己帶入了新的、干預主義較少的共和黨外交政策的先鋒，並採納了川普「美國優先」方針的要素。拉馬斯瓦米堅稱，只有當美國工業依賴台灣的半導體工業時，美國才會保衛台灣。和許多其他共和黨人一樣，他質疑華盛頓支持基輔的邏輯，並譴責「鼓吹在烏克蘭發動一場不會贏的戰爭的有用白痴」。

當前相互衝突的衝動的混合體既是必要的？

儘管如此，共和黨的許多主要外交政策思想家（其國家安全機構）仍然認為，該黨當前相互衝突的衝動的混合體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與這個群體的成員（包括前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前國務卿和國防部長）的對話中，大多數人認為存在共同點，並且普通共和黨人不像他們的一些領導人那樣傾向於新孤立主義」公開聲明表明。

例如，前副總統邁克·彭斯說，黨內對「綏靖」和「甚至孤立主義」政策的支持正在上升，但他堅稱，儘管這種觀點可能很響亮，但「並不佔多數」 」。曾擔任喬治·W·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的史蒂芬·哈德利認為，共和黨人的相互競爭的想法「可以調和，黨內兩翼之間可以進行對話」。同樣，阿肯色州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認為，儘管裡根和川普的做法之間存在「強烈的緊張關係」，「在需要綜合考慮的情況下，雷根的外交政策考慮到了變化的情況並改變了政策」。這是大多數共和黨人會遵循和贊同的。

美國需要在世界上保持積極的作用

要實現這項綜合需要就一系列核心問題達成共識。方案包括對中國採取更冷靜的看法，堅定地致力於幫助台灣保衛自己，旨在滿足新的中俄軸心的戰略和國防預算，排除北京的自由貿易安排，明確的目標承認合法移民的經濟利益，並要求美國盟友分擔更多負擔。為了使這項新的共和黨外交政策共識在政治上可行，該黨必須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證明美國需要在世界上保持積極的作用。共和黨人必須始終如一地向選民解釋美國人從接觸中獲得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這是一種言辭上的轉變，其執行需要黨內的領導力和勇氣。

共和黨人因美國的國際承諾而產生的緊張關係並不是什麼新鮮事。1941年，當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國會推動《租借法案》以向二戰期間的英國提供軍事物資時，大多數共和黨議員反對這項舉措。美國參戰後，共和黨人團結在羅斯福及其繼任者哈里·杜魯門總統周圍，但在敵對行動結束後，該黨的孤立主義派開始重新崛起。1949 年，當參議院就美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進行投票時，黨內元老、長期對外國糾葛持懷疑態度的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 與其他10 名共和黨參議員一起投票反對批准該組織。

暴君的絕望和被壓迫者的希望

對國際參與的懷疑論者仍然是黨內的一股強大力量，如果不是艾森豪威爾這個人，他們可能會佔據主導地位。到 1952 年總統競選時，艾森豪威爾憑藉在二戰中擔任盟軍最高指揮官的成功，既是一位公開的國際主義者，也是一位炙手可熱的政治人物。他屈服於壓力參加競選，並選擇以共和黨人的身份參選。歷史學家大衛‧尼可斯在《艾森豪威爾 1956》一書中斷言， 「艾克決定競選總統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擊敗共和黨的孤立主義派」。

共和黨初選變成了艾森豪威爾和孤立主義勢力領袖塔夫脫之間的鬥爭。當艾森豪威爾獲勝時，共和黨在提名大會上的綱領毫無歉意地宣布美國打算成為一個積極參與的全球領導者。它承諾支持聯合國和自由貿易，誓言擊退蘇聯，並承諾美國將「再次成為充滿活力的、道德和精神的力量，這是暴君的絕望和被壓迫者的希望。」

道德上的需要，也是戰略上的必要

類似的想法引導了共和黨主流六十多年。該黨隨後的領導人包括理查德·尼克森總統和里根，他是終極國際主義者和美國向中國開放的工程師，雷根的反共衝動轉化為與盟友的積極接觸，並針對全球範圍內被視為蘇聯代理人的行動。此外，雷根持有並經常闡述美國作為自由和民主典範的觀點——一座「山上閃亮的城市」——既應該傳播福音，也應該歡迎能夠豐富美國經驗的移民。

國際參與也為重要的共和黨選民服務。與中國建立關係對該黨的商業派極為有利，它獲得了巨大的出口市場以及零件和製成品的來源。經濟全球化也為共和黨主導的中西部各州的美國農民開放了市場，包括中國的市場。持強烈反共情緒的選民認為該黨對蘇聯的侵略立場以及對中美洲和非洲反共分子的支持既是道德上的需要，也是戰略上的必要。

「美國優先」的崛起

然而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對國際主義的支持開始減弱。當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威脅消失時，共和黨人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團結在一起的黏合劑也消失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得到兩黨領導人的支持）導緻美國製造業基礎萎縮，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消失。在1992 年和1996 年的總統競選中，長期擔任共和黨政治顧問和評論員的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 對接觸的好處提出了質疑，並提出了他自己版本的「美國優先」貿易和移民壁壘。

儘管如此，美國在世界上擁有強大影響力的願望仍然存在。作為當時流行思想的一個例子，時任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後來的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 (Chuck Hagel)於 2004 年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概述了共和黨外交政策的支柱。他的清單包括支持聯盟、擴大自由貿易、支持外交使團、推動中東民主改革、深化與中國的關係以及加強能源安全。

自那以後的幾年裡，除了能源安全之外，共和黨人已經放棄了所有這些原則。特別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兩場戰爭均由共和黨總統發起）引發的長期且不盡如人意的戰爭讓人們感到疲勞，使得國家建設和民主促進從原則性的願望變成了可疑的主張。

「我們的信條將是美國主義，而不是全球主義，」

這樣一來，川普的大門就打開了。「我們的信條將是美國主義，而不是全球主義，」他在 2016 年接受共和黨總統提名時宣稱。川普公開質疑美國聯盟的價值，甚至暗示，如果北約夥伴受到攻擊，華盛頓將不會履行其保護北約夥伴的條約承諾。2018 年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峰會上，他差點讓美國退出該聯盟，但在最後一刻被幕僚長約翰凱利勸阻。川普試圖在美國南部邊境建立實體牆，並在其經濟周圍建立虛擬牆，引入針對朋友和敵人的關稅和貿易限制。

川普及其政黨對外國參與的揮之不去的懷疑是顯而易見的。在去年發布的一段影片中，川普表示，如果連任，他將「清除五角大廈和國務院的所有戰爭販子」。然而，這種普遍態度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共和黨在打擊哈馬斯方面大力支持以色列，部分原因是該黨的大型福音派基督教派中的許多人對這個猶太國家懷有深厚的感情。儘管眾議院共和黨人拒絕在 2023 年底通過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但他們仍以壓倒性多數批准了對以色列的援助，儘管他們打破了傳統，堅持削減其他地方的預算來為援助提供資金。川普在哈馬斯 10 月 7 日襲擊後最初批評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並稱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激進組織真主黨領導人「非常​​聰明」，但很快就改變了態度。「我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捍衛我們的朋友和盟友以色列國，」川普在 10 月底對猶太捐助者說道。

國際參與不僅是一種利他主義，而且是實際利益的策略

目前尚不清楚共和黨議員在多大程度上透過直接回應川普來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立場。如果他不再主導黨內，民粹主義衝動可能會消退，但現在它們也可能融入共和黨的思維中。只要川普還留在畫面中，就無法確定。即便如此，該黨最有經驗的領導人認為，緩和民粹主義態度並防止更大幅度地轉向孤立主義是可能的。

第一個任務是讓共和黨選民——甚至是所有美國人——相信國際參與不僅是一種利他主義的想法，而且是一種具有實際利益的策略。「我們需要採納雷根的哲學，即世界依賴美國，這是一件好事，」麥克·蓬佩奧告訴我。曾在川普領導下擔任國務卿的蓬佩奧認為，美元主導全球金融是「美國領導力的直接結果」，其本身「就有充分理由讓美國發揮領導作用」。此外，他斷言，為了向公眾推銷其在世界上的積極作用，政治領導人必須闡明美國政策的明確目標——這些目標「可以透過某種方式傳達給美國人民，無論他們坐在哪裡在亞利桑那州、阿拉巴馬州或佛蒙特州，他們可以說，'我明白了。'」

「我們正處於外交政策的新時代」

新的外交政策共識也必須應對中俄軸心新興的後果。「我們正處於外交政策的新時代，」擔任川普國家安全顧問的約翰·博爾頓說。「後冷戰時代已經結束，我認為它隨著習近平[2023年]訪問莫斯科而結束。」 那次訪問幫助中國、伊朗、北韓和俄羅斯之間形成了一種新興的（儘管仍然鬆散的）聯盟，這些國家都反對美國。在這個變化的全球格局中，美國的聯盟變得更加重要，而不是更少。但讓盟友為西方和民主制度的集體防禦做出更多貢獻，並向選民宣傳盟友實際貢獻的程度，對於維持公眾對海外使命的支持和反駁孤立主義論點也至關重要。

更新共和黨公式也意味著承認過去二十年最大的變化：中國並沒有成為雷根時代共和黨人所希望的那樣。曾在雷根及其繼任者喬治·H·W·布希總統領導下任職的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直言不諱地談到了中國融入世界經濟、包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我們認為這會改善他們的行為，」貝克告訴我。「而我們完全錯了。」 新的做法不必在所有領域都迴避與北京的接觸，但在挑戰中國的侵略時確實必須頑固不化。「我們需要勇敢地面對他們，不要讓他們利用我們，」貝克說。「請記住，透過力量實現和平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這意味著要注意國防預算。」

「美國優先」的民粹主義傾向退出世界。

中國的新警惕要求對台灣做出新的承諾。繼續幫助台灣建立自己的防禦力量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除了此類援助之外，對於如何最好地避免衝突也存在一些分歧。貝克建議共和黨人在台灣問題上堅持「戰略模糊」。這項戰略多年來一直指導著美國的政策，它要求避免簡單地宣佈如果中國攻擊台灣，美國將如何反應。該理論認為，開放的安全保證可能會鼓勵台灣更加挑釁，而拒絕保護台灣可能會鼓勵中國接手。同時，柯頓認為華盛頓應該結束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並向北京明確表示，如果中國採取軍事行動，美國不會袖手旁觀：「我認為，像往常一樣，阻止衝突的最簡單方法就是絕對明確地表明立場」。關於如果發生衝突我們的承諾。」

在經濟方面，達成新的共識不應要求放棄長期以來一直是共和黨外交政策標誌的自由貿易原則。但這些原則確實需要更新。首先，共和黨政策制定者應該尋求與同樣對中國經濟脅迫保持警惕的合作夥伴制定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從而圍繞中國展開工作。柯頓指出，即使是雷根也不是許多人記憶中的自由貿易專制主義者。柯頓指出：「雷根對汽車、摩托車、電子產品和鋼鐵等產品徵收了一系列關稅和配額，以保護美國的就業、生產和重要的美國工業。」 直到雷根任期後，共和黨的貿易政策才更轉向經濟自由主義，這意味著有空間恢復某些保護性政策，而不完全拒絕自由貿易。

65%共和黨人認為美國在幫助烏克蘭做得太多了

移民對共和黨國際主義者構成了特殊的挑戰。早在川普上台之前，隨著美國無證移民數量在 20 世紀 90 年代增加了一倍多，雷根時代關於移民為美國帶來經濟利益的樂觀觀點變得難以為繼。但即使對移民的看法變得強硬，共和黨領導人也有提出解決方案的先例。在雷根和喬治·W·布希的領導下，共和黨人提出了全面改革，以確保美國南部邊境的安全，阻止雇主僱用無證移民，同時更新甚至擴大移民進入美國勞動力市場的法律途徑。但雷根時代政策中的邊境安全部分從未真正實施，布希也無法讓他的政黨支持其政府的計畫。如今，隨著移民政策陷入危機，重新努力改革該體係是最好的——也許也是唯一的——前進之路。政治上可行的改革努力可能需要包括嚴格的邊境安全和滿足工作場所需求的更明智的合法移民制度。

對於國際主義共和黨人來說，真正的考驗可能是關於維持對烏克蘭的援助的辯論。當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9 月訪問國會時，一些共和黨人明確表示反對額外資金。堪薩斯州參議員羅傑馬歇爾發表聲明稱，他不支持再捐出「一分錢」來幫助烏克蘭抵禦俄羅斯的入侵，並且他缺席了與澤倫斯基的會面，並表示：「我的首要任務是保護我們的美國家園，而不是坐視另一場猜謎遊戲。 」 共和黨領袖也必須應對選民的戰爭疲勞感。《華爾街日報》 8 月的一項民調發現，65% 的自稱是共和黨人的人都認為美國在幫助烏克蘭方面做得太多了。只有 12% 的民主黨人也這麼認為。

支持烏克蘭是浪費金錢？有與俄羅斯開戰的風險

「社群媒體和有線電視上有很多普通美國人聽到的故事，這些故事助長了這樣一種觀念，即[支持烏克蘭]是浪費金錢，它有與俄羅斯開戰的風險，而且我認為共和黨領導層不會這樣做羅伯特蓋茲 (Robert Gates) 斷言，他在。但蓋茲也看到共和黨內部對基輔有足夠的支持。他說，儘管「最激進的人最受關注」，但「仍有許多眾議院共和黨人相信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國際領導力」。

向共和黨選民證明這一點是可能的。保守派評論員馬克·蒂森（Marc Thiessen）為支持烏克蘭提出了也許是最全面的「美國優先」論點，他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幫助烏克蘭將阻止中國採取侵略行動，阻止美國的敵人威脅美國。西方，並恢復雷根主義，即不是透過部署美軍而是透過援助遠離美國海岸的志同道合的力量來對抗外國侵略者。

共和黨領袖必須應對選民的戰爭疲勞感。

但即使能夠提出融合共和黨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有說服力的論點，也不清楚誰可以充當他們的公開支持者。許多通常構成共和黨國家安全機構的黨內元老在川普擔任總統期間離開或被推開，並且在 2024 年總統競選開始時，他們仍然處於邊緣。地位被削弱的不僅是高級人物。「川普時代給年輕一代共和黨決策者造成了經驗差距，他們不願意在他的政府中工作，」前副國務卿、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佐利克表示。許多具有國際主義傾向的外交政策專家都屬於這一類，其中許多人錯過了通常的政府內部訪問，而這本來可以磨練他們的資歷，並讓他們在今天擔任更高級別的職位。

只剩下共和黨國會領袖和一批總統候選人了。到目前為止，初選活動更多是在製造混亂，而不是明確該黨的外交政策走向。川普質疑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拉馬斯瓦米也回應了川普的民族主義觀點。佛羅裡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川普在該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他在烏克蘭和貿易問題上一直站在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立場之間。同時，前聯合國大使尼基·黑利和前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或多或少都按照雷根的模式提出了強有力的國際參與案例。

新的共和黨國際主義的起點

無法保證共和黨人會團結在新的方針周圍，而且辯論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誰將在2024 年成為該黨的領導人。如果川普連任總統，該黨可能會面臨分析師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的預測。被稱為外交政策上的「川普派」第二任期，對傳統聯盟和國際組織的忠誠度降低，對氣候問題的關注也減少。但例如，如果黑利贏得共和黨初選，該黨就會開闢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輸給總統喬·拜登也可能導致人們對川普的「美國優先」衝動進行廣泛的重新審視。

接下來就是將各個部分組合在一起的挑戰。作為新的共和黨國際主義的起點，博爾頓建議從雷根最基本的信條開始，其中包括與盟友接觸和對抗國外的獨裁者。「我想我們知道公式是什麼，」博爾頓說。「這是透過力量實現和平。」

今年3月，俄羅斯將舉行總統大選。與以往的比賽一樣，這次比賽將經過精心設計，其結果也是注定的。統治俄羅斯超過 23 年的總統普丁將從一開始就主導這場競選。俄羅斯各大媒體都會宣傳他的競選並讚揚他的表現。事實上，他名義上的對手將是政府的忠實擁護者，他們排隊讓這場競爭顯得競爭激烈。當所有選票都清點完畢後，他將輕鬆獲勝。米哈伊爾·齊加爾 Mikhail Zygar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俄羅斯的覺醒戰爭：普丁試圖團結極右翼勢力並破壞西方>(Russia’s War on Woke:Putin Is Trying to Unite the Far Right and Undermine the West)指出，儘管這次選舉將是一場鬧劇，但仍值得一看。

大多數俄羅斯人支持墮胎權，普丁反對墮胎

這是因為對於普丁來說，這是一個機會來表明他未來六年的計劃，並相應地測試不同的訊息傳遞策略。因此，分析師預計他將做兩件主要事情。一是渲染俄羅斯與西方的鬥爭。但另一個是西方人在國內政治中熟悉的東西：譴責社會自由主義或「覺醒」政策。例如，普丁會大量談論家庭價值觀，認為俄羅斯人應該有傳統的雙親家庭，有很多孩子。他將譴責所謂的「LGBT運動」是一場破壞俄羅斯生活的外國運動。他還將反對墮胎，儘管大多數俄羅斯人支持墮胎權。

與美國右派的相似之處並非巧合。普丁和他的顧問採納了美國保守派煽動者的觀點和言論，例如福斯新聞頻​​道的主播。克里姆林宮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相信，透過擁抱文化戰爭，可以贏得華盛頓和其他地方民粹主義政治人物的支持。事實上，俄羅斯已經贏得了國際右翼粉絲的青睞。美國和歐洲的保守派領導人，包括美國前總統川普，都讚揚了普丁。其中一些人表示，他們很樂意就烏克蘭的未來做出妥協。

因此，普丁的極右言論和政策是一種治國之術。透過支持這些事業，總統似乎相信他可以從內部破壞西方社會。他可能認為他可以藉此摧毀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他可能希望能夠用一個以克里姆林宮為中心的新的、保守的全球體系取代它。

仇恨的力量

普丁剛上台時，並不是一個文化鬥士。事實上，直到 2012 年，克里姆林宮一直是由溫和的議程所驅動的。在第一副幕僚長弗拉迪斯拉夫·蘇爾科夫的領導下，普丁將重點放在經濟發展上。儘管蘇爾科夫是普丁獨裁體制的辯護者，但他並不鄙視酷兒、移民或女性。相反，他認為支持普丁的最佳基礎將是國際化的中產階級選民，他們往往在社會上相對自由。

但蘇爾科夫的理論是錯的。俄羅斯的中產階級一開始可能支持普京，但隨著他的統治拖延並變得越來越獨裁，這些人開始對總統持批評態度。2012年他第三次競選總統期間，數十萬俄羅斯中產階級甚至走上街頭抗議。

儘管如此，普丁還是贏了。但示威活動是他如何看待權力的轉捩點。他感到自己被背叛了，所以他將蘇爾科夫排除在外。他的新任首席政治戰略家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是一位保守派理論家，他促使普丁集中精力爭取俄羅斯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支持，他們被認為更加虔誠和保守。結果，普丁的言論和政策開始從經濟和中產階級轉向文化議題，宣揚所謂的傳統價值觀，刺痛所謂頹廢的西方。

這種逆轉的第一個標誌是 2013 年根據沃洛丁的建議通過並簽署的一項法律，該法律禁止 LGBTQ「宣傳」。實際上，該法案規定媒體以積極的方式描述非傳統關係是非法的，並且禁止同性戀角色出現在 18 歲以下任何人可能觀看的電影或電視節目中。該法律並不是普丁新政的唯一方式。該政權致力於污衊酷兒群體。克里姆林宮控制的媒體也開始給 LGBTQ 群體貼上「對社會危險且本質上有罪」的標籤。例如，2013 年 8 月，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德米特里·基謝廖夫 (Dmitry Kiselyov) 要求政府禁止對因事故死亡的男同性戀者進行心臟移植手術。相反，他說，他們的心應該被焚燒。

普丁採納了美國保守派煽動者的觀點和言論。

當時，這樣的尖酸刻薄在俄羅斯還很罕見，因此基謝廖夫的言論引發了醜聞。但普丁看上去很高興。2013年12月，他創立了一家新的國有通訊社，並任命基謝廖夫為社長。基謝廖夫的晉升象徵著俄羅斯媒體性質的改變。在普丁第三任期之前，國家電視台沉悶而平靜。然而，2012 年，國營廣播公司開始表現得像福斯新聞頻​​道，這是一家以煽動憤怒而聞名的美國右翼電視頻道。俄羅斯國家電視台一位前高級官員出於安全考慮要求匿名，他表示，記者被告知要觀看並模仿他們在頻道上看到的內容。基謝廖夫則開始像福克斯新聞明星比爾·奧萊利那樣行事，後者以憤怒的謾罵而聞名。奧萊利不是普丁的粉絲——他曾稱俄羅斯總統為「魔鬼」——這一點俄羅斯主播並不關心。正如這位前官員告訴我的那樣，重要的是奧萊利「眼中迸發出仇恨的火焰」：他的新聞節目令人興奮，充滿憤怒、打架和大喊大叫。現在，基謝廖夫的也是如此。

這家國家廣播公司並不是唯一一家借用福斯新聞的俄羅斯媒體。2013年底，長期擔任福克斯新聞製片人的傑克·哈尼克來到俄羅斯，幫助商人康斯坦丁·馬洛費耶夫創辦Tsargrad TV，這是一個與俄羅斯東正教有聯繫的私人極右頻道。2014年春天，馬洛費耶夫資助了當時的俄羅斯軍事指揮官伊戈爾·吉爾金，吉爾金幫助領導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東部。

諷刺的是，與美國許多保守派政治家一樣，俄羅斯領導人很難說是右翼原則的典範。例如，普丁在 2014 年與妻子離婚。普丁沒有再婚，但他似乎至少從 2008 年開始就與前奧運藝術體操冠軍阿麗娜·卡巴耶娃交往。人們普遍認為他們有孩子。

普丁的許多親信也離婚了。副總理伊戈爾·謝欽(Igor Sechin) 於2011 年與第一任妻子離婚，2017 年與第二任妻子離婚。莫斯科市長謝爾蓋·索比亞寧(Sergei Sobyanin) 於2014 年離婚。普丁的密友、俄羅斯大商人阿爾卡季·羅滕貝格(Arkady Rotenberg) 於2013 年離婚。如果現在是蘇聯時代，分居將會損害了這些人的職業生涯；蘇聯共產黨強烈反對離婚。但今天，分離根本不重要。多年來，俄羅斯一直是世界離婚冠軍之一。目前，每 1000 名居民中有 3.9 人離婚，是世界上離婚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遠高於 1.8 人的全球平均水平。（美國的匯率是2.5。）

恐懼和厭惡

普丁的文化戰爭並沒有停止在俄羅斯邊境。例如，從2010年代開始，俄羅斯政客和宣傳人員開始哀嘆移民和難民湧入歐洲，宣稱非洲和中東人民已經失去了非洲大陸的身份、文化和精神。普丁在 2013 年的一次演講中宣稱：“許多歐洲大西洋國家實際上已經走上了放棄根源的道路，包括放棄構成西方文明基礎的基督教價值觀。” 他說，歐洲人「無法確保外語和外國文化元素融入他們的社會」。

莫斯科也涉足美國政治。當「黑人生命也是命」運動在 2020 年爆發時，克里姆林宮表示，這場運動對美國來說是一場災難。「美國精英本身就破壞了他們國家的國家地位，」俄羅斯安全委員會秘書尼古拉·帕特魯舍夫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他們利用街頭運動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與那些打著崇高口號搶劫商店的邊緣人調情。” 帕特魯舍夫甚至暗示，美國有些地方「禁止白人進入，當地幫派將接管警察職能」。這些言論很可能出自右翼媒體人士、前福斯新聞評論員塔克·卡爾森之手。

當然，莫斯科的反覺醒謾罵也以烏克蘭為特色。在 2022 年慶祝俄羅斯非法吞併烏克蘭四個地區的演講中，普丁宣稱，他的國家正在努力保護「我們的子孫」免受「性偏差」和「撒旦主義」的侵害。根據這種觀點，基輔現在是西方的工具，將其腐敗的自由價值傳播到俄羅斯合法勢力的範圍，而莫斯科的侵略實際上是對傳統的捍衛。這是確保每個俄羅斯孩子都有「媽媽和爸爸」的一種方式，而不是普丁在 2022 年 9 月所說的「第一父母、第二父母和第三父母」。

禁止荷爾蒙療法和變性手術

在克里姆林宮看來，跨性別者——所謂的「第一父母、第二父母和第三父母」——尤其具有威脅性。結果，他們現在成為極端壓制性立法的目標。7月，俄羅斯通過了一項倉促起草的法案，禁止荷爾蒙療法和變性手術。它還禁止人們改變護照上的性別標識，廢除任何改變性別的婚姻，並剝奪跨性別成年人收養兒童的權利。

俄羅斯同性戀順性別者並沒有被如此邊緣化。但他們也面臨嚴厲鎮壓。11月，俄羅斯司法部宣布「國際LGBT社會運動」為「極端主義組織」並取締。鑑於沒有這樣的正式運動，這項法律似乎影響不大。但實際上，此舉將任何支持同性戀權利的行為以及在公共場合同性戀的行為定為犯罪。如今，在俄羅斯，任何外在的酷兒行為都可能被判處至少五年監禁。

莫斯科的新右翼措施不僅僅針對 LGBTQ 俄羅斯人。克里姆林宮也對婦女發動攻擊，部分原因是提倡限制墮胎。在最近的一次公開活動中，普丁和俄羅斯東正教主教基里爾都批評墮胎，認為該國需要更多土生土長的俄羅斯人，以防止該國被移民佔領。活動結束時，兩位領導人聆聽了一位十個孩子的母親精心策劃的禁止手術的呼籲。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起草一項禁止墮胎的法案，俄羅斯參議院議長瓦倫蒂娜·馬特維延科也承諾，該國不會完全禁止選擇權。但地方政府已開始禁止私人診所提供墮胎服務。對私人診所的此類限制在未來幾年可能會擴大。

普丁的右翼政策有助於證明入侵烏克蘭是合理的

普丁的右翼政策可能在國內發揮良好作用，有助於證明他的繼續統治和入侵烏克蘭是合理的。但僅靠國內政治無法解釋他對覺醒者的戰爭，不僅是因為它包括對歐洲移民和美國種族正義運動的攻擊。與普丁的說法相反，俄羅斯本質上並不是一個保守的社會。例如，根據列瓦達中心的調查，只有百分之一的俄羅斯人每週去教堂，超過 65% 的俄羅斯人表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沒有發揮重要作用。根據 Levada 的其他調查，大約 65% 的俄羅斯人支持墮胎權。同時，變性人只佔該國人口的一小部分。在普丁發動攻擊之前，這些攻擊幾乎沒有引起大眾的注意。

相反，普丁的咆哮似乎不是針對國內觀眾，而是更多針對國外的右翼分子。它們似乎特別針對歐洲和北美，這兩個地方是莫斯科在普丁執政的過去十年中失去最多支持的地方。在這兩個地區，孤立莫斯科的主流領導人正在努力打擊表面上支持基督教價值觀的叛亂右翼政客。這些民粹主義保守派正在日益獲勝。普丁相信，透過接受他們的言論，他可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並以此找到提高俄羅斯國際地位的方法。

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克里姆林宮認為這種方法是必要的，以及為什麼它會成功。2014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後，西方對該國實施了製裁，普丁發現與他在歐洲的慣常合作夥伴做生意變得更加困難（儘管並非不可能）。但非洲大陸的極右翼分子仍樂於接受。例如，法國右派領導人馬琳·勒龐就對吞併行動表示讚賞。她還聲稱普丁正在「照顧自己國家的利益並捍衛其身份」。俄羅斯銀行向她的政黨提供了貸款，這可能並非巧合。事實證明這是一項明智的投資：2017年和2022年，勒龐在法國總統選舉中獲得亞軍。

普丁的咆哮是針對國外的右翼分子。

勒龐並不是唯一與克里姆林宮建立鬆散聯盟的西方保守派政治家。崛起的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也受到了克里姆林宮的熱烈歡迎，該黨的許多高級官員都對莫斯科表示好感。例如，一位地區領​​導人將普丁描述為「一個真實的人，一個擁有健康價值觀框架的真正的人」。喜歡批評「覺醒」政策和 LGBTQ 群體的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 (Viktor Orban) 已成為普丁的忠實合作夥伴。歐爾班甚至阻止了歐盟對基輔的援助，以幫助莫斯科的戰爭努力。

但對普丁來說，這些政黨或政治人物中沒有一個比美國前總統川普更有價值。作為候選人和總統，川普多次稱讚普京，如果川普在 2024 年再次掌權，他可能會停止援助烏克蘭。川普本人從未將普丁的政策作為他喜歡俄羅斯總統的原因，相反，他指出了普丁所謂的實力，但川普的顧問卻這麼做了。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師史蒂夫·班農稱讚俄羅斯總統「反覺醒」。卡爾森也許是川普最重要的媒體支持者，他在布達佩斯發表演說時表示，美國精英討厭俄羅斯「因為它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對普丁來說，極右政策和言論是獲得國際支持的有效手段。他實質上是在組成極右國際，類似共產國際，在20世紀上半葉推動了蘇聯革命。就像從未實踐過共產主義哲學原則的蘇聯一樣，普丁及其隨行人員違反他們所信奉的原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原則幫助他贏得了朋友並破壞了自由主義秩序。

即使普丁的願景沒有完全實現，「極右國際」也將有助於增強他的實力。例如，他希望這可能促使西方國家削弱制裁，或減少對基輔的支持。結果可能是克里姆林宮政權更持久。對普丁來說，這本身就是一場勝利。

對阿根廷人來說，嶄新的一年將充滿悲傷。如果按照目前的經濟計算，數百萬阿根廷人將加入到該國不斷增長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行列。目前，生活在這項標準以下的阿根廷人數量佔該國總人口的 40%，令人震驚。杜‧米斯拉（Amalendu Misra）發表在最新一期《地緣政治》(The Geopolitics) 的<加油，為阿根廷哭泣！>(Go, Cry for Argentina!)指出，在該國不墨守成規的總統哈維爾·米萊 (Javier Milei) 激進的經濟重組計劃的推動下，這個數字可能會呈指數級增長。阿馬倫杜‧米斯拉是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也是《墨西哥毒品暴力哲學》一書的作者。

哈維爾·米萊的改革計畫使該國貨幣貶值50%

幾十年來，阿根廷一直在與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作鬥爭。一些基本產品的價格上漲了150%左右。其外匯儲備正在快速耗盡。截至 2023 年 10 月，這一數字僅為 180 億美元，而上個月為 214 億美元。保守估計，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到2024年中期，阿根廷將沒有外匯存底。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並不抱持任何幻想，他改革國家經濟事務狀況的任務將「極其困難且異常令人厭惡」。然而，他似乎對未來挑戰的艱鉅性並不感到不安。事實上，米萊肩負著扭轉數十年來經濟管理不善的使命。

無論好壞，米萊總統決定改造全國眾所周知的「奧琴馬厩」。自三週多前上任以來，該國新政治強人實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經濟重組。在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後，米萊已經開始大幅削減開支。他的改革計畫使該國貨幣貶值50%，削減交通和能源補貼，裁減最近僱用的5,000名國家僱員，並提議廢除或修改約300項法律。

他們想要一種經濟替代療法

這項政策轉變雖然可能有其好處，但對數百萬生活在赤貧中的阿根廷人來說可能是災難性的。毫不奇怪，許多阿根廷人對這些突然且難以想像的經濟改革感到憤怒。大量公民湧上該國街頭，抗議緊縮措施，這些措施將剝奪他們的基本生計，例如生活權、飲食權和醫療保健權。

然而，那些團結在嚴肅的新總統身邊的阿根廷人卻同意他的觀點，即必須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從長遠來看，在米萊選舉之前，阿根廷人一直是為了特定的經濟目的而投票選舉政黨和個人掌權，即為經濟提供永久性的生命支持。如果他們投票支持米萊，那是因為他們想要一種經濟替代療法。米萊上台時承諾他將做出不可挽回的事。他的大多數同胞都堅定了他們對這方向修正的信心。如果米萊言出必行，那麼人們就很難責怪他信守諾言。

阿根廷體系能否從經濟休克療法中受益？

即使在他的批評者中，也勉強承認，米萊試圖做的根本性手術是一項長期需要關注的「令人不快的任務」。因此，儘管他們對他的社會改革持懷疑態度，但他們還是勉強同情他的經濟改革。

回到更大的問題──阿根廷體系能否從經濟休克療法中受益？ 米萊自稱是無政府資本主義者，長期以來一直反對該國的「政治種姓」，他尋求通過一項名為「休克療法」的具體經濟政策進行徹底的變革，以重塑阿根廷的經濟和政治文化。

那些研究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認為，通貨膨脹是不負責任的政府支出的產物。不負責任的政府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乞討、借錢和偷竊資金來資助國家預算，只是為了維持權力或促進特定的國家意識形態。幾十年來，阿根廷一直處於這種經濟模式。多年來，它的收入一直在減少，支出卻在增加。它藉的錢越來越多，償還的錢越來越少。簡而言之，它陷入了經濟管理不善的惡性循環，無路可逃。

米萊在國外卻因其果斷而勇敢的緊縮舉措而受到讚揚

當各國發現自己處於這種情況時，它們要么繼續深挖 — — 從而導致經濟徹底崩潰（就像穆加貝領導下的津巴布韋的情況），要么採取嚴厲的經濟改革作為休克療法的一部分。用當代經濟的術語來說，希臘實施的這項改革計畫給數百萬希臘人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和痛苦。但該國似乎透過採取緊縮經濟政策作為休克療法的一部分，扭轉了一度破產的狀況。

對於經濟「休克療法」的支持者來說，它是有效的，因為這種快節奏的改革如果不加以控制，只會帶來短期的削弱作用，而不是長期的永久性損害。他們認為，這些措施迫使系統迅速適應和擁抱變化。但是，如果該體系繼續進行漸進且緩慢的改革，或者繼續進行更多相同的改革，則可能會導致整體經濟的死亡。

儘管米萊在國內面臨叛亂的人群，但他在國外卻因其果斷而勇敢的緊縮舉措而受到讚揚。阿根廷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約 440 億美元的未償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稱米萊的措施“大膽”，並表示這些措施將有助於為私營部門增長創造環境。

讓阿根廷人為反對他的財政改革而付出代價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並不是所有人都對這些改革的性質和步伐感到滿意，然而，米萊對那些認為他的財政改革不可接受的人沒有耐心。

他制定了徹底改革這個南美國家陷入困境的經濟的激進計劃，政府部門已經出現大規模裁員，削減公共支出，將虧損的行業和機構私有化，他還讓阿根廷人為反對他的財政改革而付出代價。換句話說，公眾抗議的成本現在將由抗議者承擔，無論他們的抗議是非暴力與和平的。

12月底，當數十名示威者走上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反對他嚴厲的經濟政策時，米萊向抗議者提出了一項法案。據他的一位發言人稱，「示威的安保費用達到了 6000 萬比索（73,000 美元）。」 此後，米萊政府啟動了一項程序，要求組織這次抗議活動的十幾家社會組織必須支付抗議活動的安保費用——其中部署了大量警察——包括燃料消耗和「平均工時」。根據  米萊安全部長帕特里夏·布爾里奇 (Patricia Bullrich) 的聲明，「國家不會為安全部隊的使用付費；具有合法地位的組織必須支付費用，或者個人必須承擔費用。」

除了勒緊褲帶，別無選擇

到目前為止，米萊透過他所說的革命性手段進行的徹底經濟改革遭到了溫和的反對。正如阿根廷建築工人工會秘書長赫拉爾多·馬丁內斯所說： 「我們不質疑總統的合法性…但我們希望總統尊重權力劃分，理解工人有必要在集體範圍內保護自己。」 鑑於米萊的整個選舉承諾是廢除那些每天向國家勒索贖金的人，那些認為米萊的方法違憲的人將很少有人接受。 米萊似乎言行一致，實踐著「每一分錢都很重要」的格言，同時他也努力監督自己的願景。

那麼，阿根廷人如何應對邁爾的雙重打擊緊縮計畫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大約三週前，米萊發表阿根廷總統就職演說時，他毫不諱言。「沒有錢，」他嚴肅地告訴同胞們。「除了勒緊褲帶，別無選擇。除了震驚之外別無選擇。」 米萊進一步強調：「當然，這會損害活動水平、就業、實際工資以及貧困和赤貧人口的數量。確實會出現滯脹，但與過去 12 年發生的情況不會有太大不同。」

當代政治家中很少有採用這種模式的。圍繞著這一承認的殘酷事實可能會讓這個曾經繁榮的國家國內外最嚴厲的批評者清醒過來。由於米萊的前任多年來對經濟管理不善，習慣了幾十年來永久貧困的循環，大多數阿根廷人會接受這種狀況，將其視為既成事實。

儘管他們在提到該國缺乏經濟發展和高通貨膨脹時感到畏縮和哭泣，但幾十年來，相當多的阿根廷人一直是一個允許他們依靠國家生活的製度的受益者，無論是透過政府提供的巨額補貼。系統或受僱於國家的各種虧損行業和機構。長期以來習慣於從系統中掠奪的那部分公民將在新的一年裡流下最大的眼淚。

現在，俄羅斯的外國情報網似乎捲土重來。它變得越來越有創意，越來越依賴外國人——例如協助美國的塞爾維亞幫派——來幫助它繞過對俄羅斯人的限制。戰前，西方情報機構主要處理由俄羅斯國民實施的俄羅斯行動。這已不再是這種情況。如今，俄羅斯情報活動吸引了一系列外國人，其中不僅包括監視西方和追蹤運往烏克蘭的武器，還包括對自戰爭開始以來逃往國外的俄羅斯流亡者和普丁政權的反對者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從格魯吉亞和塞爾維亞到保加利亞和波蘭等北約國家，此類活動的證據隨處可見。例如，2023 年初，英國官員逮捕了五名保加利亞人，他們被指控為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其中包括監視倫敦的俄羅斯流亡者。安德烈·索爾達托夫和伊琳娜·博羅根 Andrei Soldatov and Irina Borogan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俄羅斯間諜活動的重生：烏克蘭戰爭如何改變了克里姆林宮及其西方對手的遊戲規則。>( The Rebirth of Russian Spycraft:How the Ukraine War Has Changed the Game for the Kremlin’s Operatives—and Their Western Rivals)詳述不為人知的故事。

俄羅斯情報部隊已進行了多少重組

2023 年 4 月，一名疑似與俄羅斯情報部門有聯繫的俄羅斯知名人士成功逃離義大利當局。俄羅斯商人、俄羅斯前州長的兒子阿爾喬姆·烏斯（Artem Uss）幾個月前因涉嫌向俄羅斯走私美國敏感軍事技術而在米蘭被拘留。根據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於 2022 年 10 月發布的起訴書，美國非法販運製造彈道飛彈和各種其他武器所需的半導體，其中一些武器被用於烏克蘭戰爭。但當烏斯等待引渡到美國時，他在塞爾維亞犯罪團伙的幫助下從義大利逃回俄羅斯。

去年春天《華爾街日報》報導了這次越獄事件，這只是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之一，顯示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俄羅斯情報部隊已進行了多少重組。時間回到 2022 年春天，在俄羅斯總統普丁發動入侵後的幾個月裡，俄羅斯情報機構似乎迷失了方向和困惑。歐洲國家一一驅逐了俄羅斯的外交官；根據英國一項估計，約有 600 名俄羅斯官員被驅逐出歐洲，其中約 400 人被認為是間諜。俄羅斯的內部安全部門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也嚴重誤判了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將面臨的抵抗類型，認為俄羅斯可以迅速佔領基輔。這導致了俄羅斯的恥辱表現。

SVR（外國情報）、GRU（軍事情報）和FSB（國內安全）分工合作

同時，俄羅斯間諜機構的方向似乎也發生了轉變。戰前，三個主要情報部門－SVR（外國情報）、GRU（軍事情報）和FSB（國內安全）之間存在分工。過去，人們普遍認為，SVR主要關注政治和工業間諜活動，GRU主要關注軍事問題，而FSB則主要關注俄羅斯本身，利用其外國分支機構主要針對海外俄羅斯人開展行動，並保持友好關係。鄰國政權當權。現在，這些差異不再那麼明顯：這三個機構都深入參與了烏克蘭戰爭，而這三個機構都一直在俄羅斯最近流亡海外的人中積極招募新的資產。

俄羅斯間諜部門一度似乎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莫斯科間諜機構的回歸對西方對抗俄羅斯干預和俄羅斯情報行動的努力有重大影響。如果最近的跡像是正確的，俄羅斯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情報活動可能會比戰爭早期階段所設想的威脅大得多。同時，這些變化讓人們得以深入了解普丁自己的戰時政權，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根據蘇聯幾十年來的早期模式越來越多地重建俄羅斯間諜機構。普丁不僅試圖彌補蘇聯克格勃在20世紀末與西方對抗的失敗。他也試圖恢復史達林強大的特工機構的榮耀，從布爾什維克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幾十年裡，史達林特工機構在對抗西方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在俄羅斯於 2022 年開始對烏克蘭發動全面戰爭之前，該國的情報部門看起來相當薄弱。他們長期以來飽受機構間內訌和地盤之爭的困擾，以及將軍和普通士兵之間信任的破裂，導致從基層到高層獲取資訊的過程出現嚴重延誤和失敗。同時，俄羅斯情報行動日益因其草率而聞名，例如2018 年俄羅斯前軍官謝爾蓋·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 在英國遭毒殺，以及2020 年反對派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尼(Alexei Navalny) 被毒殺。簡而言之，俄羅斯情報機構間諜部門似乎已經失去了大部分昔日的光彩，隨著俄羅斯入侵計劃中對烏克蘭的令人尷尬的誤讀，這個問題突然暴露出來。

上演第三輪間諜大戰的序幕

但隨著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二年，俄羅斯情報機構重新組合並找到了新的目標。這些機構沒有糾纏於自己的錯誤，也沒有質疑為什麼自己在最初的入侵中完全沒有預料到烏克蘭的抵抗，而是繼續前進，從他們正在承受與整個西方的對抗這一事實中獲得了新的力量。他們不僅增加了在歐洲及其鄰國的活動；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也加大力度反擊烏克蘭在俄羅斯領土上的行動。儘管發生了 2022 年的災難，普丁沒有對安全部門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改變，這被視為一種美德：自動蕩的 90 年代以來，情報領導層和普通民眾普遍認為，任何企圖機構改革將削弱它們的能力。

然而，這項新活動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目標：重振俄羅斯針對西方的整體情報戰。對俄羅斯主要機構來說，這是一場可以追溯到蘇聯時代初期的戰爭。在俄羅斯情報官員看來，烏克蘭戰爭拉開了1917年以來一直上演的第三輪間諜大戰的序幕。

普丁正試圖恢復斯大林令人敬畏的特工部門的榮耀。

這場鬥爭的第一輪，早期的蘇聯特工主要與英國同行對峙，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不久就開始了。在那場最初的衝突中，蘇聯特工成功地破壞了任何從國外煽動反抗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機會。他們透過進行代號為「信任」的大規模且非常成功的假旗行動來做到這一點，其中他們引誘政治活躍的俄羅斯移民以及英國間諜到蘇聯來幫助一個假的反布爾什維克組織。這些反蘇活動分子就這樣被辨識出來並被殺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衝突達到頂峰，當時俄羅斯間諜成功滲透英國情報部門，並在美國進入曼哈頓計劃並竊取了原子彈的秘密。總體而言，蘇聯官員相信他們贏得了與西方的第一輪。

然而，第二輪情報戰對莫斯科來說結局並不好。冷戰期間，克格勃未能拯救其誓言保護的蘇聯政權。然後，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該機構在分裂和肢解後幾乎被摧毀。這次崩潰給親眼目睹了這一事件的普丁和他的安全精英留下了持久的傷痕，因為他們正在努力重建一個失去了昔日權力的俄羅斯國家。（普丁最終在克格勃以前的基礎上建立了聯邦安全局。）

現在，隨著與西方新一輪大衝突的爆發，俄羅斯情報機構正在尋求扭轉冷戰結束時出現的挫折。他們感覺到了一個新的機遇，將烏克蘭戰爭視為第三輪情報戰的開端。與蘇聯前任的延續感甚至在俄羅斯也有了明顯的體現：9月，俄羅斯對外情報部門負責人謝爾蓋·納雷甚金在蘇聯秘密警察創始人莫斯科總部的庭院裡為蘇聯秘密警察創始人的新雕像揭幕。11 月，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 慶祝了蘇聯秘密警察國家政治保衛局(OGPU) 成立100 週年，並強調了國家政治保衛局(OGPU) 在鎮壓政治移民組織方面的作用，從而強化了這一資訊.

烏克蘭人只是充當西方間諜頭目的傀儡

但這種連續性遠遠超出了慶祝蘇聯早期功績的範圍。在戰爭前夕和戰爭結束後，普丁顯著地利用了前克格勃將軍，他們和他一樣渴望為蘇聯解體帶來的恥辱報仇。尼可拉‧格里賓(Nikolai Gribin) 曾於2021 年成立的俄羅斯新智庫國家通訊發展研究所(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s) 中擔任領導職務，該研究所在2021 年成立，旨在塑造俄羅斯週邊國家的親克里姆林宮輿論，尤其是白俄羅斯。（格里賓本人曾撰寫過幾份有關白俄羅斯輿論的研究報告。）20 世紀 80 年代，亞歷山大·米哈伊洛夫 ( Alexander Mikhailov)在克格勃臭名昭著的第五局任職——該部門的任務是根除意識形態顛覆活動，包括持不同政見者、音樂家和教會領袖——以及在 1990 年代為 FSB 進行虛假資訊行動。自 2021 年秋季以來，入侵前幾個月，米哈伊洛夫一直是俄羅斯媒體的 FSB 非官方代言人，宣傳該機構對烏克蘭事件的看法。正如俄羅斯情報部門所描述的那樣，這場戰爭是美國和歐洲與俄羅斯的對立，而烏克蘭人只是充當西方間諜頭目的傀儡。

灌輸恐懼是一種有用的工具

與普丁一樣，俄羅斯間諜機構也從早期的蘇聯情報戰爭中學到了一些重要的教訓。由於烏克蘭戰爭讓俄羅斯直接與西方國家對立，烏克蘭戰爭促使克里姆林宮及其間諜機構重新思考自 1991 年以來一直沒有仔細研究的幾個重大國家安全問題。關閉它們。克里姆林宮決定不這樣做，這對情報部門有利，情報部門可以利用新的俄羅斯國民逃往歐洲和其他鄰國的情況來幫助彌補俄羅斯外交官被驅逐出歐洲首都的情況。普丁顯然是要避免重蹈冷戰時期的覆轍，當時蘇聯大力限制人員跨國流動，阻礙蘇聯情報工作。

但克里姆林宮還有另一個迫切的問題：如何在隊伍中執行紀律。普丁本來可以效法史達林的做法，開始大規模清洗和大規模鎮壓。但他似乎已經意識到，這些措施最終對蘇聯來說適得其反。普丁明白，灌輸恐懼是一種有用的工具，但徹底的清洗會損害這些機構——就像 20 世紀 30 年代那樣，當時蘇聯的外國情報部門失去了最有才華的特工。因此，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外國情報部門負責人謝爾蓋·貝塞達（Sergei Beseda）在烏克蘭入侵的最初災難性日子後最初被拘留並單獨監禁。但幾週後，他又復職了，而在瓦格納準軍事公司負責人葉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 於2023 年6 月領導兵變後，許多人期望對軍事情報部門和聯邦安全局進行更廣泛的清洗，但這項措施從未實現。

只需要兜售一種成熟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整體而言，普丁對他的情報部門採取了靈活、務實的態度，既平衡了對清洗的恐懼，也鼓勵情報機構在西方收復失地方面更具創新性。一個結果似乎是過去一年中更加雄心勃勃的外國行動明顯增加，包括所謂的破壞行動，以及俄羅斯特工在意大利的外逃，並加強了在幾個北約國家的招募工作，正如在德國BND 情報機構一名成員於2022 年12 月被捕，罪名是涉嫌向俄羅斯政府傳輸高度機密訊息，目前正因叛國罪接受審判。

在捲土重來的過程中，俄羅斯間諜機構也吸取了蘇聯時期的另一個重要教訓：意識形態的戰略運用。在1930年代，莫斯科透過針對西方的缺陷而不是宣揚馬克思主義學說，贏得了許多西方人支持蘇聯事業。當時，蘇聯特工了解到，他們並不真正需要兜售成熟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只需要兜售一種成熟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反，他們可以將蘇聯描繪成西方帝國主義的替代品，強調西方的雙重標準和虛偽，並提供一個與全球強國對抗的領導人。這些想法正是俄羅斯機構現在可以在俄羅斯與西方的新情報戰中向潛在盟友和新成員提供的。

間諜部門可以依靠克里姆林宮的保護

當俄羅斯準備進入第三年的戰爭時，其情報機構知道克里姆林宮支持他們並分享他們的偏執和偏見。這一現實表明，間諜部門可以依靠克里姆林宮的保護。但這並不意味著普丁本人的權力更有保障。

在過去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普丁一直在努力應對如何控制其遍布幅員遼闊的國家和海外的龐大安全和情報部門的挑戰。2000 年代初，他摧毀了前總統鮑里斯·葉爾欽的間諜服務競爭概念，使 FSB 成為最高機構。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普丁試圖以腐敗指控將幾名中階官員送進監獄，讓情報部門就範。但這並沒有導致克里姆林宮對這些機構的控制更加嚴格。現在，隨著烏克蘭戰爭的爆發，普丁試圖避免過去的錯誤，並保持情報部隊的忠誠。他也成功地使他們暫時比戰爭中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強大。

但尚不清楚這是否改善了他對他們的控制。到目前為止，普丁還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他不願意重蹈斯大林的覆轍，以工業規模清洗他的機構，但他也明白，與蘇聯時期共產黨控制克格勃時不同，他已經幾乎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控制他們。如果戰爭中俄羅斯的局勢開始惡化，這種片面的動態可能意味著普丁的間諜可能不急於拯救他。

如果目標是破壞，那麼以色列在加薩走廊的軍事行動就取得了巨大成功。據哈馬斯管理的加薩衛生部稱，在哈馬斯於10 月7 日殺害1,100 多人之後兩個多月，以色列的空中和地面行動已經殺死了約20,000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許多是兒童。加薩大部分地區已成為廢墟，聯合國估計該領土近 20% 的戰前建築已被摧毀。超過一半的加薩人正在經歷嚴重飢餓，失業率上升至85%，疾病正在蔓延。

丹尼爾·拜曼Daniel Byman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以色列在加薩的混亂戰略：是時候做出艱難的選擇了>(Israel’s Muddled Strategy in Gaza: Time to Make Hard Choices)指出，但儘管有一些極端主義部長發表了聲明，以色列在加薩的目標比給巴勒斯坦人造成痛苦更廣泛、更具戰略性。12月12日，我抵達以色列，與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同事和其他幾位專家一起進行為期一周的考察旅行。為了了解以色列的目標和戰略，我們採訪了以色列現任和前任軍事領導人、高級安全官員、外交官、政治家以及普通公民。受訪者講述了他們對 10 月 7 日的看法、當今的戰爭狀況以及國家的未來。

沒有侵略勢力可以驅逐，沒有領土可以征服，沒有獨裁者可以推翻

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與許多其他衝突不同，因為它沒有單一的有限目標。沒有侵略勢力可以驅逐，沒有領土可以征服，沒有獨裁者可以推翻。儘管如此，兩個月後，一份或多或少清晰的目標清單正在出現。以色列尋求摧毀哈馬斯，捕獲或殺害其領導人，粉碎其軍事能力，並結束其在加薩的權力。它尋求釋放10月7日被綁架且仍然活著的人質以及遇難者的屍體。它希望防止再次發生攻擊，特別是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黨的攻擊。它希望維持國際支持，特別是美國的支持，並維護近年來與阿拉伯國家的外交成果。它還尋求重建公眾在襲擊後失去的對安全機構的信任。

以色列的反應對局外人來說似乎令人困惑，但當考慮到這些相互競爭的目標時，它就更有意義了。每一項都有自己的指標和複雜性，有些甚至是互相直接衝突。到目前為止，以色列行動的結果好壞參半：以色列對哈馬斯的打擊很重，但在許多領域都不盡如人意，給加薩平民造成了毀滅性的傷亡，並在國際支持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以色列領導人常常試圖擁有一切。相反，他們需要做出艱難的選擇，優先考慮哪些目標，淡化哪些目標。

如果以色列試圖擁有一切，那麼它就有可能一無所有

由於維持美國的支持至關重要，以色列應該把重點放在打擊哈馬斯領導人上，而不是摧毀該組織更廣泛的軍事力量和基礎設施。應更加努力減少平民傷亡。它應該尋求威懾而不是消滅真主黨，即使在敵對行動結束以安撫以色列人民之後，仍應在加薩和黎巴嫩附近保留更多部隊。它應該更多地關注誰將取代加薩的哈馬斯，這需要支持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和巴勒斯坦技術官僚。如果以色列試圖擁有一切，那麼它就有可能一無所有。

任何來到以色列的遊客都不會錯過每一次談話中瀰漫的痛苦、憤怒和不信任的感覺。當我詢問10月7日的情況時，「地震」這個詞一再出現。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員宣稱，當天該國「發生了根本性的事情」。（為了鼓勵坦誠，我們同意不透露受訪者的身份。）以色列人認為，他們無法回到 10 月 7 日之前的世界，加薩邊境對面是充滿敵意且完好無損的哈馬斯。在他們看來，襲擊的殘酷性表明哈馬斯已經無可救藥，無法被威懾或遏制。

以色列人不再信任自己的安全機構

然而，問題不僅限於加薩。許多以色列人有理由將哈馬斯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器庫及其戰士的創新方法歸咎於伊朗。他們擔心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黨也會攻擊以色列，利用其數量成倍增加的火箭武器庫和技術更熟練的戰士對以色列北部發動更具破壞性的攻擊。自10月7日以來，已有超過20萬以色列人逃離加薩和黎巴嫩附近地區。

同時，以色列人不再信任自己的安全機構。正如一位以色列安全官員所解釋的那樣，「10 月7 日之前，情報部門告訴該國，『我們了解哈馬斯'，而軍方則說，『我們可以對付哈馬斯。』」他補充說，這兩種說法都是錯的。以色列領導人現在很難向公眾保證下次軍事和情報部門將保證他們的安全。

為了重建公眾信心，以色列領導人誓言要徹底摧毀哈馬斯。襲擊發生幾天后，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發表了這樣的承諾。「我們將從地球上抹去哈馬斯、伊斯蘭國-加薩這個組織，」他說。“它將不復存在。” 但摧毀哈馬斯在實踐中可能意味著許多不同的事情。

即使對於最優秀的軍隊來說，城市戰也是一場噩夢

以色列當前軍事行動的重點是摧毀哈馬斯的軍事派別，該派系在10 月7 日之前擁有約25,000 至30,000 名成員。在我接受採訪時，大多數以色列官員估計其中7,000 名武裝分子已在戰爭中喪生。然而，這一數字很難核實，其中可能包括反擊入侵部隊但尚未正式加入哈馬斯軍事部門的巴勒斯坦人。武裝分子的數量似乎正在進一步減少：一些以色列官員告訴我，越來越多的人正在逃離或投降。

儘管以色列國防軍給哈馬斯造成了巨大傷亡，但該組織人數眾多且與民眾融為一體的能力使其難以根除，尤其是在不殺死大量巴勒斯坦平民的情況下。即使對於最優秀的軍隊來說，城市戰也是一場噩夢，以色列國防軍在當前的戰役中已經損失了 100 多名士兵。雪上加霜的是，哈馬斯將許多軍事資產部署在清真寺和學校等民用設施附近或內部。此外，加薩擁有龐大的隧道網絡，比以色列情報部門最初想像的還要廣泛，武裝分子可以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移動，領導人可以隱藏起來。哈馬斯在加薩也有著深厚的根基，與清真寺、醫院、學校和慈善機構有著數十年的聯繫，自 2007 年以來，哈馬斯一直是那裡的政府。該組織滲透到加薩的日常生活中：醫生、警察、垃圾收集者和教師都可能與哈馬斯有聯繫，因此很難根除該組織軍事部門以外的人員。

哈馬斯還擁有龐大的軍事基礎設施

當然，以色列無法殺死每一個哈馬斯戰士。但它也許能夠殺死足夠多的成員，尤其是領導人和退伍軍人，從而摧毀該組織的軍事能力。在這種勝利的願景中，哈馬斯的部隊將不再能夠有效地對以色列進行戰鬥和發動行動。如果加薩出現新政府，哈馬斯的殘餘勢力將更容易受到鎮壓，因為該政府的安全部隊將有很大的機會找到並鎮壓孤立的武裝分子組織。

哈馬斯還擁有龐大的軍事基礎設施。這不僅包括其隧道網絡，還包括火箭、飛彈、發射台和彈藥庫。這些資產無所不在：十多年來，哈馬斯一直在為以色列的入侵做準備。以色列入侵的部分目的是摧毀這些基礎設施，這反過來又需要轟炸或佔領加薩的大部分地區。沒有太多公開數據來量化這一進展，但可以透過哈馬斯火箭和飛彈襲擊的頻率和規模、哈馬斯戰士擁有的彈藥數量以及哈馬斯控制的領土來衡量——所有這些，根據就我採訪的官員而言，這一數字正在穩步縮小。其中一些觀察結果是外人可見的，而另一些則需要詳細的情報才能判斷。

衡量成功的另一個標準是哈馬斯的領導階層是否被摧毀

衡量成功的另一個標準是哈馬斯的領導階層是否被摧毀。以色列有著殺害恐怖分子領導人的悠久歷史，以色列官員已宣布計劃在戰爭結束後暗殺哈馬斯領導人。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 稱哈馬斯高級官員葉海亞·辛瓦爾是“行屍走肉”，甚至在10 月7 日之前，以色列軍隊就多次試圖殺死哈馬斯軍事領導人穆罕默德·德伊夫及其副手，馬爾萬·伊薩。以色列政府報告說，在目前的軍事行動中，它已經殺死了許多哈馬斯領導人，內塔尼亞胡聲稱哈馬斯營指揮官的一半已經死亡。

然而，就像摧毀哈馬斯的軍事基礎設施一樣，消除其領導層也很困難。據信德伊夫、伊薩和辛瓦爾藏在地下。顯然有更多的初級領導人被殺害，但至少其中一些將被其他有能力的領導人取代。由於摧毀基礎設施和殺死哈馬斯成員和領導人的難度很大，我採訪過的大多數以色列安全官員估計，還需要六到九個月的高強度軍事行動。

然而，即使現任領導人被殺，哈馬斯仍有大量替代者。自 1987 年哈馬斯成立以來，以色列經常殺害或監禁其高層領導人，但該組織一直存在。它擁有充足的下層領導人和龐大的支持網絡可供利用。也就是說，殺死辛瓦爾和德伊夫對以色列來說尤其具有政治價值，即使哈馬斯用同樣有能力和敵對的領導人取代了他們。兩人都已成為 10 月 7 日的象徵，如果他們被殺，以色列政府就可以更可信地宣稱勝利，即使他們的許多領導人倖存。

暴力抵抗讓生活變得更糟，哈馬斯的暴行付出代價

哈馬斯超越任何個人領導人，體現了一種更難以消除的意識形態。muqawama （即抵抗）背後的理念是，擊敗以色列（以及美國）的方法是透過持久的軍事力量，真主黨和伊朗也信奉這一信條。如果以色列摧毀了哈馬斯，但一個具有相同心態的強大新組織取而代之，以色列只會用一個敵人取代另一個敵人。過去，以色列幾乎消滅了個別巴勒斯坦恐怖組織，例如Al Saiqa，這是一個在20 世紀60 年代和1970 年代受到敘利亞支持的曾經強大的複興黨組織，其領導人祖海爾·莫森(Zuheir Mohsen) 於1979 年被以色列特工槍殺。削弱了其他組織，例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這是一個左翼組織，因在1960 年代和1970 年代劫持飛機以及1987 年對以色列發動滑翔機襲擊而聞名。但潛在的恐怖分子只是加入了其他組織，包括哈馬斯。

抵抗意識形態在巴勒斯坦人中很流行，10 月 7 日更是如此。哈馬斯深深傷害了以色列，而許多因數十年佔領而蒙羞的巴勒斯坦人卻對以色列感到高興。以色列破壞性的軍事行動造成大量平民死亡，進一步激怒了巴勒斯坦人，而哈馬斯扣押人質則迫使以色列釋放一些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這是溫和派巴勒斯坦人過去的談判無法實現的目標。巴勒斯坦政策和調查研究中心在11月底和12月初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西岸82%的巴勒斯坦人支持這次攻擊。最終，巴勒斯坦人可能會看到加薩的破壞並得出結論，暴力抵抗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糟，民調顯示，加薩10月7日的支持率減少，這正在為哈馬斯的暴行付出代價。但到目前為止，對哈馬斯的支持度有所增加。

以色列沒有興趣成為加薩長期佔領者

摧毀哈馬斯的一個非常不同的方面是長期取代它作為加薩政府。必須有人來管理該地帶並阻止哈馬斯重新掌權，而以色列沒有興趣成為長期佔領者。然而，在這個問題上，進展甚微，如果說有什麼進展的話，那就是以色列的情況比10月7日更糟。沒有任何外部勢力願意充當以色列在加薩的警察部隊。

美國總統拜登呼籲「重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來治理加薩。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現在控制著約旦河西岸，並與以色列在安全問題上密切合作，但其領導層無能且不受歡迎。以色列在西岸的嚴厲政策和定居點的擴張逐漸削弱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地位，而以色列對加薩的入侵則加劇了該組織的合法性問題，因為巴勒斯坦人欽佩哈馬斯的反抗行為，並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視為以色列佔領的共犯。“巴勒斯坦人沒有領導權，”一位受訪者尖刻地指出，儘管他補充說，“巴勒斯坦人必須控制加薩。” 如果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負責加沙，巴勒斯坦人就會將其視為殘暴的以色列佔領者的婢女。如果沒有以色列的大力支持，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軍隊甚至會被哈馬斯的殘餘力量壓垮。

在以色列的每個地方，人質的臉都在海報上凝視著。他們在加薩的待遇以及釋放他們的需要在我的談話中不斷出現。10 月 7 日，哈馬斯劫持了大約 240 名人質，其中不到一半人質已獲釋。目前估計有 129 人仍在加沙，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人倖存。（以色列認為至少有 20 人死亡。）從心理層面來看，100 多名人質的存在對以色列來說是一個未癒合的傷口。在戰術層面上，它使以色列國防軍的行動變得複雜。

以色列國防軍的轟炸無疑又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要了解以色列人遭受的創傷的​​嚴重程度，請考慮以色列過去如何處理人質事件。2011年，它用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換取哈馬斯俘虜的一名以色列士兵吉拉德·沙利特。自10月7日以來，它已經釋放了大約240名囚犯，作為交換，哈馬斯釋放了10月7日被俘的100多名囚犯，其中包括23名泰國公民和一名菲律賓公民，以及許多雙重國籍。剩下的人質中有許多是處於戰鬥年齡的以色列年輕人，哈馬斯誓言要開高價釋放他們——這也是談判在最初釋放後破裂的部分原因。剩下的人質還包括以色列人認為遭到強暴或其他虐待的婦女，哈馬斯不願釋放她們，以免她們公開自己的虐待行為。使人質問題更複雜的是，剩下的人質中約有 30 名人質可能處於另一個恐怖組織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或加薩其他派系的控制之下。

在試圖釋放囚犯的同時進行高強度的軍事行動異常困難。正如哈馬斯將其部隊部署在平民中一樣，它也利用人質作為盾牌。以色列國防軍的誤傷導致一些以色列囚犯死亡，而以色列國防軍的轟炸無疑又造成了更多的死亡。如果軍事行動繼續下去，以色列可能會解救一些被綁架的人，但也會在戰鬥中失去許多人。

真主黨似乎也希望避免全面衝突，發動有限的攻擊

以色列長期以來一直依靠威懾來對抗敵人，試圖讓他們相信任何襲擊都會讓他們的處境變得更糟。衡量威懾力是很困難的。大多數以色列人在 10 月 7 日之前都會說，哈馬斯已被成功威懾，但哈馬斯仍然發動了攻擊，而且其成功可能會激勵其他敵人也這樣做。一般來說，很難理解敵人的風險報酬計算，尤其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敵人。

即使以色列在加薩繼續作戰，它也在其北部邊境與真主黨發生了來回爭執，真主黨發射火箭並攻擊以色列邊境哨所，而以色列國防軍則轟炸真主黨陣地。以色列領導人希望透過讓真主黨為其侵略付出代價來表明決心，但他們也希望在其軍隊忙於與哈馬斯作戰時避免發生更大規模的戰爭。目前，真主黨似乎也希望避免全面衝突，發動有限的攻擊以表示與哈馬斯的團結，但避免採取更激烈的行動。加薩的破壞可能增強了威懾力：真主黨可能不想讓其在貝魯特的據點看起來像今天加薩大部分地區的月球表面一樣。

以色列無法無限期地單獨行動

然而，最終，以色列可能希望對真主黨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因為他們相信，除非這樣做，威懾就不會持續，以色列可能會再次感到驚訝。正如一位以色列安全官員對我所說的那樣，“威懾是一種持續到對方為戰爭準備的東西。” 真主黨在黎巴嫩與以色列邊境部署了精銳突擊隊－拉德萬部隊。它還擁有大量的火箭彈庫，可以到達以色列各地的目標，並且足以壓倒該國的飛彈防禦系統。

以色列或許能夠繼續阻止真主黨發動戰爭，但火箭和突擊隊襲擊的威脅——10 月7 日的情況再次發生，但發生在北部，而且來自能力更強的敵人——讓以色列軍事策劃者夜不能寐。事實上，12月初，國防部長加蘭特威脅稱，如果真主黨不將其拉德萬部隊撤出邊境，他將開闢第二條戰線對抗真主黨。

以色列是一個小國，儘管其軍事實力雄厚，但它無法無限期地單獨行動。它也將自己視為西方民主國家，並且對該俱樂部其他成員的批評很敏感。因此，隨著西方支持似乎下滑，以色列領導人憂心忡忡地看著。歐洲各地爆發反以色列抗議活動，27個歐盟成員國中有17個支持聯合國大會要求停火的決議。

以色列人一致對拜登讚不絕口

阿拉伯領導人，包括最近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的領導人，公開批評以色列——即使他們私下強烈反對哈馬斯及其政治伊斯蘭品牌——因為阿拉伯公眾對巴勒斯坦死亡人數感到憤怒。然而，與巴林、摩洛哥、蘇丹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達成的 新和平協議仍然有效，幾乎沒有跡象表明這些國家處於危險之中，儘管這些國家領導人的言論變得更加激烈。

以色列可以忍受歐洲關係的緊張和阿拉伯國家日益增長的批評，但失去美國的支持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與我交談的以色列人一致對拜登讚不絕口——用一位受訪者的話來說，他是一個“正人君子”，用另一位受訪者的話說，他是“自哈里·杜魯門以來以色列最大的朋友”，杜魯門是第一位正式承認以色列的世界領導人。除了以色列每年從美國獲得的超過 30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之外，國會和白宮現在正在考慮一項提供 140 億美元補充的一攬子計劃。以色列也依賴美國提供彈藥，它在加薩需要彈藥，而在黎巴嫩戰爭中則需要更多彈藥。美國也經常在聯合國為以色列提供掩護，例如否決最近要求加薩停火的安理會決議。

巴勒斯坦人對哈馬斯的支持度有所增加

到目前為止，巴勒斯坦人對哈馬斯的支持度有所增加。但許多以色列領導人擔心美國的支持可能不會永遠持續下去，而那些不懷有這種恐懼的人卻應該如此。拜登所在的政黨在以色列在戰爭中的行為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大，總統本人現在也批評了加薩的“狂轟亂炸”，他的政府官員正在敦促結束重大軍事行動。拜登政府也強烈反對在北部針對真主黨發動預防性戰爭，包括拜登在內的美國高級官員告訴以色列同行不要擴大戰爭。美國在東地中海部署了兩艘航空母艦，其明確目的是威懾伊朗和真主黨，隱含目標是讓以色列相信美國會予以支持——這與10 月7 日之前的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當時許多中東國家認為美國正在放棄該地區，轉而關注中國。

為了維持美國的強大支持並避免將阿拉伯領導人置於無法逃脫的困境，以色列需要緩和在加薩的軍事行動。但侵略性和破壞性較小的行動將使殺死哈馬斯武裝分子和摧毀其基礎設施變得更加困難。在北方，以色列也受到限制。除非真主黨採取嚴重挑釁行為，否則以色列無法在黎巴嫩發動戰爭並維持美國的支持。

內塔尼亞胡支持率大幅下降

10 月 7 日之前，以色列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內塔尼亞胡的極右翼政府試圖削弱司法機構，擴大西岸定居點，並保護總理免受腐敗指控。現在，以色列人團結一致支持摧毀哈馬斯的目標，但許多人認為內塔尼亞胡應對未能阻止襲擊負責，並希望看到他辭職。

以色列人對領導人失去信心可能看起來只是正常的政治，與反恐無關，但事實上這樣的結果代表了恐怖分子的主要目標。哈馬斯可能試圖摧毀以色列人對其政府機構的信心，即使這不是目標，這一結果對該組織來說肯定是一個可喜的紅利。如果沒有這種信心，流離失所的以色列人將不會返回加薩或黎巴嫩附近的家園。對以色列政府持懷疑態度的人將把以色列持續進行的一些反哈馬斯行動視為內塔尼亞胡保住權力的一種方式，而不是打擊恐怖主義的真正必要條件。

在恢復人們對政府的信心方面，以色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儘管內塔尼亞胡已經將一些反對派人士帶入了戰時內閣，但他自己的支持率卻大幅下降，11 月份的民意調查發現，只有4% 的以色列猶太人認為他是有關戰爭的可靠信息來源。隨著加薩行動的減弱，各委員會將於 10 月 7 日對軍事和情報失敗事件進行調查，這些事件的揭露無疑將在短期內導致以色列人對其安全機構失去更多信心。隨著以色列國防軍和以色列情報部門在加薩展示他們的戰鬥能力，一些信心將會恢復，大多數以色列人都認為他們已經透過嚴厲打擊哈馬斯和限制以色列傷亡來做到這一點。隨著新一代軍事和情報領導人取代那些對 10 月 7 日的災難承擔責任並承諾辭職的人，應該重建一些信任。但最終，以色列人可能需要數年相對平靜的時間才能恢復信仰。

真主黨和以色列一樣，似乎不希望爆發全面戰爭

以色列的所有目標都難以實現，有些目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持續的軍事行動對於嚴重削弱哈馬斯並幫助重建公眾對軍隊的信心是必要的，但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取得成功——即便如此，也不太可能殺死每一個哈馬斯領導人並摧毀每一條隧道。然而，如果不減少軍事行動，就很難釋放人質並維持美國的支持。激烈的行動無助於找到誰將統治加薩的長期問題的解決方案：當塵埃落定後，以色列將需要一個巴勒斯坦夥伴來管理該地帶，而破壞性的軍事行動會降低其在當地民眾中的可信度。 。

由於其目標很難單獨實現，更難共同實現，以色列很可能會達不到目標。無論發生什麼，更多的哈馬斯領導人和戰士可能會比以色列希望的更多的人倖存，而隨著加薩戰爭的激烈，真主黨可能會繼續發動火箭襲擊。然而，沒有完全成功並不意味著失敗。真主黨和以色列一樣，似乎不希望爆發全面戰爭。10 月 7 日的襲擊拉近了以色列和美國政府的距離，並減少了人們對華盛頓將放棄中東的擔憂。

中東唯一比石油更豐富的資源就是糟糕的選擇

但從我的談話中可以清楚看出，以色列目前對加薩的做法過於雄心勃勃，現在是糾正路線的時候了。未來幾個月，以色列應該放棄高強度行動，同時繼續透過無人機襲擊、特種作戰部隊襲擊和其他手段消滅哈馬斯最高領導人，即使哈馬斯的一些軍事基礎設施和正規部隊仍然存在。以色列需要美國的支持，這需要限制加薩的平民傷亡，大力擴大該地區的人道主義努力，並避免與真主黨發生無端戰爭。為了在不完全摧毀哈馬斯和真主黨的情況下安撫以色列民眾，以色列應該在黎巴嫩和加薩附近部署更多的軍隊。也許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和國際社會應該開始支持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和哈馬斯的其他替代方案來治理加薩的長期進程。

以色列也必須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從很多方面來說，無論它做與不做，它都該死。其領導人必須做出艱難的選擇，決定優先考慮哪些目標，擱置哪些目標。一位以色列安全官員對我說得最清楚：“中東唯一比石油更豐富的資源就是糟糕的選擇。”

文/劉重義

有一位網友就加薩戰事的人道關懷，問我：聖經有講「著目睭還目睭」，卻另外所在教示講「著疼你的敵人」，安呢咁無矛盾？

我回應伊講：頭前是彰顯「公義」，後壁是「疼心」，攏是咱人類應該持守的文明價值，有智慧的人在施行一個價值的時，祙毀壞另外一個價值。

我對當前聯合國和一寡強調人道，片面譴責以色列「無區別轟炸」，卻假無看見哈瑪斯採取「人肉盾牌」戰術，片面要求以色列即時停火，卻無要求哈瑪斯即時釋放所有人質。我無法度贊同這種毀壞公義價值的偽善。

在2014我有發表《謝明長征到大海》這篇文章，寫著真濟人真熟的電影《飄》(Gone with the wind)內底，有南北戰爭當時亞特蘭大(Atlanta)城內兵荒馬亂的情節，著是1864年5月北軍西部戰區司令謝明(William Sherman)進攻這個南軍重要的後援城市的戰況。雙方激烈戰到9月，南軍被迫撤離。
為了加速終結內戰，謝明攻佔亞特蘭大城了後，大膽規劃了一場類似當前以色列在加薩要剿滅哈瑪斯勢力的「總體戰」(total war)，準備對南方的戰略、經濟和心理進行全面強烈的打擊。當時，林肯總統和北軍總司令格蘭(Ulysses Grant)對謝明的提案攏有保留。不過，格蘭一向信任謝明的軍事才能，著在11月初2回覆：「照你的計劃掙落去！」

謝明在11月15將亞特蘭大幾乎銷毀做平地，然後，帶領6萬軍兵一路對有戰略意義的設施或有抵抗的所在，進行掃蕩、放火、破壞行動，橫行南方腹地460公里，在12月20迫喬治亞州大西洋海岸的沙灣娜( Savannah)市長投降。沿途一切可能利用的資源若呣是佔用，著是毀壞做廢物。這種戰爭手段，予南方的軍兵和平民士氣膽寒，尤其無物通食的飢民發現南軍根本無法度保護怹的生活，著對脫離美國聯邦失去信心。

這場對亞特蘭大到沙灣娜的軍事行動，歷史學者稱做「謝明行軍到大海」(Sherman’s March to the Sea)。有人認定謝明犯戰爭罪；有人認為伊是偉大的軍事策略家，是終結南北戰爭重要的功勞者之一；英國的軍事歷史學者稱伊是「第一個現代將領」。

謝明的軍兵一路並祙破壞無抵抗的平民的厝體和栗倉，怹對平民咁哪搶食物和抓精牲充實軍糧，北軍總共死傷1,300人，南軍2,300。因為南軍根本祙採取像目前哈瑪斯的人肉盾牌戰術，所以平民死傷著無嚴重到是討論的焦點。

正規的軍事部署本來著應該有獨立的區域，範圍內是軍事設施的運作環境；敵對的攻擊攏會盡量針對戰略相關的設施和資源；兩軍的決戰雙方嘛攏會避開平民人口密集的地區。

1863年7月的珪鐵次堡(Gettysburg)戰役，主戰場著是選在城鎮外空曠的田野，少數住在遐的農家著知疏開去鎮內，避免無辜受著砲火傷害。

1895年8月下旬，日本接收台灣的軍隊準備佔領彰化，台灣民兵雖然大部分是平民組成，嘛是選擇在鎮外的八卦山對抗日本兵，避免無辜鎮民著傷。
1950年5月19支那共產黨派將近28萬「志願軍」介入韓戰，後來繼續增加到300萬。到1953年7月戰爭結束，採用「人海戰術」的支共自己講志願軍死18萬，西方國家的估計講死40萬。因為死的是志願軍，無聽講支共有哀「人道問題」。

閣較無客氣講，連阮庄台灣囝仔小學生和軍眷區的囝仔集體相拍，著知影群體暴力衝突的規矩，戰場必須避開一般民眾行踏的所在。遮是發生在1950族群衝突相當敏感的年代，尤其上尾閣是阮台灣囝仔這邊拍贏，對方有人重傷流血必須送病院。代誌暴露了，阮校長和導師在兩個便衣人員頭前驚徦破膽。

標榜人道的國際人士應該用公義的心和智慧，譴責哈瑪斯的胡亂作為，來關心目前加薩無辜平民的災難。巴勒斯坦人有權利建立怹自己的國家，著像台灣人有權利建立咱自己的國家仝款。總是，我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棄絕落伍野蠻帶來民族災難的哈瑪斯勢力，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應該努力提升自己民族的現代社會公民素質，採取文明社會可以接受的民族獨立鬥爭手段，爭取國際正義人士的支持。

一位美國國會資深共和黨議員表示將推出一項為台灣提供援助的軍事補充法案，他還向北京發出警告，表示如果中國對台灣採取武力入侵行動，國會將會祭祀“煉獄級的制裁”予以回應。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星期三（12月20日）獨家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上個月在舊金山會面時直言不諱表示北京將會統一台灣，但時機尚未決定。

報導引述三位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的話說，習近平在一場有12位美中官員的會議上告訴拜登，中國更偏好以和平的方式來統一台灣。報告指出，中國官員也要求拜登總統在峰會結束後發表公開聲明，表示美國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台灣的目標，不支持台灣獨立，但白宮拒絕了中國的要求。

來自南萊納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林賽·葛拉漢（Sen. Lindsey Graham）星期三發表聲明，以“極度令人不安”來形容這篇報導的內容。

這位參議院資深共和黨人警告中國，武力犯台的結果將比普丁入侵烏克蘭的後果更嚴重。葛拉漢說，“如果你認為你可以以欺凌的方式破壞世界秩序而不用承擔任何後果，那麼你將讓普丁入侵烏克蘭的決定看起來很明智。”
葛拉漢表示，他支持一中政策，但也支持自由和民主。他表示，他可以"毫無疑問地」說，在對抗反民主的中共政權上，國會兩黨是團結一致的。

「我將和民主黨以及共和黨參議員合作做兩件事情。第一，為台灣制定一套堅實的軍事補充法案。第二，草擬一份入侵行動前的'煉獄制裁'，如果中國採取行動奪取台灣，將面臨有關結果,”作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的葛拉漢在聲明中表示。

除了擔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共和黨領袖外，現年68歲的葛雷厄姆參議員目前同時是撥款委員會和預算委員會的重要成員。他曾在去年4月與時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鮑勃·梅嫩德斯參議員（Sen. Bob Menendez）率領一個跨黨派國會議員代表團訪問台灣，短暫停留一天一夜期間與總統蔡英文進行會面，就美台關係、區域安全以及其他雙方有興趣的重大議題舉行會談。

葛拉漢在星期四聲明中稱，他有信心國會有強大的兩黨支持來對抗中國共產主義咄咄逼人的行動。

「我認為美國國會會堅定地團結在一起，也厭倦了共產主義中國的挑釁行為，」葛拉漢說。他也嚴厲批評中共是「一個種族滅絕、殘暴的政權，並違背了好幾項協議，特別是和香港有關的內容」。

拜習高峰會結束後，習近平稱沒有2025年、2027年或2035年攻台時間表的說法充斥各大媒體版面，讓許多擔心台灣海峽兵兇戰危的民眾鬆了一口氣。但美國廣播公司（NBC）12月20日採訪三位美國現任和卸任官員報導說，其實習近平有關沒有攻台時間表的說法只是硬幣的一面，而硬幣的另一面卻被外界忽略了。習近平直言告訴拜登：「中國終將統一」台灣

NBC引述美方官員的話說，習近平在舊金山的峰會上對台灣民進黨推出的總統候選人表達了關切。當拜登表達中國應該尊重台灣選舉制度的願望後，習近平回應說，和平“當然很好”，但是“中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11月中旬在舊金山舉行雙邊峰會受到全球高度關注。各界除了觀察拜習會是否可以真正讓持續惡化的美中關係止跌回升外，也相當重視雙方在被北京稱為美中關係核心中的核心的台灣問題上的表述。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曾經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公開表示，習近平已經下令解放軍在2027年解放軍建軍100週年時做好解決台灣問題的準備，2027年就被外界普遍視為習近平計畫武力攻台的時間點。

美國軍方和智庫也有人預測，習近平預計在2025年或2027年攻台。

NBC引述美方聽取了會議簡報的兩位現任和一位卸任官員的話說，其實習近平在與拜登舉行的有雙方官員參加的大範圍會談中主動提及，外界有人預測他有2025或2027年奪取台灣的計劃，而這些預測都是錯誤的，因為他尚未就此制定時間表。

中國官媒中央電視台在拜習峰會結束後的報導，習近平在會晤中就台灣問題強調，美國應將不支持台獨的表態具體體現在具體行動上，停止武裝台灣。

「中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央視引述習近平對拜登的話說。

美方知情官員向NBC透露，中方官員在峰會舉行前曾向美方提出要求，希望拜登在峰會結束後表示支持中國與台灣和平統一，同時不支持台灣獨立。但是這項要求遭到白宮的拒絕。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拒絕就此事向NBC發表評論。

NBC說，習近平就台灣問題私下向拜登發出的警告與他過去一貫就台灣問題公開表達的立場並無明顯不同，但是由於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壓力與恫嚇逐漸加大，特別是在台灣下在個月舉行新總統大選前，因此特別引起美方官員的注意。

「他的措辭與他過去一貫的說法並無不同。他一直都對台灣立場強硬。他走的是強硬路線，」NBC引述一位了解峰會細節的官員的話說。

習近平在去年10月舉行的中國二十大上曾公開表示，如果台灣在外部勢力支持下宣布獨立，中國大陸將對台灣動武。他還說，武力威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離主義者及其分裂活動」。

習近平同時宣布要在2035年將中國的經濟規模翻倍的目標，聲稱「我們必須繼續將經濟發展作為我們的中心任務」。NBC報導說，有些專家懷疑，在台灣不宣布獨立的情況下，北京會對台灣輕啟戰端，因為軍事衝突將讓北京無法實現其經濟目標。

白宮希望透過拜習峰會，讓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得以緩解，而拜登本人也一再強調有必要避免美中之間發生武裝衝突。

「中美處於競爭關係之中，但是我的責任就是要讓（競爭）合理且可以管控，從而不會導致衝突，」拜登說。“這就是我要做的。這也是事情的關鍵。”

美國國會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12月18日致函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凱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要求五角大廈“跳脫傳統思維”，建立一個能遏止中國入侵台灣的軍火庫。這位共和黨眾議員並要求國防部就其遏制中國侵台的策略向國會進行機密簡報。

該特設委員會在給美國之音(VOA)的一個聲明中說，加拉格爾主席在這封給希克斯的信中「建議美國國防部採取創新方式來抗衡習近平歷史性的軍事擴張以及對台灣的威脅。習近平已經下令中國軍方在2027年前準備好發動入侵行動。”

聲明說，最近的幾次兵棋推演顯示，在中國侵台的可能情況下，美國將在幾天內就消耗殆盡重要武器，而與此同時，台灣向美國採購的武器還有大約190億美元的設備仍遲遲無法交貨，其中一些甚至計劃在2029年交付。

「為了幫助克服這些挑戰，加拉格爾主席建議採取創新的方法，以五角大廈現有的庫存設備快速部署一個遏止軍火庫，」聲明說。

加拉格爾提到，1940年12月，美國還在和平時期，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就提出了「偉大的民主軍火庫」倡議，不僅向那些已在戰鬥中的美國盟友提供了救生索，同時也提前幫助美國武裝自己的軍隊，因此得以挺過多年的重大衝突，並最終贏得戰爭。

「今天，美國發現自己必須重建一個不同的軍火庫－一個遏止軍火庫。習近平已經下令中國軍隊2027年前準備好入侵台灣。為避免戰爭，我們必須迅速重建一個遏止軍火庫，以便武裝台灣和我們自己的部隊，讓我們能在印太地區任何衝突中致勝，」加拉格爾說。

他提到，美國如今難以應付烏克蘭與以色列對美國彈藥的需求，顯示了美國彈藥工業界的弱點，近來在模擬美中為台灣發生衝突的兵棋推演中，美國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就用完遠程和精確導引武器，因此「今天的挑戰必須迫使我們調適並跳脫傳統思維」。

「如果延宕阻止我們將至關重要的武器交付台灣，我們必須有創意來組成一些能力——利用我們庫存中已有的武器和資產——讓我們能迅速交付台灣，」代表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加拉格爾說。

他又舉例說，如果生產武器的成本和時間限制了美國遠程精確導引武器的供應，美國就必須尋求是否有更廉價的選項能夠快速生產，例如兩個他認為較具創新想法的“魚叉” （Harpoon）導彈及“聯合直接攻擊炸彈”(JDAM)或許能提供問題的潛在解決方案，“並在這個緊急時刻協助加強遏阻軍火庫。”

加拉格爾說，只要一些小小的改變就能結合美國現有存貨的「魚叉」飛彈，與美國或台灣已有的陸基系統提供一個「麥蓋維」(MacGyver，美國1980年代電視影集名稱，又譯《百戰天龍》，如今用以形容以現有工具解決眼前問題)式的解決方案。

他還說，只需要相當於精製飛彈的一小部分價錢，就能將有動力驅動的「聯合直接攻擊炸彈」配備5百磅炸彈，當成廉價的巡航飛彈飛行至少300海裡。

他說，目前美國在高階反艦巡航飛彈的存貨有限，因此無法有效遏止中國關於成功跨海侵台的運算，有動力驅動的JDAM有可能改變這種運算，因為它是「專門為了摧毀中國用來在台灣海峽運送部隊和執行補給任務的武裝不足船隻所製造。“

加拉格爾提到，烏克蘭戰爭發出的啟示就是當代的傳統形式戰爭可能會很快消耗大量彈藥，能夠快速生產動力JDAM這樣的彈藥或許能夠有意義地補充美國庫存中的精確制導彈藥，並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任何突發狀況中戰勝對手的能力。

「振興和重建一個遏止軍火庫需要一個世代性的投資和動員。同時，我們也必須對彈藥產業界能多快生產我們最重要的武器保持現實態度。我們必須有創意，跳出傳統思維來尋找解決方案。此刻的急迫性捨此以外別無他途，」這位專責與中共競爭議題的委員會主席說。

加拉格爾眾議員在信末要求國防部在2024年1月8日前就他提出的關於前述建議的可行性、時程及相關問題作出回應。由於這些議題涉及的機密信息，他也要求國防部在書面答覆之外對該委員會提供一場機密簡報。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12月18日表示，他對中國和俄羅斯在該地區增加的聯合軍事行動「非常關切」。

他敦促中國停止升級與鄰國的海上對抗，並表示在莫斯科發動的烏克蘭戰爭期間，中國與俄羅斯日益增加的軍事活動是一個嚴重的關切。

美國印太司令、海軍上將約翰·C·阿奎利諾（John C. Aquilino）在東京發表談話時，該地區的另一個關切點——朝鮮進行了最新的洲際彈道導彈試驗。

阿奎利諾在明年初舉行的聯合演習「利刃24」之前與日本國防官員會面。

阿奎利諾認為，目前的情勢遠遠超出了權宜婚姻式的關係，「如果你把北韓考慮進來、考慮到俄羅斯與北韓的合作，以及在此之前北韓唯一的伙伴是中國這一事實，那就成了一個糟糕的社區、一個糟糕的群體。」日本特別關注中國與俄羅斯軍隊在日本海岸周圍的聯合活動增加。

 中國與其他鄰國的緊張關係日益加劇。 今年，中國和菲律賓在南中國海一些有爭議的近海地區的對峙不斷升級。美國警告中國，如果菲律賓軍隊受到攻擊，美國有義務保衛條約盟友菲律賓。中國警告美國遠離其所謂的純粹的亞洲爭端。 中國還在一艘澳洲船隻有潛水員工作的水域啟動了聲納。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11月同意穩定兩國關係並重新建立兩軍溝通以來，中國與美國戰機和艦艇的空中和海上近距離接觸已經停止。 但阿奎利諾要求與中國對應將領的會談已經懸而未決了三年之久，他正在等待中國對他重新發出的會談要求作出回應。 他說，中國大使館說他們必須拿出一套技術方案來安排通話，除此之外，中方「還沒有回覆。」

美眾議院特設委員會跨黨派領袖星期三（12月13日）表示，華盛頓必須採取行動應對北京當局的跨國鎮壓行動。議員們擔心，中共長臂管轄已威脅到居住在美國的中國人。 委員會領袖向中國政府喊話說：「停止讓行使權利的人遭受恐懼和鎮壓，停止對他們的騷擾，停止對人權的公然侵犯。」

眾議院美國和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以「中共跨國鎮壓：共產黨噤聲和脅迫海外批評聲浪的努力」（CC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he Party's Effort to Silence and Coerce Critics Overseas）為題召開聽證會，聚焦討論中國長臂管轄，跨國執法的問題。

委員會主席邁克·加拉格爾（Rep. Mike Gallagher） 加拉格爾說，「誰受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你可能認為答案顯而易見是中國公民。但跨國鎮壓表明中共的目的不僅如此。」、「中共實際上是想發揮影響、懲罰和脅迫世界各地的人民。他們希望批評者閉嘴，控制政治，監控思想的範圍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

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拉賈·克里希納莫提（Rep. Raja Krishnamoorthi）在聽證會上說，「許多在美國的人不會公開反對中共，因為他們擔心自己或家人的安全。我們看到有關活動人士遭到騷擾的頭條新聞。 但每次活動人士因恐懼而保持沉默，就沒有人寫他們的故事。 每次這種情況發生，中共就贏了，中國人民就輸了。」

這是委員會在聖誕節和新年假期休會前的最後一場公開聽證。出席作證的包括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執行總監郭鳳儀、目前就讀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的中國留學生張津睿，和人權觀察前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

現年26歲的郭鳳儀因支持香港民主自由運動而成為被香港政府以百萬港幣懸賞通緝的8人之一。她在聽證會上表示，中共當局的跨國鎮壓行動已使得她即使在美國也感到危險。

「雖然我在自由之土，但我並不自由。我被困在這種被追捕的持續恐懼中，而這正是中共的目的，」郭鳳儀在開場陳述中說，「他們希望削弱我的力量，削弱我為香港發聲的能力。」

來自中國東北的留學生張津睿曾因一系列中國政府不認可的活動，包括在校園聲援白紙運動、反對新冠清零政策，並參與中國留學生成立的「炬火—波多馬克」民主團體，而導致他在中國的家人受到國保和公安的騷擾。

今年23歲的張津睿和郭鳳儀一樣，因為在政治立場上站在北京當局的對立面，即使身處美國也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強大的長臂威脅。

張津睿在聽證會上說，「無論你在世界什麼地方，即使在擁有最悠久的公民自由傳統，最成熟的民主國家，只要你關心的任何人或任何事還在中共控制之下，你就永遠不會自由。」

張津睿在聽證會上告訴國會議員，他知道這次站出來到國會作證很有可能導致中國政府再次找上他的家人，但他認為揭露中共跨國鎮壓的手段，讓更多人知道這一切經歷是更重要的事。

張津睿在證詞中說，在一次與他父親的約談中，國保拿出了一份打印出來的文件，上面是他在微信上和家人的短信對話，國保向他父親說他有支持民主的想法，並要他父母讓他不要再說話批評共產黨。

「這也是經歷跨國迫害的人最痛苦的地方之一，就是你和你的親人的連結本來就只有那麼很細的幾條交流的渠道，但這些渠道都是被共產黨跨海污染的時候，你還知道你正在和誰聯絡嗎？已經不知道你在和誰聯絡了，這是一個很悲傷的事情，」張津睿對美國之音說。

兩黨議員紛紛表示這些證詞令人不寒而慄，並表示美國必須採取行動停止中國在美國境內進行任何跨國鎮壓活動。

克里希納莫提在聽證會上表示，中國的人權捍衛者應該在美國有一個家。

「這事關重大。由於在中國向權力說真話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批評中共的人不能在美國自由發言，中共就成功地消除了各地的批評聲音。這意味著透過暴力和騷擾進行全球範圍的審查，」民主黨人克里希納莫提說。

「如果你在這個國家感到不自由，代表我們出問題了，我們必須尋找方法讓你們能自由，能感到自由，」來自密蘇裡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布萊恩·盧特克邁爾（Rep. Blaine Leutkemeyer）在聽證會上說。

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塞斯·莫爾頓（Rep. Seth Moulton）對美國之音說，「令人難過地，我對這一切都不感到意外，這符合我們對中共的預期。」

「我們今天聽到的證詞表明，我們也需要支持面臨中國跨國鎮壓的難民，」他說。

郭鳳儀在聽證會上呼籲國會能盡快推動這項法案進程。 她說：「『跨國鎮壓政策法』是我們開始建立機制發展美國應對能力的一種方式。」

雖然法案獲得了多位議員聯名支持，但推出至今尚未出現任何進展。

加拉格爾議員呼籲拜登政府將人權議題視為美中關係首要任務。 「在與中國共產黨的這場競爭中，將人權放在議程的首位不會讓我們有任何損失，」加拉格爾說。

委員會首席民主黨人克里希納莫提在聽證會上向中國喊話說：是時候停止這一切了：「我有話要向中共傳達：停止。停止讓行使權利的人遭受恐懼和鎮壓，停止針對他們的家人，停止對他們的騷擾和對人權的公然侵犯。」克里希納莫提說，「因為我們委員會的工作不會停止。 當中共在美國侵犯人權並壓制言論時，我們將盡我們所有力量追究中共的責任。 」

自習近平（2012 年）上台主政以來，中國的硬實力與軟實力均以讓世人驚訝的中國速度突飛猛進。直到今天，中國的綜合國力已是今非昔比，與美國不可同日而語了。美國雖然尚且不願甘拜下風，卻除了實施齷齪的經濟制裁與卑鄙的科技打壓以外，面對著強大的中國，可以說根本就是束手無策了, 使不上力的。

進入 2023 年，在萬國來朝之際，美國個個部長（國防，外交，財政，商業，環保）及拜登總統皆急於求見北京，卻不得其門而入。中國顯然已經平視各國，重返世界之巔，讓正在沒落西方列強們頓時之間，措手不及。以今日中國強大的綜合國力，中國還需要使用武力統一兩岸嗎？

軟實力方面 就拿最近多邊外交上的成就來講：對千年恩怨的沙伊撮合已經造成了中東的大和解 -- 包括敘利亞的快速回歸阿拉伯大聯盟；對俄烏戰爭的勸和促談已經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與認可。俄烏的停火已是勢在必行的。

一個能夠調解沙伊兩個大國之間的千年糾葛，與促成整個中東地區和平穩定的中國，難道不能和平地處理本國兩岸之間的矛盾嗎？-- 鐵定能！

硬實力方面 就中國國防軍備的飛速發展來看：除了海軍艦艇像下餃子一般的生產之外，其它的陸，海，空，天，及火箭軍與數百種無人機的發展皆為世矚目。尤其是各種不同射程的超高音速導彈的發展，以殺手鐧的姿態展現于世人面前。用錢學森彈道的技術，加上最近對黑障通信問題的突破，中國的神劍導彈可 「一個打一個中」 地以快速精准垂直打擊任何美國及第三國的船艦與軍事設施。世界上現有的反導導彈都是無濟於事的。所有的敵國艦船，在解放軍眼裡，就只是一個個的活棺材。

有著如此強大的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軍事能力，所有企圖介入台海戰爭的外國勢力根本是毫無勝算的。過去兩次因為兩位美眾議院議長惹起的環島演習，就已經證明了這點：美國與日本不敢也無能介入的。作為孫子兵法的宗主國，仗著如此強大的國力優勢，中國豈能不懂或不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道理？

武統只會傷害兩岸人民的感情。武統對以後的臺灣只會造成許多不可預測且不必要的困擾。一個把臺灣打得稀巴爛的祖國，我還能愛嗎？基於對這些兩岸人民感情的認識，兩岸必須和平統一的基調因此早已形成。

即使臺灣觸動了反分裂法，中國也無需對台動武。中國一定會首先使用歷史性的「招安回歸」法； 在招安勸和不成之後，中國只要封鎖臺灣，宣佈禁飛區與禁航區，然後通緝與懸賞台獨戰亂分子；幾天後，基於對中國軟實力的嚮往與和平民主的感召，臺灣內部就會很快的全面瓦解。在解放軍登陸以前，臺灣已經和平解放了。也就是說，中國解放軍不至於笨到會在臺灣和平解放之前強行登陸的。

所以台海之間根本就不會有海戰，空戰，登陸戰，巷戰，或遊擊戰 之類的（過時的）傳統戰爭。美國賣給臺灣的武器，尤其是那些美國居心貽害臺灣百姓的佈雷車，都已註定是毫無用途的。臺灣的國軍只能陣前起義，逮捕台獨分子，不敢也不會笨到打第一搶。當時的臺灣島內，“和統保台” 才是唯一正確的思路；而「保護台積電」則是當急之務。頓時臺灣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在台的美國人，尤其是那些準備炸毀台積電的美國特務。

台海一定不會爆發戰爭的。美國智庫與國會議員的兵推根本就是過時的，主觀偏頗的。臺灣島內的專家名嘴們與大陸主張武統的線民們也都是忽略了本文所提出的基本事實；危言聳聽，墜入了諸多錯誤的論點。茲舉例糾正如下：

正確的論點應該是：

1. 中國在台海周遭的演習針對的是所有的從域外來滋事的國家而不是台灣本島。
2. 美國想把臺灣變成第二個烏克蘭的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首先，臺灣沒有戰略縱深，就無法打巷戰及持久戰。其次，美國既然無法登陸軍援臺灣，臺灣就沒法打消耗戰。
3. 美國絕對不敢為了臺灣對中國打第一槍； 因為中國經常說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還有, 「我讓你打第一槍， 但絕不讓你打第二槍！」 -- 全世界都聽到了。
4. 中國不至於笨到被美國誘發台海戰爭的。 臺灣早已是中國的囊中之物，甕中之鼈；統一臺灣，操之在我；中國不可能被迫挑起台海戰爭的。

結論是以今日中國強大的綜合國力，中國完全沒有必要使用武力統一臺灣。

由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集體出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2日在北京閉幕。這次為期兩天的會議旨在為明年的經濟工作制定政策和規劃措施。北京當局如何應對席捲中國各地的債務危機和通縮風險特別引起外界的關注。

中國官媒新華社在一篇報導中列舉一系列的政策目標。這些政策目標與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的封控措施重創經濟之後，一直採取的推動永續發展和穩定成長的措施一致。

美聯社報導中指出，中國的房地產產業目前深陷危機。物價連續幾個月下滑，意味著中國國內以及全球市場整體需求正在下降。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更是飆升到危險的高度，而地方政府的債台高築也為中國的金融體系增添了巨大的壓力。

美聯社指出，中國官媒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導都強調經濟工作要求穩，要先立後破，這表明中國政府對最近幾年一些幹擾和破壞經濟的措施，包括北京先前嚴厲的防疫封控措施有了高度的關切。

根據新華社報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難和挑戰，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

新華社引述會議紀要報導，「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要增強憂患意識，有效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不過，新華社強調，中國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要增強信心和底氣。」

新華社報導 ，「會議要求，明年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多出有利於穩預期、穩步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積極進取，不斷鞏固穩中向好的基礎，」

經濟學家指出，連續出現六個「穩」字，顯見北京當局對政策起伏的危害性已經心知肚明。

新冠疫情肆虐期間，中國政府會毫無預警地對一個大都市突然實施嚴厲的封控措施，而去年12月又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匆忙全面解除封控措施，這些作法不僅重創經濟、擾亂民眾的生活，也讓在中國運作的外企無所適從。許多外企正在將企業撤離中國，或將供應鏈多元化。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今年以來也持續萎縮。

哈馬斯 10 月 7 日對以色列發動的襲擊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方面，其中相對較少受到關注的是地點。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加薩走廊似乎不再是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主要戰場。以色列軍隊反覆入侵加薩，包括 2014 年持續近兩個月的「保護邊緣」行動（這仍然是以色列迄今為止最長的進攻），使哈馬斯陷入防禦態勢。同時，以色列日益先進的飛彈防禦系統使得哈馬斯從加薩走廊發動的火箭攻擊基本上無效，而對加薩的封鎖也切斷了該領土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萊拉修拉Leila Seurat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哈馬斯在加薩的目標：導致戰爭的戰略及其對未來的意義>( Hamas’s Goal in Gaza: The Strategy That Led to the War—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Future)分析未來的戰局。

加薩已成為以色列-巴勒斯坦對抗的核心

相較之下，約旦河西岸是一個更明顯的衝突地點。隨著以色列定居點的不斷擴張以及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頻繁入侵巴勒斯坦村莊，西岸以及耶路撒冷的聖地也不斷吸引國際媒體的注意。對哈馬斯和其他激進組織來說，這裡是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武裝抵抗更合適的集結地。 事實上，以色列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10 月 7 日前夕，以色列軍隊正忙於監視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他們認為加薩除了偶爾發射火箭之外不會構成任何威脅。

但10 月 7 日的行動與這一觀點截然不同。為了發動致命的黎明襲擊，哈馬斯駐加薩的軍事力量炸毀了與以色列接壤的埃雷茲過境點，並在多個地點突破了加薩的安全屏障。襲擊者殺害了 1200 多名以色列人，劫持了 240 多名人質，顯然預計會對加薩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反應，這一預期在以色列軍隊空前猛烈的空中和地面進攻中得到了證實。反過來，以色列的行動已造成超過 17,00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並在整個領土造成巨大破壞，幾週來一直是世界領導人和國際媒體的關注焦點。從本質上講，經過多年的退居幕後，加薩已成為以色列-巴勒斯坦對抗的核心。

哈馬斯已經經歷了組織向加薩本身的轉變

加薩重新佔據中心地位引發了有關哈馬斯高級領導層的重要問題。此前，人們普遍認為哈馬斯主要由位於安曼、大馬士革和多哈的領導人在境外管理。但這種理解早已過時了。至少自 2017 年葉海亞·辛瓦爾 (Yahya Sinwar) 接管哈馬斯在加薩的領導權以來，哈馬斯已經經歷了組織向加薩本身的轉變。除了使該領土更加自治，不受哈馬斯外部領導人的影響之外，辛瓦爾還主持了哈馬斯作為加薩戰鬥力量的戰略更新。特別是，他的目標是對以色列採取進攻行動，並將加薩與更大的巴勒斯坦鬥爭聯繫起來。同時，他調整了運動的戰略，以適應西岸和耶路撒冷不斷變化的事態發展，包括阿克薩清真寺周圍日益緊張的局勢。矛盾的是，以色列的封鎖非但沒有孤立加沙，反而幫助該地區重新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從大馬士革出發的路

作為一個政治和軍事組織，哈馬斯有四個權力中心：加薩；西岸；以色列監獄，許多哈馬斯高級人物都被關在那裡；以及「外部」——其外部領導力。在這四人中，管理哈馬斯政治局的外部領導層通常對政策有影響力。1989年，在第一次起義期間，以色列鎮壓哈馬斯，迫使運動領導人逃往約旦、黎巴嫩和敘利亞。2000年左右，大馬士革成為哈馬斯的主要總部。

這些領導人在國外的據點保持著對該運動在加薩的軍事派別「卡薩姆旅」的控制。他們也與外國領導人進行外交，並獲得了一系列外國捐助者的支持，包括慈善協會、私人捐助者，以及馬德里和奧斯陸和平進程開始後的伊朗。在這些年裡，外部領導人佔據主導地位；其中一些人，例如哈馬斯政治局主席哈立德·梅沙爾，是在流亡中長大的。在安曼和後來的大馬士革，梅沙爾和其他領導人決定戰爭與和平，巴勒斯坦領土上的卡薩姆旅必須採取相應行動，即使他們不同意這些來自遠方的命令。

敘利亞起義，加速了向加薩的轉變

但2004年以色列在加薩刺殺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亞辛後，哈馬斯外部領導人的首要地位逐漸受到質疑。 有幾個因素使加薩組織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其中之一是哈馬斯在 2006 年選舉中獲勝，並在 2007 年 6 月控制該地帶之前和之後組建了政府。一旦以色列加強封鎖，加薩領導人就設法透過其秘密貿易網絡透過貿易創造收入。隧道，從而減少加薩組織對僑民經濟支持的依賴。 

阿拉伯之春，特別是敘利亞起義，加速了向加薩的轉變。敘利亞內戰開始時，哈馬斯駐大馬士革的領導人試圖在敘利亞政權和遜尼派叛亂分子之間進行調解。但他們拒絕了伊朗無條件支持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禁令，並最終在2012年2月決定離開該國。 副主席穆薩·阿布·馬爾祖克定居開羅；梅沙爾前往多哈，在那裡他強烈批評伊朗和目前正在協助阿薩德政權的真主黨。作為回應，伊朗分兩個階段暫停了對哈馬斯的財政支持：2012年夏天和2013年5月，當時卡薩姆旅在古賽爾戰役中與敘利亞政權部隊和真主黨作戰。伊朗將對哈馬斯的經濟援助減少了一半，從每年1.5億美元減少到不到7,500萬美元。

以對加薩地帶發動了新的軍事攻勢，稱為「防衛之柱」

這些緊張局勢，加上領導人的分散，削弱了哈馬斯的外部組織。 2013 年 5 月我在加薩採訪哈馬斯高級成員加齊·哈馬德時承認，「撤離敘利亞對加薩領導層有很大幫助。」 「我並不是說加薩已經超越了加薩以外的領導人，但現在兩者之間有了更大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敘利亞局勢破裂，加薩領導層仍能與伊朗保持牢固的聯繫。對於卡薩姆旅的高級成員來說尤其如此，例如哈馬斯駐加薩軍事部門的副指揮官馬爾萬·伊薩（Marwan Issa），只要有可能，他都會前往德黑蘭。

哈馬斯軍事組織日益增強的自主權在2006 年被綁架並被帶到加薩的以色列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 的案例中也得到了體現。卡薩姆旅(Qassam Brigades)領導人艾哈邁德·賈巴里(Ahmed al-Jabari) 下令抓捕沙利特，並逮捕了沙利特。與哈馬德一起談判達成了 2011 年備受爭議的沙利特釋放協議。根據協議，這名以色列士兵被釋放，以換取以色列監獄中關押的1027名巴勒斯坦囚犯，許多巴勒斯坦人認為這是哈馬斯在加薩的重大勝利。 一年後，以色列暗殺了賈巴里，對加薩地帶發動了新的軍事攻勢，稱為「防衛之柱」行動。

「永恆」加薩的母親們。「我說我要回到加薩，」

同時，以色列在加薩的頻繁軍事行動也增強了卡薩姆旅的影響力。在加薩前線，這些戰士可以在對抗以色列的鬥爭中發揮核心作用，而外部領導層則日益被邊緣化。由於認識到這些旅日益重要，2013 年，該旅的三名成員加入了哈馬斯政治局，賦予該武裝組織在政治決策中新的直接角色。

隨著封鎖的持續，加薩作為象徵性領土和犧牲之地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哈馬斯的政治領袖需要承認這一點以加強其合法性。例如，2012年，為紀念哈馬斯成立25週年，時任政治局主席連任候選人的梅沙爾首次進入加薩，發表講話，喚起烈士的鮮血和犧牲。「永恆」加薩的母親們。「我說我要回到加薩，」他說，「即使這實際上是我第一次來這裡，因為加薩一直在我心中。」

重新武裝抵抗組織

但正是在 2017 年之後的幾年裡，加薩日益成為哈馬斯高階領導層的核心。同年，加薩哈馬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 (Ismail Haniyeh) 接替梅沙爾擔任政治局主席。此舉為加強哈馬斯和伊朗人之間的關係開闢了道路，伊朗人現在直接與加薩對話者打交道。由於多種原因， 包括進出加薩的困難，這取決於埃及的善意，哈尼亞最終於 2019 年 12 月遷往多哈。但哈尼亞的離開也標誌著前哈馬斯軍隊辛瓦爾在加薩的上台。指揮官的影響力已開始與哈尼亞相抗衡。

辛瓦爾是 20 世紀 80 年代哈馬斯軍事部門建立的關鍵人物。隨後，他在以色列監獄度過了 22 年，在那裡他幫助建立了哈馬斯的領導層。作為沙利特交易的一部分，他於 2011 年 10 月被釋放。辛瓦爾對巴勒斯坦武裝鬥爭有著積極的願景：對他來說，只有進攻性武力和權力主張才能為與以色列進行更公平的談判鋪路。成為哈馬斯在加薩的強人後，他開始將這個願景付諸實現。 因此，他試圖利用哈馬斯對該地帶的控制來迫使以色列做出進一步讓步，並繼續擴大卡薩姆旅的規模，分析人士估計，該旅的武裝人員數量已從本世紀頭十年的不到10,000 人增加到約30,000 人或更多。

哈馬斯向巴勒斯坦人伸出援手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在哈馬斯的政治團隊中，只有 哈尼亞前顧問艾哈邁德·優素福正式對辛瓦爾的任命表示保留。優素福擔心過多的決策權被轉移到巴勒斯坦領土，並認為外部領導層應繼續擁有優先權。他也擔心辛瓦爾與該運動武裝派別的密切關係可能會對哈馬斯產生不利影響。優素福表示，這可能為以色列人提供另一個藉口，將加薩視為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溫床。

但辛瓦爾很快證明他能有成果。2018年和2019年，他透過策劃針對加薩與以色列隔離牆的回歸遊行抗議活動，使以色列的封鎖相對放鬆。哈馬斯迅速利用這些每週一次的抗議活動，吸引了數萬名加薩人前往邊境抗議封鎖， 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和燃燒氣球。為了回應這項施壓策略，以色列最終簽署了一系列協議，允許有限開放幾個過境點，並增加卡達向加薩支付公務員工資的資金。儘管如此，加薩和約旦河西岸的許多巴勒斯坦人仍然對哈馬斯持懷疑態度，指責哈馬斯利用遊行來分散對其統治日益增長的批評，而使用武力只是為了捍衛自己在加薩的利益。

阿拉伯國家發出不再保衛巴勒斯坦人的訊號時

2021年，辛瓦爾抓住了解決哈馬斯信譽問題的機會。當時，以色列對抗議以色列將巴勒斯坦居民驅逐出東耶路撒冷謝赫賈拉社區家園的巴勒斯坦人發起了暴力鎮壓。5月20日，卡薩姆旅在發出最後通牒後，向阿什杜德、阿什凱隆、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發射了數千枚火箭彈。以色列許多城市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自發性地起來聲援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使哈馬斯能夠與加薩以外的巴勒斯坦人重新建立聯繫，並以聖城的保護者形象示人。從那時起， 每當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或約旦河西岸抗議時，卡薩姆旅發言人阿布·烏拜達的名字就會被高呼。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林、摩洛哥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後不久，加薩領導階層就加強了對加薩以外巴勒斯坦人的接觸力度。透過簽署這些由美國斡旋的協議（即《亞伯拉罕協議》），這些阿拉伯國家明確表示，儘管以色列徹底吞併約旦河西岸的前景迫在眉睫，但它們仍準備邁出這一歷史性的一步。對巴勒斯坦人來說，這絕大多數被視為背叛。因此，當阿拉伯國家發出不再保衛巴勒斯坦人的訊號時，加薩的哈馬斯卻站出來捍衛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

講述一個不同的故事

自2021年以來，哈馬斯也強調與巴勒斯坦人團結一致，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民族象徵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日益增長的威脅。從這個背景來看，哈馬斯 10 月 7 日的行動——它稱之為阿克薩洪水——與使用進攻武力保衛整個巴勒斯坦領土的邏輯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攻擊的決定似乎來自哈馬斯加薩組織內部，並不涉及該運動的外部領導層。 

自以色列戰爭開始以來，哈馬斯也部署了協調一致的媒體策略，以強調加薩在巴勒斯坦鬥爭中的中心地位。最重要的是該組織在戰鬥期間與外界溝通的能力。儘管加薩的互聯網被封鎖，以色列進行了猛烈的轟炸，整個領土上的電信基礎設施遭到破壞，哈馬斯仍然繼續廣播戰場信息，不斷與以色列官方對戰爭的描述進行反駁。卡薩姆旅和哈馬斯的加薩組織幾乎每天都會發布摧毀以色列坦克的視頻，並對醫院被用作人體盾牌的說法提出質疑，總體 上反駁了以色列的說法，並對國際媒體對戰爭的報道保持了一定的影響力。

馬斯領導層生活在遠離衝突的舒適和奢華的環境中

哈馬斯在杜哈的外部領導人似乎沒有參與這場由加薩指揮和指揮的資訊運動。與哈馬斯在2008 年和2009 年以色列進攻加薩的「鑄鉛行動」期間的通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外部對正在發生的事件發表評論的不再是哈馬斯政治局主席，而是軍事領導人烏拜達。地面在加薩本身。事實上，越來越明顯的是，辛瓦爾和加薩哈馬斯領導層的其他成員蔑視多哈的運動成員，他們生活在遠離衝突的舒適和奢華的環境中。

另一方面，哈馬斯在黎巴嫩的代表在當前的資訊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哈馬斯外交關係部前負責人、政治局最知名人物之一奧薩馬·哈姆丹在貝魯特定期舉行記者會， 挑戰以色列對戰爭的敘事。其他哈馬斯人物擔心辛瓦爾與卡薩姆旅的關係過於密切，與此不同，哈馬斯認為哈馬斯民事和軍事部門的融合是完全自然的。他也同意辛瓦爾的觀點，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幫助巴勒斯坦事業。

10月7日的襲擊為巴勒斯坦人帶來了幾項收穫：釋放了被以色列監禁的巴勒斯坦人，使以色列軍隊在當地陷入困境，並迫使以色列人口從與黎巴嫩接壤的北部城鎮和地區撤離。加薩周圍。哈姆丹聲稱，正是以色列軍隊在加薩地面作戰中遇到的越來越大的困難，使得以色列願意暫停戰鬥並釋放巴勒斯坦囚犯，以換取一些以色列人質。哈姆丹也堅稱，以色列決定在11月24日恢復軍事行動，因為它未能實現第一階段戰鬥的目標。

哪一天之後？

哈馬斯的說法在阿拉伯官方媒體中也並非沒有受到質疑，特別是在傳統上敵視該運動的沙烏地阿拉伯。但烏拜達和哈姆丹的言論對整個巴勒斯坦世界和鄰國的阿拉伯民眾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一些可能比戰前更同情哈馬斯。哈馬斯在發起行動時表明，以色列並非不可戰勝，這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形成鮮明對比，許多巴勒斯坦人認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推動他們的事業方面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無論加薩付出多大代價，哈馬斯的攻擊都使巴勒斯坦人的解放計畫變得具體化。透過挑釁以色列發動毀滅性入侵和大規模屠殺平民，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殘酷佔領和控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這些結果可能會對衝突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自哈馬斯發動攻擊以來的幾週內，國際社會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對以色列平民進行的前所未有的屠殺上。鮮為人知的是，這次襲擊揭示了哈馬斯內部的戰略轉變。10 月 7 日的行動迫使以色列在加沙發動大規模戰爭，顛覆了人們對加薩的普遍認識，認為加薩是一塊從以色列佔領下解放出來的領土，其孤立飛地的現狀可以無限期地維持下去。無論加薩人自己付出多大的代價，對哈馬斯來說，戰爭已經實現了將加薩定位為巴勒斯坦解放鬥爭的關鍵部分並使這場鬥爭成為國際關注中心的目標。

哈馬斯進一步實現巴勒斯坦解放鬥爭重新聯繫起來？

反過來，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戰爭將加薩與他們歷史經驗中的一些核心創傷重新連結起來。以色列提出的一項緊急人道主義措施，迫使加薩居民流離失所到沿海地帶南端，以及內塔尼亞胡政府內部提出的將​​加薩人重新安置到西奈沙漠的計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加薩的局勢。自 1948 年以來，巴勒斯坦人被驅逐的歷史更為悠久。目前這些驅逐或驅逐加沙人的努力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大多數被迫遷移的人都來自 1948 年危機中已經成為難民的家庭。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包括數十萬人拒絕離開加薩走廊北部的人，情況正在重複早期的劇變。在他們看來，避免第二次災難（或「災難」）風險的唯一方法是留在加沙，無論破壞有多大。

七天停火破裂後，加薩再次遭受猛烈砲擊，以色列和美國一直在討論「後天」的各種情景。儘管兩國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包括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領導人馬哈茂德·阿巴斯組成政府的可能性（以色列對此表示拒絕），但兩國都堅定地主張徹底消滅哈馬斯。但這個目標本身可能是基於對組織的理解，而沒有考慮到目前的現實。迄今為止，儘管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之一發動了為期五週的猛攻——絕大多數加沙人被迫離開家園，超過17,000 人被殺——但哈馬斯幾乎沒有表現出受到攻擊的跡象。根除。它不僅成功地維持了自身；而且 它還聲稱自己不受該組織外部領導層及其阿拉伯盟友和伊朗的自治，而伊朗沒有收到有關攻擊的警告。憑藉著高度結構化的領導層、媒體影響力和支持網絡，加薩組織至今仍然保持著一股力量，這使人們對當前有關加薩地帶未來治理的所有辯論提出了嚴重質疑。 

目前，由於其軍隊未能實現在加薩的目標，以色列透過日常突襲、大規模逮捕和全面鎮壓，加強了在約旦河西岸的軍事行動。在以色列多年來努力將巴勒斯坦被佔領土與加薩地帶分開之後，這不僅增加了兩線戰爭的可能性。它還表明，以色列軍隊本身可能會幫助哈馬斯進一步實現將加薩與更廣泛的巴勒斯坦解放鬥爭重新聯繫起來的目標。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12)日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預料將促使河內加入北京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中國還將協助升級越南的鐵路，但兩國是否能化解海上分歧，仍有待觀察。

應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及越南國家主席​​武文賞(Vo Van Thuong)的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2日及13日對越南進行2天國事訪問。

根據越南外交部稍早發布的消息，習近平專機預計12日上午10時將降落在河內內排國際機場(Noi 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越方屆時會在機場舉行歡迎儀式，下午還會在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升龍皇城(Imperial Citadel of Thang Long)鳴放21響禮炮，可以看得出來河內高度重視習近平的到訪。

習近平此行正值中越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5週年，這屬於越南最高的外交關係。

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也才於9月訪問越南，讓美越關係連升兩級，成為與中同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越南研究計畫訪問學者阮克江(Nguyen Khac Giang)分析，拜登與習近平的先後造訪，使越南成為2023年唯一接待美國及中國元首的國家，但在華府與北京爭相拉攏的同時，河內也與東京關係升級，在顯示越南的國際及戰略地位正在日益上升。

阮克江告訴美國之音：「我認為這確實是越南外交非常成功的一年，從越南與美國、日本和澳洲的外交升級就可看出這點。而習近平的這次訪問，的確顯示了越南不僅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也顯示了越南在此區域(指東協)的地位。這也顯示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大國競爭中，越南可能能從中國獲得更多經濟投資、併同時與中共和西方保持良好關係的國家。 ”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2月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習近平訪問期間，將與越方領導人聚焦政治、安全、務實合作、民意基礎、多邊及海上問題6大領域，並探討提升中越關係新定位。

分析家認為，習近平此行可能促成越南跟隨寮國、柬埔寨、緬甸及泰國腳步，加入中共「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這項由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的概念，其五大支柱包含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及清潔美麗。

美國波士頓學院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武春康則表示，中國協助越南更新老舊鐵路設備背後的戰略考量，是希望“增加越南違背中國國家利益，特別是南中國海利益的成本”，因此試圖在「經濟上束縛越南」。

武春康說：「習近平此行不是要接受越南在南中國海的主張或活動，而是要讓河內知道，越南不應該做任何有損中國海洋利益的事情，否則後果自負。如果越南不挑戰中國的海洋利益，中國就不會對河內實施經濟脅迫。

揭露河南愛滋病村慘狀的中國醫生高耀潔12月10日星期日在紐約曼哈頓上城的寓所中去世，享年95歲。

高耀潔醫師過世的這一天是聯合國確定的「國際人權日」。高醫師一生中為中國愛滋病人的人權做出巨大貢獻，她在20世紀90年代末為揭露和制止貧困農民中愛滋病的流行所做的不懈努力使她在中國享有盛譽，在國外也廣受讚譽，曾獲得多個國際婦女及人權組織獎項。

當年她不顧政府壓力，揭露了農村透過粗魯的採血方式導致在鄉間蔓延的愛滋病疫情。多年間，官員們隱瞞、忽視或淡化疫情，受感染的村民幾乎得不到幫助，直到高醫生和其他幾位中國醫生及專家大聲疾呼才促使政府分發藥品。但政府官員最終試圖讓高耀潔醫生保持沉默。

《紐約時報》報導說，當高耀潔因揭露愛滋病流行而被軟禁並受到警方和政府官員的壓力時，她說那些經歷要比她在20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政策造成的飢荒，以及此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的關押和毆打要糟糕得多。

高醫師晚年流亡海外，在紐約度過生命的最後十年。

國際信用評等公司穆迪將中國政府信用評等展望下調至“負面”，理由之一是人口老化導致中期經濟成長持續放緩的風險日益增加。中國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對此，我們感到失望」。

人口問題學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研究員易富賢在美國之音撰文指出，中國官方對穆迪報告感到“失望”，是因為官方認定的潛在經濟成長率遠比穆迪的要高。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經濟領域專家座談會，聽取林毅夫等9位專家的建議。隨後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

易富賢說，林毅夫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結構經濟學》中解釋，2019年中國的人均所得（購買力平價）只相當於美國的22.6%，相當於德國1946年、日本1956年、韓國1985年的水平。而這三個經濟體在對應時點後的16年，經濟成長率分別達9.4%、9.6%和9.0%。即便考慮人口問題，中國在2019年後的16年仍有年增8%的潛力，在2036-2049年有年增6%的潛力；即便考慮碳中和、貿易戰和科技戰等因素，在2020-2035年、2036-2049年實現年均6%、4%的實際成長也都游刃有餘。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到2035年，中國的人均GDP會比2020年翻倍；到2049年，中國的人均GDP將是美國的一半，人口是美國的4倍，經濟總量是美國的2倍。2023年他仍然堅持這些預測。

早在2005年，林毅夫就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人口將是美國的五倍，經濟將是美國的1.5-2倍。他在2008年、2011年、2014年分別預測，2030年中國的經濟將是美國的2.5倍、2倍、1.5-2倍。

易富賢指出，儘管林毅夫的預測每次都誇張得離譜，無一例外，但由於能取悅領導人、忽悠公眾，因此他總能牢牢掌握決策話語權。

易富賢說，林毅夫等人的預測忽悠得中國領導人豪情萬丈，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加上西方由於老化，經濟佔全球的比例在下降，於是中國領導人誤以為透過“發揚鬥爭精神”，能夠建構由中國主導的“國際新秩序”。
經濟是外交的基礎。「進攻性現實主義」泰斗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中國不可能和平地崛起，如果其經濟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繼續保持高速發展的話，美中會進入一場激烈的國防競爭，並極有可能發展為戰爭。他說，如果他擔任中國領導人的顧問，也會建議中國「主宰」亞洲、「主宰」世界。

易富賢提到，2004-2010年他就一再指出，2012年將是中國人口和經濟的轉捩點。2016年參加博鰲亞洲論壇途中，他對《紐約時報》說，人口老化導致中國經濟不可能超過美國，原本是想為民粹主義的狂熱宣傳潑冷水。結果國家衛計委如獲至寶，以「唱衰中國」為由說服相關部門，將他列入官方黑名單。如果他的預警能夠被重視，中國政府懸崖勒馬，或許能避免此後的美中激烈對抗。

他指出，中國的民粹主義在2020-2022年達到高潮，將新冠清零政策視為“制度優勢”，官媒、自媒體充斥著反美宣傳，甚至地鐵站也把英文翻譯改成了拼音。2022年放棄新冠清零政策後，中國的經濟成長遠低於預期，決策層才已醒悟，開始改善與西方的關係。林毅夫的預測是錯誤的。

因戰爭罪被國際刑事法庭發出逮捕令的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星期五（12月8日）宣布，他將再次參加俄羅斯明年舉行的總統大選並尋求連任，此舉有可能讓普丁這位前克格勃分子掌權至少至2030年。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星期四通過決議，決定於2024年3月17日舉行總統大選，普丁星期五在為參加烏克蘭戰爭的俄羅斯武裝部隊軍人舉辦的授勳儀式上宣布明年參選決定。

普丁最早是在1999年的最後一天從前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手中接過總統大位的。此後他卸任後又上任，一共擔任四個任期的俄羅斯總統。他的總統任期已經超過蘇聯獨裁者約瑟夫·史達林（Josef Stalin）以來所有的蘇聯/俄羅斯領導人，包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長達18年的任期。

當普丁在克里姆林宮向部分在烏克蘭參戰的軍人頒發俄羅斯英雄「金星」獎章時，一位名叫阿爾喬姆·佐加（Artyom Zhoga）的斯巴達營中校營長突然要求普丁再次參加明年的總統大選。

「我不隱瞞我在不同的時期有過不同的想法，但現在是做決定的時候了，」普丁對佐加和其他受勳者說。

「我將競選總統職位，」路透社根據俄羅斯電視台播放的影片報導。

佐加在授勳儀式結束後向記者表示，普丁回應並同意他的要求讓他非常高興，聲稱整個俄羅斯都會支持普丁的決定。

路透社在報導中指出，現年71歲的普丁參選只是走個程序，因為他身後有整個國家機器、國營媒體的支持，而且沒有任何主流民意的反對聲音。

反對陣營的政治人物則將俄羅斯大選稱作民主的遮羞布，其目的是為了給普丁治理下俄羅斯腐敗的獨裁抹粉。

不過普丁的支持者否認這項說法，聲稱一些獨立的民調也顯示普丁的民調支持度超過80%。他們讚揚普丁恢復了俄羅斯的秩序，也重振了俄羅斯的部分榮耀，治癒了蘇聯解體一度對俄羅斯威望造成的傷害。

普丁去年二月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引發了俄羅斯與西方自1962年古巴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對抗。西方因此而對莫斯科實施的經濟制裁讓俄羅斯經濟遭遇了幾十年來最大的衝擊。普丁在今年六月還曾面臨由俄羅斯瓦格納集團首領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率領的傭兵未遂兵變。

西方將普丁稱為戰爭罪犯和獨裁者。他入侵烏克蘭明顯讓俄羅斯重新走上了沙皇俄國貪婪掠奪鄰國領土的老路。但是入侵烏克蘭也讓俄羅斯陷入空前的國際孤立之中，削弱了俄羅斯的國力，並且強化了烏克蘭遠離俄羅斯、投入西方懷抱的決心。普丁入侵烏克蘭也強化了西方的團結，讓北約重新找到自己的使命感。

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OFAC)於12月8日宣布因侵犯人權而對九個國家的20名個人實施制裁，其中包括兩名涉新疆事務的中國官員。

美國財政部指定為人權侵犯者的中國官員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利哈薩克自治州副州長兼公安局領導人高琪和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胡聯合。

美國財政部的聲明說，高琪所在的上級部門新疆公安廳之前已被列入被指定實體名單，而他作為副州長參與了對新疆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柯爾克孜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成員的鎮壓。高琪及其直系親屬被禁止入境美國。

美國財政部的聲明還說，胡聯合所在的中央新疆工作協調組在製定新疆政策中發揮核心作用，直接和密切捲入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的製定和修訂，該條例在中國政府眼中為在新疆展開再教育拘留運動提供了推定的法律基礎。

12月8日宣布的制裁對象還包括在中非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海地和南蘇丹從事或縱容強姦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的13名個人。一名烏幹達監獄署署長因為該署成員對囚犯進行酷刑折磨或其它形式的虐待而被制裁。

此外，兩名阿富汗塔利班官員也被指定為人權侵犯者，這與壓制婦女與女孩的權利有關。兩名伊朗情報人員因為鎮壓政府的反對派與和平抗議而被制裁。

財政部提到，已將迎來發布75週年紀念日的《世界人權宣言》是「地標性的文件，確立了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這部宣言的起草者是來自世界所有地區的代表，由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宣布。

財政部也提到，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已經把推動追究與衝突有關的暴力列為一項頭等要務，並於去年簽署了一項備忘錄，加強美國政府利用金融、外交和法律工具來打擊這種暴力的努力。

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聲明中說，美國維護人權的承諾是莊嚴的。

她說，12月8日宣布的制裁以及過去一年來所實施的制裁「凸顯了我們對推動追究侵犯人權並保障美國金融系統不受那些犯下這些惡行者侵襲的承諾的嚴肅性。」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12月7日公佈金額達8千多億美元的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NDAA)內容，經過兩院協調後的最後版本內含多項涉及台灣的條文，包括美台防務關係、網路安全合作，以及為台灣軍隊建立全面性的訓練、諮詢及體制性能力建構計畫。

參眾兩院軍委會經過幾個月冗長討論後，終於在星期三晚間就兩院《國防授權法》文本達成一致。

參院軍委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傑克·里德(Jack Reed)、參議院軍委會首席共和黨成員羅傑·威客(Roger Wicker)以及眾議院軍委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麥克·羅傑斯(Mike Rogers)與眾議院軍委會首席民主黨議員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發布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協調會議報告(Conference Report)後的聯合聲明中說，為美國國防提供足夠資源是國會最重要的責任。

“我們的國家正面臨來自中國、伊朗、俄羅斯和北韓前所未有的威脅。至關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就採取行動來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

兩院協調後的《國防授權法》在涉及台灣的主要內容包括1307條款關於美台防務關係，持續支持台灣發展必要的防衛能力；1308條款關於對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中涉及《台灣加強韌性法》(Taiwan Enhancement Resilience Act, TERA)部分條文的修正；1309條款關於為台灣軍隊建立全面培訓、諮詢及體制項目(a comprehensive, training advising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以及1518條款，關於加強美台網路安全合作等條文。

美國協助台灣訓練軍隊一直以來美台雙方都是以低調方式進行，不過近年來包括《華爾街日報》等媒體都報道過美台之間包括海軍陸戰隊及國民警衛隊在共同訓練的消息，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國防授權法》對此發揮了重要作用。

美國傳統基金會（AEI）國防中心高級政策顧問亞歷克斯·維利茲-格林(Alex Velez-Green)接受美國之音（VOA）採訪時說，在過去幾年美國《國防授權法》的規範下，美台軍事合作已經有許多的進步，在台海目前面臨的威脅下雙方的共同軍事訓練有其緊迫感。

「過去幾年來在各種《國防授權法》，或我會說是多個《國防授權法》之下在這方面已經有許多的進步。我會說，能夠彼此交流、更好地理解對方在在這種突發狀況下將如何操作是至為關鍵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說，這些都是真正重要的事，所以我很高興見到它在進行中，而且坦白說，我也希望它會繼續下去，而且是帶著應對當前威脅所必須具有的緊迫性。”

今年7月，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通過了授權國防撥款的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兩院通過的法案內容有不一致處，週四公佈的是兩院協調會議最後達成的一致版本。這部協調版本接下來還要再分別送交兩院進行全院表決。

依照美國立法程序，一部法案必須分別由參議院和眾議院全院通過一致版本，才能交給總統簽署成法。

兩院兩黨四位軍委會領袖在聲明中呼籲拜登（Joe Biden）總統在收到兩院表決通過的最後立法文本後儘快簽署。

每個恐怖主義肇事者都將自己視為受害者。這種情況不僅適用於經常與敵人競爭誰更受害的個別恐怖分子，也適用於恐怖組織和民族國家。恐怖主義是心理戰，因此需要基於心理的應對措施。研究創傷的人都知道「傷害別人會傷害別人」，這句格言對恐怖分子來說同樣適用。生活在存在焦慮狀態的人容易使他人失去人性。例如，哈馬斯稱以色列人為「異教徒」，而以色列國防部長約夫·加蘭特則將哈馬斯成員稱為「人畜」，雙方都稱其他人為「納粹」。這種非人性的語言讓人更容易克服對實施暴行的抑制。傑西卡·斯特恩和貝塞爾·范德科爾克 Jessica Stern and Bessel van der Kolk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與創傷心理學>(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nd the Psychology of Trauma)分析「治療實踐的見解如何幫助建立和平」(How Insights From Therapeutic Practice Can Help Build Peace)

反應性暴力導致看似無休無止的流血循環

正如個人可以放棄正義的憤怒和不分青紅皂白的懲罰的衝動一樣，團體和國家也可以。但要做到這一點，領導人必須能夠跨越分裂的社區，在看似絕望的時刻提供希望，以壓倒人性化的報復衝動。他們必須明白，留下的創傷使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容易受到反應性暴力的影響，從而導致看似無休無止的流血循環。

儘管恐怖分子很少實現其政治目標，但他們經常成功實現一個目標：迫使敵人做出過度反應。恐怖分子試圖引起不成比例的反應，希望贏得同情並使新一代受害青年變得激進。哈馬斯在10 月 7 日襲擊以色列時就體現了這一戰略，這在許多以色列人中引發了對大屠殺、大屠殺以及歐洲國家、埃及、伊朗、伊拉克和也門的驅逐造成的創傷的代際記憶。以色列對加薩的不分青紅皂白的報復性空襲造成數千人死亡，數十萬人流離失所，這讓巴勒斯坦人重新經歷了「nakba」（阿拉伯語，意思是「災難」），即巴勒斯坦人在建軍期間的暴力流離失所。1948 年 以色列建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現在都陷入了哈馬斯創造的陷阱：對死亡和絕望的創傷性擁抱，雙方都將自己視為受害者，感到正義的憤怒，並渴望報復，這是可以理解的。爭取全球同情。

擊敗九頭蛇

以色列現在採取有限反應已經為時已晚。據加薩衛生部稱，以色列已殺害超過15,000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婦女和兒童。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的直接受害者和倖存的兒童將長期感受到其代價，他們不斷發展的思想將因遭受可怕的暴力和失去親人而永遠受到影響。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來說都是如此。 停火不僅有道德上的理由，也有戰略上的理由，它源自於創傷心理學的見解。

經歷過恐怖主義的人民自然會團結在他們的民族、部落或宗教認同周圍，並要求他們的領導人進行報復。但大規模的報復很少奏效。事實上，通常情況下，對恐怖主義的過度反應會滋生更多的恐怖攻擊。例如，1986年，恐怖分子在利比亞政府的授意下，轟炸了德國一家深受美國軍人歡迎的夜總會，造成三人死亡、200多人受傷。作為報復，美國在針對利比亞的轟炸行動中造成數十人死亡。軍事設施和利比亞領導人穆阿邁爾·卡扎菲的住所成為攻擊目標。根據政治學家史蒂芬柯林斯的一項研究，美國的報復性襲擊導致死亡人數增加了四倍：在美國做出反應後的四年內，利比亞支持的恐怖分子殺害了599 人，而此前四年的死亡人數為136 人。

大多數革命由政府的愚蠢和殘暴引起的

面對國家的侵略性鎮壓，愛爾蘭共和軍也同樣蓬勃發展。1968 年，愛爾蘭共和軍似乎已經走到了最後一步，但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它成長為西方資金最充足的恐怖組織。1969年，天主教徒因北愛爾蘭佔多數的新教徒猖獗的歧視而發生騷亂。這次起義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愛爾蘭共和軍煽動的。在接下來的四年裡，新教極端分子將約 6,000 名天主教徒趕出了家園，這是當時歐洲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種族清洗事件。流離失所增加了對愛爾蘭共和軍事業的支持。恐怖主義研究員安德魯·西爾克表示，「愛爾蘭共和軍本身就努力激怒不幸的安全部隊採取嚴厲措施，因為他們非常清楚這樣做會在支持和招募人員方面獲得好處。」 例如，1970 年，當該組織在貝爾法斯特的巴利墨菲社區挑起騷亂時，安全部隊廣泛使用催淚瓦斯作為回應，疏遠了該地區的天主教徒。西爾克指出，安全部隊「缺乏贏得宣傳戰所需的克制」。正如愛爾蘭共和軍領導人肖恩·麥克斯蒂奧芬(Seán MacStiofáin) 在1975 年所寫的那樣，「大多數革命首先並不是由革命者引起的，而是由政府的愚蠢和殘暴引起的。 」他是對的。由於如此積極的反應，英國軍隊和北愛爾蘭警方陷入了愛爾蘭共和軍設下的陷阱。

讓巴勒斯坦年輕人死去來實施自殺式爆炸

各國政府繼續陷入類似的陷阱。學術界常將恐怖組織比喻為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每當國家試圖砍掉九頭蛇的頭時，就會有另外兩個頭重新長出來。20 多年前，哈馬斯創始人兼高級成員伊斯梅爾·阿布·沙納布 (Ismail Abu Shanab) 告訴我們其中一位傑西卡·斯特恩 ( Jessica Stern)，針對以色列的恐怖主義鬥爭的「天才」在於，它源自於以色列的「暴行」。如果以色列加強對哈馬斯的打擊力度，只會為哈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組織注入活力，並有可能將真主黨、黎巴嫩激進組織甚至伊朗捲入衝突。

哈馬斯領導人一直願意讓巴勒斯坦年輕人死去來實施自殺式爆炸。1996年，以色列安全部門用一部裝有誘殺裝置的行動電話殺死了哈馬斯頂級炸彈製造者葉海亞·阿亞什(Yahya Ayyash)。隨後，他的副手哈桑·薩拉梅組織了以色列迄今為止最致命的一系列自殺式爆炸事件，造成 60 多人死亡。薩拉梅解釋說，他對在襲擊中喪生的巴勒斯坦年輕人的生命沒有任何悔恨，他說：「發生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可怕事情比感到抱歉或內疚要嚴重得多、強烈得多。」 在 2000 年開始的第二次起義期間，自殺性爆炸事件再次激增。巴勒斯坦恐怖攻擊在接下來的五年內估計造成 1,000 名以色列人死亡，而以色列人也因此殺害了估計 3,000 名巴勒斯坦人。（目前尚不清楚雙方有多少平民。）同樣為了回應第二次起義，以色列在與約旦河西岸的邊境建造了一堵看似堅不可摧的隔離牆，這引起了國際法院和聯合國的譴責孤立巴勒斯坦人，導致指責以色列建立了一個類似白人至上主義南非的種族隔離國家。

恐怖主義是心理戰，因此需要基於心理的應對措施。

哈馬斯不僅願意犧牲個別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的生命，而且願意犧牲成千上萬平民的生命。 哈馬斯公開預測，10月7日的攻擊最終將導致無數巴勒斯坦人死亡。哈馬斯高級官員哈利勒·哈亞 (Khalil al-Hayya) 去年 11 月告訴《紐約時報》 ，該組織知道對其襲擊的反應「將會很大」。哈馬斯迫切希望打破現狀，將巴勒斯坦問題重新推上世界舞台。

許多分析家警告稱，在以色列歷史上最右翼的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政府的領導下，暴力將會爆發。4 月，邁克爾·巴尼特、內森·布朗、馬克·林奇和希布利·特爾哈米在《外交事務》上指出，「隨著巴勒斯坦人被困在這個不斷擴大的合法壓迫和以色列侵犯體系中，大規模暴力對抗的風險與日俱增。 」 10 月 7 日的襲擊既可怕又可預見。

如果巴勒斯坦領導人選擇非暴力抵抗而不是恐怖主義，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將會得到更好的滿足。歷史學家拉希德·哈利迪指出，儘管猶太人與聖地有著「無可置疑的聯繫」，但「以色列是作為歐洲定居者的殖民計畫而建立的。」 儘管所有原住民——無論是阿爾及利亞人、愛爾蘭人還是美洲原住民——都抵制殖民統治，但巴勒斯坦人的鬥爭因迫害猶太人的歷史而變得複雜。由於這段歷史，武裝抵抗似乎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中特別適得其反，儘管它在其他一些反殖民戰爭中發揮了作用。正如學者愛德華·賽義德所說，巴勒斯坦人是「受害者中的受害者，難民中的難民」。」

非暴力往往是最有效的抵抗手段

一般來說，非暴力往往是最有效的抵抗手段。根據政治學家 Erica Chenoweth 和 Maria Stephan 的研究，1900 年至 2006 年間，非暴力抵抗運動實現其既定目標的可能性是暴力抵抗運動的兩倍。但只有巴勒斯坦人拒絕暴力而支持非暴力抗議， 以色列允許巴勒斯坦人非暴力抗議，這樣的策略才能發揮作用。以結束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為例。非國大基本上沒有針對平民實施恐怖主義。受到聖雄甘地在印度非暴力抵抗的啟發，該運動與這樣一種認識密切相關：一個在流血中誕生的國家將陷入種族暴力的無休止循環。正如記者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所說，「它拒絕恐嚇和傷害南非白人，因為它並沒有試圖迫使他們離開。我試圖讓他們接受多種族民主的願景。」 與非國大不同，哈馬斯沒有多民族國家的願景，因此對非暴力抵抗缺乏興趣。根據其成立文件，該組織的目標是摧毀以色列、消滅猶太人並建立一個神權國家。以色列現任右翼政府似乎也對建立一個為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平等權利的多民族國家不感興趣，保證了持續的衝突。

經歷長期的恐懼時，大腦會很快發現危險

為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哈馬斯需要被迫下台。但透過大規模轟炸行動消滅該組織的代價太高了。政府打擊恐怖活動的最佳方式是避免殺害平民，否則，受害循環只會滋長更多恐怖分子。打破暴力的世代循環需要以色列採取謹慎避免平民傷亡的做法。來自外國政府的壓力也會有所幫助。例如，美國應該要求保護平民作為向以色列運送武器的條件，並應該拒絕向居住在非法定居點的以色列人發放簽證。

當人們經歷長期的恐懼時，他們的大腦會很快發現危險，即使是輕微的挑釁也會做出強烈的反應。共同的創傷在倖存者之間建立了牢固的聯繫。它也導致「我們與他們」的取向，外在世界（通常是合理的）被認為是敵對的，只有屬於同一部落、宗教或種族的人才被認為值得信任和忠誠。在恐懼中長大，無論是由家庭暴力還是政治暴力引起的，都會在心智、大腦和身份的發展中留下深刻的痕跡：發現和應對威脅成為首要任務，但代價是培養工作和娛樂的能力。要打破創傷的世代循環，首先需要停止暴力，並對遭受創傷的人培養同理心。

哀悼、互惠與和解是極其複雜和費力的過程

人們抱有一線希望，認為外部勢力現在將找到一種方法來幫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達成解決方案——無論是像《奧斯陸協議》所設想的那樣建立兩個國家，還是涉及兩個國家。像歐盟這樣的聯盟，這個想法得到了新一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締造者的支持；或一個對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享有平等權利的單一國家。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重要的是要記住，在受到傷害後，仇恨可以極大地激發能量，而哀悼、互惠與和解是極其複雜和費力的過程。但它們是打破暴力代際傳遞的唯一希望。

美國媒體Politico網站報導稱，中國前外交部長秦剛因為涉嫌向西方洩漏中國的軍事機密而被捕，並於7月在北京自殺或是「被折磨致死」。這項爆料在社群媒體上引發爭議，多位資深的西方中國觀察家都對這項報導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Politico歐洲版12月6日發表的一篇未署名報導中引用與北京高層有接觸的中國政府內部人士的話說，俄羅斯外交副部長安德烈·魯堅科（Andrey Rudenko）在6月底的訪華之行中，告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他的外交部長秦剛和解放軍內多位高官都已經向西方情報機構妥協，包括國防部長李尚福。這些官員隨後遭到關押。

其他一些因此被關押的軍隊高官主要來自掌管核武的火箭軍，包括火箭軍司令李玉超等人。先前媒體報導稱這些軍官是由於涉嫌腐敗而被調查。

引述兩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話，Politico稱秦剛已經於7月死於北京的一所軍醫院，死因可能是「被折磨致死」或自殺。

秦剛和李尚福先前都被認為是習近平信任的官員。Politico報導稱，這些官員被關押令人懷疑中國政權內部的穩定性。

這篇報導引起了中國觀察家的注意。曾在美國國會和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就職的中國事務研究員馬特·施拉德（Matt Schrader）在社媒平台X上寫道：“這篇文章太瘋狂了。”

著名中國事務專家利明璋（Bill Bishop）對這篇報導評價說：「文章沒有作者名字，一些引起轟動的爆料，一部分比較像是真的，一部分是已經流傳了一陣子的流言，但對這些指稱的懷疑是正當的。”

《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中國政治研究員牛犇（Neil Thomas）在一系列推文中對這篇報導的內容作出了質疑。對於Politico引述的「與中國高層官員有接觸」的消息人士，牛犇問道：「有接觸是什麼意思？那些官員的級別有多高？就連大多數黨內人士都不清楚最高層到底發生了什麼。

” 經濟學人》編輯蓋迪·愛潑斯坦（Gady Epstein）也提醒說：「讀者需要注意，這些說法的消息來源並不可靠。這篇關於中國領導層的報導充滿了猜測、八卦、流言，聽起來很棒但很難去證實。”

對於報導所說的秦剛向西方情報機構洩漏中國核項目機密的說法，牛犇表示：“秦剛怎麼會有核機密？為什麼一個外交官能觸及到解放軍系統內嚴格控制的最敏感的部分？”

評等機構穆迪12月6日也把香港評等展望從穩定調低至負面，以反映香港與中國在政治、制度、經濟及金融方面緊密聯結。

疫情後，香港經濟始終缺乏起色，加上政治、民生等各個層面均被北京箝制，外資紛紛卻步。有評論認為，港府不應再政治掛帥，應把重點放在發展經濟上。

穆迪維持香港的長期基本評級為Aa3，認為有關評級繼續得到重要財政緩衝的支持，政府債務較低、財政儲備依然可觀，外匯儲備龐大，為聯繫匯率制度帶來了可信度和穩定性。長遠而言香港的評級仍將高於中國大陸一個級別。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穆迪調低香港評級展望對外國投資者而言是極為負面的訊息。

謝田說：「這意味著你的資金無論投入香港的股票也好，實業也好，買債券也好，都可能面臨政治上的風險。這意味著，會有更多資金逃離香港，就像現在資金紛紛逃離中國大陸一樣。而外資撤離將引發就業等一系列的問題。」

穆迪說，有跡象顯示，香港的政治及司法自治減弱，尤其是2020年《國安法》實施及選舉制度改變後，預計政治、制度和經濟決策自主權將進一步被逐步侵蝕。

謝田說：「中共利用《國安法》和其他方式強力幹預香港的事務，在破壞香港法治的基礎。香港的發展向來是依託於中國大陸的。當然，它有自己獨立的關稅體系，原來也有自己完整的法律制度，但是現在很多金融企業都已撤離香港，轉到新加坡去了。香港的金融業在萎縮。關鍵是中共的長臂管轄。」評級展望下調或影響企業對外融資香港「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說，香港經濟已走出低谷，出現強勁復甦，穆迪此舉並不公道。

英國《金融時報》同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話說，穆迪在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前，一些部門負責人在沒有提供任何原因的情況下建議在北京和上海的非行政人員本週不要進入辦公室，並建議香港分析師暫時避免前往中國大陸。知情人士表示，穆迪員工在家工作，可避免大陸當局突然到辦公室查詢。

在歷史性地被罷免眾議院議長職務兩個月後，加州聯邦共和黨眾議員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週三（12月6日）宣布，他將辭去國會眾議員職位，並將在今年年底前離職。

麥卡錫現年58歲，曾在加州州議會任職少數黨領袖，於2007年1月進入國會眾議院。在國會，他在黨內快速晉升——一路擔任多數黨鞭和共和黨領袖——在2023年1月當選為議長，從州級和聯邦政治生涯晉升成為總統職位的第二順位繼承人。

今年10月一群極右翼的保守派策劃將他罷免。麥卡錫是美國史上唯一一位被投票罷免的議長。

「無論可能性如何，或個人付出如何，我們都做了正確的事情，」麥卡錫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宣布了他的決定。

他寫道：「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我決定在今年年底離開眾議院，以新的方式為美國服務。」在尋求國會

連任的申請截止日期前幾天，人們預計麥卡錫將宣布自己的未來。但他的決定依然在國會山莊引起了強烈反響，他的離開將使眾議院共和黨本已微薄的多數席位變得更加緊張，只剩下幾個席位的優勢。

眾議院因共和黨內訌而掀起一波退休潮，被起訴的紐約州聯邦共和黨眾議員喬治·桑托斯（George Santos）上週罕見地被開除，這讓共和黨對取得重大成就的希望破滅，也讓這個多數黨難以進行基本的治理事務。

麥卡錫帶領共和黨成為眾議院多數黨，但他發現領導黨內強硬派係要困難得多。

他從眾議院最高職位上被推翻的原因是黨內極右翼的不滿，其中包括他決定與民主黨合作以保持聯邦政府繼續開門辦公而不是冒著政府關門的風險。

他當選眾議院議長之路並不平坦，歷經了數日波折，這預示著他的任期將充滿風暴。前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仍然是該黨事實上的領導人，共和黨內部的深刻分歧引發了對該黨治理能力的嚴重質疑。

在創紀錄的四天內15次投票之後，麥卡錫最終以216比212的投票結果獲得了他夢寐以求的議長職位所需的支持，而民主黨支持本黨領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六名共和黨人拒絕投下贊成票。自內戰以來，選出議長的投票還沒有經歷過這麼多輪的計票。

麥卡錫雖然贏得這場戰鬥，但他也被嚴重削弱了，特別是考慮到共和黨在2022年選舉中預期的「紅色浪潮」未能實現後，在眾議院僅取得微弱優勢。

一旦就任議長，他眾所周知的在籌款上的精明和政治上的長袖善舞，似乎不適合控制黨內好爭辯的極右派系。他為成為議長而達成的協議——包括修改規則，允許任何一位議員提出罷免他的動議——讓他的領導地位十分脆弱。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學者、曾擔任眾議院共和黨人國內政策分析師的傑克·皮特尼（Jack Pitney）說，當麥卡錫成為議長，「他面臨著新的挑戰，需要不同的技能”，而且“他為當上議長而達成的協議使他幾乎不可能在議長的位置上成功。”

麥卡錫的父親是消防員，母親是家庭主婦，他長期以來一直將自己描繪成一名不屈不撓的戰士。他喜歡引用他父親的話，父親告訴他：「重要的不是你如何開始，而是你如何結束。」麥卡錫

來自貝克斯菲爾德，這是加州中部一個傾向共和黨的地區，那裡的山坡上遍布石油井架，巴克歐文斯的水晶宮大廳（Buck Owens' Crystal Palace Hall）裡擠滿了鄉村音樂迷。那裡遠離南加州的海灘和舊金山的高檔餐廳，農業和石油開採主導著當地經濟。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海軍上將葛瑞第表示，美國國防部對以色列、烏克蘭和台灣提供安全援助，國會可以通過編列額外撥款預算，以確定這項支持可以強健地持續下去。

葛瑞第（Christopher W. Grady）4日在華府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的一項討論會中，做了以上表示。

他指出，我們所要的不只是持續不斷的決心，還需要穩定且可預測的資金，以協助以色列、烏克蘭和台灣，以及國防部的備戰和現代化。他希望國會透過預算編列，共同達成目標。

針對中國聲稱美國「吉佛茲號」（USS Gabrielle Giffords）濱海戰鬥艦非法闖入南海仁愛暗沙鄰近海域，葛瑞第表示，美國將繼續依據國際法在國際水域行動，包括南海和台灣海峽。葛瑞第表示，美國在南海地區和其他地區擁有盟友和夥伴，是中國所沒有的戰略優勢。

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穆迪12月5日將中國政府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這一行動反映國際商界對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飆升和房地產市場惡化衝擊中國經濟的不安情緒，正日益加深。

穆迪公司聲明指出，下調中國信用評級展望主要針對中國將被迫增加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財政支持，這勢必會對中國的財政、經濟和機構的抗風險能力，構成廣泛的挑戰。

穆迪指出，中國政府為救助債務龐大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而將承擔的巨大成本令人擔憂。穆迪警告說，房地產市場的收縮勢必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成長。

中國財政部則表示，中國經濟具有韌性，地方政府的預算有能力低於房地產市場下滑帶來的收入減少。

這是穆迪公司自2017年以來首次下調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等。穆迪在說明下調中國信用評等展望的理由中也提到了經濟成長放緩和債務看漲的前景。

穆迪週二確認了中國本幣和外幣發行人A1的長期評級，並認為中國經濟依然具有較高的衝擊吸收能力，但穆迪認為，中國明年和後年的經濟增速將放緩至4%，從2026年至2030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只有3.8%。

穆迪指出，人口出生率下降等結構性因素將導致中國經濟成長在2030年放緩至3.5%。

穆迪警告說，“這些趨勢凸顯了與政策有效性相關的風險在日益增加，其中包括涉及和實施支持經濟再平衡政策所面臨的挑戰。”

穆迪指出：「前景的變化也反映出與結構性和持續走低的中期經濟成長以及房地產行業持續瘦身相關的風險增加。」

2022年中國中央政府對地區和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較2021年增加1.6萬億元，這只是暫時地緩解地方政府賣地收入下降兩萬億元的損失。美聯社指出，這是促使北京決定實施救助的最新因素。

這個消息加重了市場對中國經濟成長的擔憂，影響投資人的情緒。中國的藍籌股週二大跌至五年來的最低點，而港股延續了前一天的跌勢。

路透社引述消息來源說，中國大型國有銀行一整天都忙著保護人民幣外匯市場的穩定，避免人民幣大幅貶值。在穆迪降級決定公佈之後，銀行加大了拋售美元的力度，下午晚些時候人民幣匯率沒有出現大的變化。

中國財政部對穆迪的評等感到失望，強調中國經濟依然處於趨穩向好階段，房地產業和地方政府債務都在「可控」之中。

亨利·季辛吉於週三去世，享年100歲。這位學者出身的外交官策畫了美國對中國的開放，是美國從越南撤出的談判人，在「冷戰」最激烈之時，憑藉狡黠、野心和智慧重塑了美國與蘇聯的權力關係，有時不惜為此踐踏民主價值。蒂莫西·納夫塔利 Timothy Naftali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季辛吉的矛盾>(Kissinger’s Contradictions)告訴我們，戰略洞察力和道德短視如何塑造美國最偉大的政治家(How Strategic Insight and Moral Myopia Shaped America’s Greatest Statesman)。

美國外交關係史上無人能及

亨利·季辛吉在世界舞台上度過了六十多年，期間他出色地說服並巧妙地欺騙了當權者，並建立了延續至今的國家間關係，現在，亨利·季辛吉屬於他幫助創造的歷史。他是唯一一位掌握外交政策制定全部權力的美國官員——他同時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兩年——在超級大國時代的美國外交關係史上無人能及。哈里·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迪恩·艾奇遜的情況很接近。但艾奇遜的影響力雖然是全球性的，但主要是針對西方聯盟的塑造，而不是世界秩序。季辛吉真正的對手是歐洲列強君主（查爾斯·莫里斯·德塔列朗、克萊門斯·馮·梅特涅親王和奧托·馮·俾斯麥）的顧問，這說明了他在現代的角色的獨特性以及相互依賴的特殊性。與民主超級大選領導人的關係。

季辛吉很情緒化，有時缺乏安全感

季辛吉是個矛盾的人。季辛吉擁有鋼鐵般的智慧和過度自信，但他卻很情緒化，有時缺乏安全感。作為一個貪婪的讀者，他仍然可能成為既定觀念的俘虜。當事態與這些想法相矛盾時，季辛吉就會陷入焦慮的深淵。儘管他致力於和平並精通外交語言，但他是一個敢於冒險的人，不僅相信威脅使用暴力，而且相信使用暴力。需要一個不尋常的合作夥伴才能充分發揮季辛吉的作用。使他的職業生涯成為可能的環境不僅需要個人天賦，還需要機會。

當亨利遇見理查德

1923年出生於德國菲爾特的季辛吉雖然熱愛自己的祖國，但他仍以批判的超然態度參與美國政府。身為 1950 年代中期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研究員，他曾寫道，美國對確定性的追求（他認為這種追求源自於「美國經驗主義」）「對政策的實施產生了有害的後果」。正如他 1956 年在《外交事務》中所寫（並在 1957 年他的開創性著作《核武與外交政策》中重複），「政策是權衡可能性的藝術；掌握它在於把握可能性的細微差別。試圖將其作為一門科學來進行必然會導致僵化。因為只有風險是確定的；這些機會是推測性的。」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寫道。

外交政策中的經驗主義導致人們傾向於採取臨時解決方案；拒絕教條主義會使我們的政策制定者推遲做出承諾，直到掌握所有事實；但當事實真相大白時，危機通常已經形成，或者機會已經過去。因此，我們的政策旨在應對緊急情況；它發現制定可能預防這些問題的長期計劃有困難。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歷史的一個明智論點，而不是政治學為未來領導人做準備的論點。但這也是對美國大戰略的呼籲，這是任何白宮都很少追求的目標，但它是他作為外交史研究生研究的有權勢人物的指南針。

威脅辭職成為季辛吉職業生涯的主旋律

季辛吉首次涉足政府服務會帶來失望。當新就職的約翰·F·甘迺迪總統挑選了一支由哈佛全明星組成的團隊為他的政府工作時，季辛吉第一次嚐到了總統權力的滋味，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顧問。這次經歷令人羞愧。「如果我不能有尊嚴、帶著一點尊重地工作，」他寫信給他的朋友阿瑟·施萊辛格（曾幫助季辛吉來到華盛頓的肯尼迪白宮牛虻），「那麼繼續下去就沒有意義了。」 威脅辭職將成為季辛吉職業生涯的主旋律。1961 年他面臨的問題是，甘迺迪正是季辛吉多年來批評的美國經驗主義者。「我很擔心，」他向施萊辛格哀嘆道，「缺乏整體戰略，這使我們成為事件的俘虜…。結果就是對戰術的過度關注。」

季辛吉擔心尼克森可能會認為他不忠誠。

在那一年的柏林危機中，季辛吉向施萊辛格抱怨說，他「就像一個坐在司機旁邊、駛向懸崖的人，被要求確保油箱已滿且油壓充足」。然而，真正的問題是他的想法在甘迺迪橢圓形辦公室並不受歡迎。季辛吉分享了這位年輕總統所培養的大膽文化。但與甘迺迪不同的是，季辛吉並不擔心核武帶來的危險。正如他在 20 世紀 50 年代所寫的那樣，他不僅相信有限的、可生存的核戰的可能性，而且認為有必要製定有限使用核戰爭的計劃來威懾蘇聯。當甘迺迪面臨他的第一次重大超級大國危機時，季辛吉試圖實施這個概念。1961 年10 月，季辛吉在一份題為「北約計畫」（直到2016 年才完全解密）的絕密備忘錄中寫道，「除非我們事先決定如果不成功該怎麼辦，否則我們無法採取任何行動。」 季辛吉建議，如果北約常規部隊在試圖進入分裂的柏林時被壓垮，則應計劃有限地使用核武。然而，甘迺迪希望淡化核武在美國保衛柏林盟軍陣地的軍事戰略中的作用。季辛吉發現自己與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格格​​不入。

我們最好的，也許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八年後，季辛吉將與一位在智力上更適合的總統聯手。1961 年，季辛吉將甘迺迪政府描述為「我們最好的，也許是我們最後的希望」，暗示甘迺迪在 1960 年總統選舉中的對手理查德·尼克森不會是合適的選擇。但當環境（以及季辛吉雄心勃勃的誘餌）將季辛吉帶入尼克森的軌道時，他找到了一個在外交政策方面為具有宏偉願景的人工作的機會。1969 年開始的八年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對國際政治影響最深遠的八年（1989 年至 1991 年這段時間是個明顯的例外）。他們目睹了越戰的最後幾年、東南亞非共產主義勢力的崩潰、柬埔寨的種族滅絕、美蘇緩和關係的擴張、美國對共產中國的戰略開放、約旦內戰、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印巴戰爭、智利軍事政變、以色列贖罪日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石油危機。就在這段時期的中期，隨著尼克森濫用權力和參與妨礙司法的犯罪陰謀被曝光，尼克森的總統任期開始逐漸崩潰——這意味著在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季辛吉都是單飛  。

他意識到自己永遠無法與尼克森建立親密關係

在經歷了甘迺迪事件的失望之後，季辛吉寫道：「我一直認為，要想發揮作用，顧問要嘛是其委託人的密友，要嘛應該保持獨立的立場。」 與尼克森在一起時，季辛吉沒有享受這些優勢，這使他作為尼克森的合作夥伴在建立他們所謂的「和平結構」方面永遠沒有安全感。因為他意識到自己永遠無法與總統建立親密關係——無論是因為尼克森的反猶太主義，還是因為他在中年無法獲得任何新的親密關係——季辛吉擔心尼克森可能會認為他不忠誠，因此季辛吉經常會花同樣的錢當他試圖將美國從一場失敗的東南亞戰爭中解救出來時，他在華盛頓進行了最終毫無意義的官僚遊戲。為了證明自己對尼克森的忠誠並發現任何背叛行為，當柬埔寨秘密爆炸事件的消息洩露給《紐約時報》時，季辛吉要求聯邦調查局竊聽他自己的工作人員。諷刺的是，對季辛吉最不忠誠的幕僚是他的副手、雄心勃勃的亞歷山大·黑格，他向尼克森提供了對季辛吉動機的陰暗解釋，但他似乎從未被竊聽過。

對信譽的痴迷

季辛吉仍然像甘迺迪時代一樣致力於使用武力來維護國際秩序，他很快就暴露出自己是尼克森國家安全團隊中最鷹派的成員。1969 年 4 月，當北韓在國際水域擊落一架美國偵察機時，季辛吉在執政初期主張對北韓空軍基地進行打擊以進行報復。正如尼克森的幕僚長 HR 霍爾德曼 (HR Haldeman) 在日記中所記錄的那樣，「這對季辛吉來說確實很艱難，因為風險水平巨大，而且他是主要支持者。他強烈感覺到，美國總統多年來首次展示實力並做出過度反應，將在國外產生巨大影響，並將在國內動員巨大的支持。」 據霍爾德曼稱，季辛吉還建議，如果北韓對南韓進行報復，華盛頓應該「使用核武並將其徹底摧毀」。

尼克森拒絕了季辛吉關於北韓的建議。但尼克森同意季辛吉的觀點，認為需要用暴力傳遞訊息，決定對柬埔寨的北越軍事基地發動一波秘密轟炸。即使美國人民被蒙在鼓裡，蘇聯和中國也有望得到這個訊息。到那時，季辛吉已經開始沉迷於他所認為的隨著美國從越南撤軍而維持美國信譽的挑戰。季辛吉從未接受戰爭失敗的事實，但他面臨前國會議員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的頑固反對，萊爾德明白，在民主國家，政府維持一場遙遠的對外戰爭會帶來政治風險。萊爾德操縱尼克森接受他將不得不撤回越來越多的軍人。

精心設計的「三角外交」成為季辛吉職業生涯的標誌

季辛吉擔心，對美國大眾來說，這些撤資行為會讓人上癮——用他的話來說，這種政策相當於「鹹花生」。隨著每次撤軍，季辛吉越來越擔心華盛頓將失去嚇唬北越進行談判的能力。他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升級空戰，並在 1970 年將美軍的作戰區域擴展到中立的柬埔寨。

季辛吉和尼克森也尋找對河內施加額外壓力的來源。精心設計的「三角外交」成為季辛吉職業生涯的標誌——與莫斯科緩和關係，包括歷史上第一個核武限制協議，再加上與北京開放關係——開始作為抵消美國撤軍影響的一種方式。東南亞。季辛吉最初對尼克森關於美國準備與中國恢復接觸的建議是否明智表示懷疑，但後來他陶醉於與北京秘密談判的秘密，並理解冒這個風險可能帶來的好處。此前或此後，很可能沒有哪位美國外交官像季辛吉在 1971 年的多次秘密會議中那樣採取走鋼絲的做法，這為尼克森明年對中國和蘇聯的勝利訪問鋪平了道路。河內在冷戰中的影響力比尼克森和季辛吉認為的要大得多，北越領導層將做出決定，以打破季辛吉與北越領導人黎德壽在秋季談判中的僵局。1972 年。但是涉及河內兩個最重要的軍事援助來源的三角外交並沒有造成傷害。

外交天才卻存在著巨大的道德盲點

更複雜的是1973年贖罪日戰爭後季辛吉的穿梭外交。這場戰爭讓季辛吉感到害怕。他沒有預料到阿拉伯會對以色列發動突襲，但他最初確信以色列會輕易擊敗阿拉伯，並擔心以色列的勝利會破壞與蘇聯的緩和關係。當以色列在軍事崩潰的邊緣搖搖欲墜時，季辛吉支持美國的軍事空運。在情況逆轉後，季辛吉試圖向以色列及其鄰國強加一種結構，將它們全部束縛於華盛頓，並將它們從莫斯科撬開。季辛吉永遠無法將莫斯科趕出敘利亞（至今仍在那裡），但華盛頓贏得了埃及作為持久盟友的地位，考慮到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這一成就曾經看似不可能實現。

儘管季辛吉擁有外交天才，但他卻存在著巨大的道德盲點。他只能從 30,000 英尺的高度——或者透過有權勢的人的眼睛——看世界。正如他從臨床角度看待有限核戰的概念一樣（在某種程度上，他所服務的兩位總統並不認同），他並沒有過多重視他所製定的戰略架構中隱含的戰術選擇對人類造成的後果。和尼克森正在建設。在許多方面，儘管他有 20 世紀 30 年代兒童移民和二戰美國士兵的經歷，但他仍然是一位冷靜、防腐的權力技術人員。

季辛吉不願承擔破壞柬埔寨穩定的責任

當美國於 1969 年開始秘密轟炸柬埔寨時，該國已被拖入越南戰爭：十年來，北越一直利用柬埔寨和南越之間漏洞百出的邊境為其部隊提供補給和保障。它在西貢附近的南方盟友。但 1970 年美國和南越的聯合入侵抹去了柬埔寨僅存的中立立場。儘管河內對紅色高棉的軍事支持是柬埔寨不穩定的最大原因，但美國的干預，首先以秘密轟炸的形式，然後以入侵的形式，為導致種族滅絕的高棉崛起創造了條件。胭脂政權。然而，季辛吉在他的回憶錄中不願承擔任何破壞柬埔寨穩定的責任。他嘲笑道，將這一結果歸咎於美國的轟炸「就像將希特勒的大屠殺歸咎於英國對漢堡的轟炸一樣」。

季辛吉的盲點遠遠超越了東南亞。1972年，季辛吉策劃了美國的秘密行動，協調伊朗和以色列對庫德族武裝的支持，以對抗親甦的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從而束縛了伊拉克的大部分軍隊，否則薩達姆可能會派出這些軍隊來對抗以色列。但1975年，當伊朗國王出於自己的原因決定解決與伊拉克的邊界爭端並撤回對伊拉克的支持時，季辛吉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伊拉克軍隊殘暴地對待庫德人。

季辛吉是一位冷靜、防腐的權力技術員。

在智利，尼克森政府繼續執行甘迺迪發起的政策，採取秘密行動阻止社會主義者薩爾瓦托·阿連德成為總統。1970年9月，季辛吉監督中央情報局安排軍事政變，阻止剛在全國大選中獲得最多票數的阿連德成為當年的總統。「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必須讓一個國家走向馬克思主義，」季辛吉向向尼克森建議美國採取秘密行動的委員會宣布，「僅僅因為這個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 這項秘密行動被稱為「第二軌」，但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三年後，殘暴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領導的軍事政變推翻了阿連德，美國的傀儡師卻消失了。但季辛吉對這一結果表示歡迎，並拒絕對新的親美政權施加任何壓力，以防止侵犯人權——事實上，季辛吉做了相反的事情。1976 年6 月，皮諾切特軍政府拘留了數千名無辜智利人，折磨了大約3 萬人，並處決了至少2,200 人，季辛吉在一次私人會議上對皮諾切特說：「我的評估是，你是周圍所有左翼團體的受害者。」世界，而你最大的罪過就是推翻了一個正在走向共產主義的政府。」

在伊拉克和智利，季辛吉可以說距離明顯不道德和非法行為又更近了一步。但1972年，他在北越屠殺了平民，這起事件後來被稱為「聖誕節爆炸事件」。這次軍事行動仍然是冷戰時期美國最醜陋的外交政策決定之一。1972 年秋天，季辛吉與河內就美國退出戰爭的框架進行了出色的談判，但他的努力遭到了南越的強烈反對。為了向西貢表明華盛頓仍然是一個可靠的盟友，季辛吉主張轟炸北越。

這次 B-52 轟炸機出動 729 架次、投擲 15,000 噸炸彈的攻擊毫無道理可言。這次襲擊造成約 1,000 名越南平民死亡 ，但對雙方的軍事實力或談判立場沒有產生影響。身為總統，尼克森理應承擔最終責任，但幾十年後尼克森製作的解密文件和秘密錄音將被揭露，季辛吉曾迫使不情願的尼克森對北部的越南平民發動暴力，這純粹是出於象徵性的原因。季辛吉複雜的職業生涯中的一個貫穿始終的信念是，每當美國的信譽受到威脅時，外國公民就必須流血。

一個非凡的人

這種對個人生命價值的漠視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為帝國君主政體服務的政治家的典型特徵，早在自由主義價值觀在西方社會根深蒂固之前。例如，在塔列朗對海地奴隸的殘暴行為中，盲點是社會性的，而不是個人性的。季辛吉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為一個自由民主共和國服務，因此他的不道德行為沒有這樣的藉口。

1977 年離開國務院後，季辛吉的影響力並沒有減弱。1980 年共和黨大會期間，前加州州長羅納德·雷根和美國前總統傑拉爾德·福特曾短暫考慮過共同擔任總統，他差點再次擔任國務卿。但即使沒有內閣職位，季辛吉仍然可以參加高級總統委員會，並經常向隨後的總統提供建議。最重要的是，他繼續透過傳遞訊息、分享分析、聯繫人們以及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保持相關性來照料與他共事的非凡權力精英的花園。

他的野心和他非凡的毅力導致談判達成的協議

在其他人可能不再管此事很久之後，季辛吉仍然沉迷於他的遺產。季辛吉的三卷回憶錄將成為學生研究1969 年至1977 年全球事務動盪時期的第一站。季辛吉對事件的描述消除了他的情感主義、他對使用武力的偏好、他對人權的漠視和對人權的漠視。為了與尼克森這樣偏執偏執的領導人保持密切關係，他必須做出道德妥協。

然而，即使有人糾正季辛吉的敘述中自私的省略，也無法否認他的成就的非凡本質。他在全球事務中取得了不朽的成就，為美國建立了持久的關係。他為美國權力的未來實踐者留下了充滿警示意義的遺產。正如他在 1957 年警告政策制定者教條的危險時所暗示的那樣，他的現實政治沒有規則。它與實施它的人——尼克森和季辛吉——一樣獨特。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與美國的治國傳統格格不入。這種做法缺乏任何政治意識或人類同理心，與自由民主制度格格不入，以至於必須秘密實施。諷刺的是，季辛吉的積極遺產源自於他在精英互動方面的天才、他的野心和他非凡的毅力導致談判達成的協議，而這些協議使得使用暴力捍衛現實政治變得更加困難。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今天辭世，享壽100歲。季辛吉戰略專家、知名學者，也是外交名流，在尼克森與福特兩任美國總統時對華府外交影響至鉅，今夏百歲誕辰仍談及美中、俄烏等世局看法。

季辛吉1970年代一手推動美國轉向北京，訪中超過百次卻未曾來過台灣。他以「無解」（insoluble）形容台灣問題，認為只能交給時間，別無他法。他「歡迎一種能維持現狀多年，又能讓兩岸不會威脅對方、甚至不會限制住對方發展的方案」。

他說，就中國展現出的力量看，他視中國為潛在危險敵手，覺得美中有可能走上衝突，「但兩次世界大戰應教會人們，即便只是傳統戰爭，要付出的代價也會與想達成目標不成比例」。他說，軍事武器發展到今天，這種層級的戰爭將摧毀文明。

為防與中國開戰，季辛吉認為美國要做的不是輕率對抗，而是尋求對話。

季辛吉覺得習近平會對這類討論抱持開放，「但我們不能一副你得先在以下領域有所進步，之後我們會獎賞你，這種態度行不通」。

季辛吉認為想逼中國讓步並宣稱讓中國就範絕對是錯誤作法，稱美中關係的藝術「應是呈現共同關心的議題，雙方達成協議是因彼此都認為這對自身最有利」，如此才是他心目中的外交上策。他認為，現任美國總統拜登的中國政策沒比川普高明。

作為一手推動尼克森歷史性與北京接觸及與蘇聯緩和關係的理論家，季辛吉因多項改變世界格局的震撼性政策轉變而積累聲譽，卻也成為攻擊者的箭靶，挨批沒有原則、不道德。由於怕遭抗議，當年季辛吉沒赴奧斯陸接受諾貝爾獎，晚年則是毀譽參半。

季辛吉說，當前的世界「失序」（disorder），幾乎所有主要國家都在尋求自身基本定位，且大多數仍是內部意見分歧狀態，處於改變或適應新環境過程。主要是世界因美中競爭一分為二，次要大國乃至小國自身都還沒錨定應對世局的方針，還在「為超級強權調和鼎鼐」與「走自己的路」之間拿捏。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11月29日表示，美國對烏克蘭有“強勁的兩黨支持”，他認為北約盟國在烏克蘭抗擊俄羅斯的戰爭進入第二個冬天時對繼續提供支持「沒有疲勞感」。

布林肯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有些人質疑，在我們進入普丁殘暴戰爭的第二個冬天時，美國和其他北約盟國是否應該繼續與烏克蘭站在一起。但是，今天北約的答案是明確的，而且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必須並將繼續支持烏克蘭。」

布林肯表示，自戰爭開始以來，美國已向烏克蘭提供了約770億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人道、財政和軍事援助。他指出，華盛頓的歐洲盟友已經提供了超過1,100億美元來支持基輔。「我聽到的沒有疲勞感或後退感; 相反，聽到的是決心和繼續前進」，布林肯補充說。

此前一天，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表示，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爐之前「不會實現有意義的和平」是「一個廣泛認同的前提」。

最終的成員國地位

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歷程在29日北約-烏克蘭理事會第一次外長級會議上，也進行了討論。布林肯也與烏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羅·庫列巴（Dmytro Kuleba）另舉行單獨會談。

這位美國最高外交官表示，北約盟國重申了它們的政策，即「當所有盟國都同意和各項條件都滿足時，烏克蘭將成為北約成員國。」庫列巴表示，烏克蘭增加武器彈藥產量的呼籲在北約盟國中間引起了共鳴。

在另一場記者會上，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表示，「烏克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北約。我們將繼續支持他們加入北約，並將繼續支持烏克蘭爭取自由的鬥爭。」

美國將於2024年7月9日至11日在華盛頓主辦下一屆北約峰會。布林肯與外長們討論了會議的優先事項。明年是北約成立75週年。

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告訴記者，華盛頓峰會前討論的很大一部分旨在確保烏克蘭在「條件合適時」朝著「最終的成員國地位」方向取得必要的進展。

北約成員國已向烏克蘭提出了「一套治理改革」的建議，包括加強反腐敗機構。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發言人週二（11月28日）表示，該機構負責人的妻子被診斷出重金屬中毒，正在醫院接受治療，目前俄烏戰爭已進入第22個月。

瑪麗安娜·布達諾娃（Marianna Budanova）是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GUR）局長凱裡洛·布達諾夫（Kyrylo Budanov）的妻子。該機構發言人安德里·尤索夫（Andrii Yusov）向美聯社（AP）證實了她的病情。

尤索夫沒有提供有關據稱發生的中毒事件的更多細節，也沒有透露是否認為這是針對布達諾夫的，或者是否認為俄羅斯是幕後黑手。他之前告訴烏克蘭媒體，這位局長在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實施的10次暗殺行動中倖存下來。

布達諾夫曾告訴媒體，他的妻子和他住在他的辦公室，這可能表明他是中毒的預定目標。

俄羅斯政府沒有立即對投毒指控發表評論。長期以來俄羅斯政府一直被懷疑對反對者下毒。俄羅斯媒體和評論員則提及了烏克蘭的報導，有些人猜測這可能是烏克蘭內鬥的一部分。

當地媒體引述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的消息稱，布達諾娃在基輔住院。

導致中毒的重金屬的具體特性尚未公開。然而，當地媒體表示，這些金屬並未在國內或軍事裝備中使用，因此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的代表推測中毒是故意而為的，可能是透過食物或飲料。

根據《烏克蘭真理報》（Ukrainska Pravda）報導，除了自2013年與布達諾夫結婚的布達諾娃外，還有幾名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員工也被診斷出同樣的中毒症狀。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預計將發布一份包含更多細節的官方聲明。

布達諾娃擁有心理學學位，戰前曾擔任基輔市長顧問，她曾向當地媒體講述了她與這位烏克蘭間諜負責人結婚的經歷。

在2022年10月接受烏克蘭《Elle》雜誌採訪時，布達諾娃描述了在俄羅斯全面入侵前夕，她的丈夫告訴她入侵將於第二天早上開始。

她說：「我們碰面，然後去了他的工作地點，從那時起我們就沒有回家過。」她補充說，他們沒有討論將她送到其他更安全的地方。

「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會離開我的家人去任何地方，」她告訴該雜誌。

媒體報導，印度計劃建造第二艘造價48億美元的航空母艦，以抗衡在印度洋地區不斷增加的中國海軍威脅。

彭博社引述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說，由印度國防部長拉吉納特·辛格（Rajnath Singh）領導的主要國防決策機構「國防採購委員會」（Defence Acquisition Council, DAC），預計週五將批准採購第二艘印度本土建造的航空母艦。

報告表示，這艘可以搭載至少28架戰鬥機和直升機的新航母排水量為4.5萬噸，將部署法國三角翼、高機動性、多用途的第四代半戰鬥機「陣風」戰鬥機（Rafale）。

印度第一艘自行建造的航空母艦「維克蘭特號」（INS Vikrant，印地語「勇敢」）去年加入海軍艦隊服役。印度還有一艘俄羅斯建造的航空母艦。

在擁有370艘戰艦和潛艦的全球規模最大的解放軍海軍不斷在印度洋地區展現影響力之際，印度的三個航母戰鬥群將顯示印度海軍在該地區的實力。而印度擴充後的艦隊也讓印度具有持續在許多遠距離海域展示存在、施加影響力的能力。

報導表示，印度洋是一個高度軍事化的地區，平日通常有多達125艘海軍艦隻在這一海域巡航，包括來自美國、法國和日本的戰艦，比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美國領導的盟國在聯合國授權下攻打窩藏基地恐怖組織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部署的戰艦要多出三倍。

近年來，中國和美國及其盟國在印度洋地區部署許多的戰艦，印度洋地區二戰以來從未有過如此激烈的競爭。這也迫使印度這個南亞大國提升自身的海軍戰力。

印度計劃在2030年擁有160艘戰艦、2035年增加到175艘，建造費用將達兩兆盧比。目前，印度有60多艘海軍艦隻處於不同的建造階段。

在中國不斷增加在印度洋的海軍實力之際，印度也派遣比以往更多的戰艦加強巡邏。

印度也提升了在安達曼和尼科巴群島的機場跑道設施，讓戰機可以夜間起降。此舉旨在可以讓印度更密切地監控印度洋南部狹窄的馬六甲海峽（Malacca）、巽他海峽（Sunda）和龍目海峽（Lombok）。印度和夥伴國家使用安達曼和尼科巴群島進行海事監控。

歐洲政策分析中心報導指出，習近平的家族涉足中國的電動車產業，並且從政府補貼以及建造新的電動車廠中獲利。

在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歐洲理事會主席夏爾·米歇爾（Charles Michel）下個月前往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舉行中歐峰會的前夕，美國智庫「歐洲政策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Analysis，CEPA）週一（11月27日）發表分析文章認為，歐盟高層訪問北京，必須處理中歐之間包括電動車補貼在內的錯綜複雜問題。歐洲試圖讓中國遵守規則的努力，也會因為習近平家族涉足電動車產業利益，變得複雜。

馮德萊恩在11月16日發表的一場政策演說中，強烈抱怨中國政府對電動車產業進行高額補貼，讓中國生產的大量廉價電動車在歐洲市場氾濫。

國際商業媒體沒怎麼報導馮德萊恩的發言，中國的宣傳機器也沒有對此予以關注。馮德萊恩說中國去年對歐盟的貿易順差將近4000億歐元（約合4370億美元） ，使其成為史上全球最大順差的談話，並未受到重視。

馮德萊恩在演說中說：「這是中國政策故意為之。中國今天的產業政策不僅製造了更多的工業競爭夥伴，而且讓受保護領域的過剩產能傾銷國際市場，並有可能破壞我們的工業基礎。」歐盟已經在對中國的電動車進行不公平補貼的調查。

她說：「中國明顯存在產能過剩，並將這些過剩的產能出口，特別是當這些過剩產能得到直接和間接補貼之時。」

歐洲政策分析中心的報導指出，馮德萊恩一行人到北京後最好在與中國國務院總理、也是習近平親信的李強會談之前，能先向習近平談及此事，因為習近平的家族就在參與擴展中國的電動車產業，並且從政府補貼以及建造新的電動車廠中獲利。

該分析說，其中的關鍵人物是在溫布頓長大的英國人福大牛（Daniel Foa），因為他娶了習近平妹妹齊安安的女兒吳雅凝。福大牛去年夏天突然出現在外界視野之中，是因為一家處境艱難的美國初創電動車廠菲斯克（Fisker）宣布要在上海建立一個經銷中心，並且任命福大牛為中國董事會的成員。

報告說，福大牛2005年移居中國，參與了一系列清潔能源的合資項目，然後又娶了習近平的外甥女吳雅凝為妻。

「就是這樣一個過去在北京的外國人光顧的昏暗酒吧中閒逛的人現在則在天安門廣場旁的人民大會堂中與公司CEO和世界領導人談笑風生，」報告引述《大西洋雜誌》對福大牛的人物介紹說。

報導表示，菲斯克目前仍然處境艱難，因為它面對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在中國大量生產的特斯拉電動車，以及許許多多中國本土電動車廠的競爭。

「在政府政策和消費者習慣兩個層面都出現了迅速向電動車的過渡，」報告引述福大牛的話說。“這給菲斯克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大的商機。”

菲斯克公司表示，其營運管理團隊今年在上海與中方官員和商界領袖舉行會晤，討論汽車供應鏈、後勤、倉庫以及未來生產的問題。報告說，此類的項目通常需要政府的許可證、補貼以及優惠的稅務待遇。

菲斯克董事長兼執行長亨里克·菲斯克（Henrik Fisker）表示，「我認為我們在中國最快明年就投產，每年的潛在產能為75,000輛菲斯克海洋車。」菲斯克海洋車是全電動的多功能運動型車（SUV）。

報告說，習近平本人曾表示要對歐盟針對中國電動車的反補貼調查進行反擊，而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則將歐盟的總體政策稱為「令人費解」。
報告表示，習近平家族捲入電動車產業、因而捲入中國與歐盟的一項重大爭議，不會令馮德萊恩及其團隊感到意外，反而會增加他們與中國據理力爭的信心與勇氣。

「中國越來越訴諸貿易脅迫、抵制歐洲產品並對關鍵原材料實施出口控制，」馮德萊恩說。

烏克蘭的反攻似乎已經陷入停滯，正當潮濕和寒冷的天氣結束了基輔扭轉俄羅斯侵略的第二個戰鬥季節。與此同時，美國和歐洲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和經濟支持的政治意願已開始減弱。這些情況需要對烏克蘭及其合作夥伴目前推行的策略進行全面重新評估。理查德·哈斯和查爾斯·庫普坎 Richard Haass and Charles Kupchan發表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重新定義烏克蘭的成功:新戰略必須平衡手段和目的>( Redefining Success in Ukraine:A New Strategy Must Balance Means and Ends)分析最新的俄烏戰爭態勢。

烏克蘭和西方正走在一條不可持續的軌道上

這樣的重新評估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即烏克蘭和西方正走在一條不可持續的軌道上，其特徵是目標與可用手段之間明顯不匹配。基輔的戰爭目標——將俄羅斯軍隊驅逐出烏克蘭土地並全面恢復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領土完整——在法律和政治上仍然是無懈可擊的。但從戰略上講，它們是遙不可及的，當然在不久的將來，甚至很可能是更遠的將來。

現在是華盛頓領導制定新政策的時候了，該政策設定了可實現的目標，並使手段和目標保持一致。美國應該開始與烏克蘭及其歐洲夥伴就一項戰略進行磋商，該戰略的核心是烏克蘭願意與俄羅斯進行停火談判，同時將其軍事重點從進攻轉向防禦。基輔不會放棄恢復領土完整或追究俄羅斯對其侵略行為的經濟和法律責任，但它承認其近期優先事項需要從試圖解放更多領土轉向保衛和修復80%以上的領土。仍處於其控制之下的國家。

基輔擁有可行的戰略來支撐西方的支持

俄羅斯很可能會拒絕烏克蘭的停火提案。但即使克里姆林宮頑固不化，烏克蘭從進攻轉向防禦的轉變將限制其士兵的持續損失，使其能夠將更多資源用於長期防禦和重建，並通過證明基輔擁有可行的戰略來支撐西方的支持旨在實現可實現的目標。從長遠來看，這一戰略支點將使俄羅斯清楚地認識到，它不能簡單地希望比烏克蘭和西方支持它的意願更長久。這種認知最終可能會說服莫斯科從戰場轉向談判桌——這一舉動將有利於烏克蘭的最終優勢，因為外交不僅為結束戰爭提供了最現實的途徑，而且從長遠來看，也為結束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佔領提供了最現實的途徑。烏克蘭領土。

目前的戰場情勢呈現出一幅半滿半空的景象。一方面，烏克蘭展現了驚人的決心和技巧，不僅否認了俄羅斯征服它的企圖，還收回了俄羅斯去年奪取的相當一部分領土。帳本的另一面是戰爭造成的巨大人力和經濟成本，以及俄羅斯至少目前已經成功地使用武力奪取烏克蘭大片領土的現實。儘管烏克蘭大肆宣傳反攻，但俄羅斯實際上在 2023 年獲得的領土比烏克蘭還要多。總體而言，雙方都沒有取得重大進展。烏克蘭和俄羅斯軍隊的戰鬥實際上已陷入僵局：陷入僵局。

防禦往往比進攻更具優勢

那麼，該怎麼辦呢？西方的一個選擇是做更多相同的事情，繼續向烏克蘭提供大量武器，希望這樣做能使其軍隊最終擊敗俄羅斯。問題在於，無論戰鬥多久、戰鬥多久，烏克蘭軍隊都沒有表現出能夠突破俄羅斯強大防禦的跡象。防禦往往比進攻更具優勢，俄羅斯軍隊在數英里長的雷區、戰壕、陷阱和防禦工事後面挖掘。西方可以派遣更多坦克、遠程飛彈，最終還可以派遣F-16戰鬥機。但沒有什麼靈丹妙藥能夠​​扭轉戰場局勢。正如烏克蘭最高將領瓦列裡·扎盧日尼(Valery Zaluzhny)最近承認的那樣， “很可能不會出現深刻而美麗的突破。” 我們現在在烏克蘭戰場上的位置，看起來充其量只是一場代價高昂的僵局。

如果高強度戰爭無限期地拖延下去，時間不會站在烏克蘭這邊。俄羅斯的經濟及其國防工業基礎處於戰備狀態。莫斯科也從北韓和伊朗進口武器，並獲得了含有可重新用於軍事用途的技術的消費品。如果俄羅斯需要加強在烏克蘭的軍事存在，它有大量的人力可供使用。俄羅斯也為其能源找到了新的市場，而製裁對俄羅斯經濟的影響不大。普丁似乎在政治上很安全，並且控制著從軍事和安全部門到媒體和公共敘事的權力槓桿。

俄羅斯實際上在 2023 年獲得的領土比烏克蘭還要多

與此同時，在烏克蘭，士兵和平民繼續大量喪生，軍隊正在消耗武器庫存，經濟萎縮了約三分之一（儘管已開始顯示出成長的跡象）。在烏克蘭的西方支持者中，烏克蘭疲勞開始影響他們繼續向基輔提供支持的意願。美國仍然是西方向烏克蘭提供援助的核心，但共和黨內反對提供大量進一步援助的聲音越來越大，迄今為止，拜登政府對新資金的要求遭到挫敗。共和黨總統提名的主要競爭者、前總統川普一直站在俄羅斯這邊，並與包括烏克蘭在內的美國合作夥伴保持距離。川普在關鍵搖擺州的民調領先拜登，只會增加美國政策軌跡的不確定性。美國對烏克蘭支持的不穩定將加劇歐洲的不穩定，歐盟成員國之一斯洛伐克已經決定停止向基輔提供軍事援助。

哈馬斯 10 月 7 日對以色列的襲擊以及隨後的加薩衝突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烏克蘭戰爭被擱置一旁。問題不僅在於華盛頓心煩意亂，更在於華盛頓心煩意亂。美軍的資源有限，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的生產能力也太有限。由於支持兩個陷入熱戰的夥伴，美國已經捉襟見肘。正如蘭德公司最近的一項研究所指出的那樣，國防分析家已經宣布美國的國防戰略「無力償債」；其他人則認為，美國應該將注意力和資源投入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挑戰。

接受一種新的策略，使目的和手段重新達到平衡

對烏克蘭或西方來說，面對這些發人深省的戰略現實在政治上並不容易。但對於基輔及其支持者來說，接受一種新的策略，使目的和手段重新達到平衡，比繼續走上一條導致死胡同的道路要好得多——而且不久之後，這可能會導致經濟急劇下滑。西方國家對烏克蘭的支持。

華盛頓需要帶頭與烏克蘭和西方盟友展開磋商，以說服基輔停火，同時從進攻戰略轉向防禦戰略。西方不應迫使烏克蘭放棄恢復其 1991 年邊界或讓俄羅斯為其入侵造成的死亡和破壞負責。然而，它必須設法說服烏克蘭人，他們需要採取新的策略來實現這些目標。

停火將拯救生命，讓經濟重建得以展開，並使烏克蘭能夠將西方進口的武器用於投資其長期安全，而不是在陷入僵局的戰場上迅速消耗武器。停火的具體條款——時間、接觸線的確切位置、撤回武器和部隊的程序、觀察和執行的規定——必須在廣泛的國際監督下敲定。可能是在聯合國或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主持下。

抓住機會止血，試圖讓俄羅斯擺脫寒冷

只有烏克蘭和俄羅斯都同意停火條款，停火才會生效。莫斯科的遵守並非不可能。俄羅斯軍隊在戰場上遭受慘重損失，而克里姆林宮的侵略行為顯然適得其反，因為它加強了北約、跨大西洋的凝聚力以及烏克蘭永遠擺脫俄羅斯勢力範圍的決心。普丁或許會抓住機會止血，試圖讓俄羅斯擺脫寒冷。

儘管如此，莫斯科更有可能拒絕停火提議。普丁仍然對烏克蘭懷有廣泛的戰爭目標，並且似乎相信俄羅斯比烏克蘭更有持久力。毫無疑問，他正在密切關注美國的民意調查，民調顯示川普重返白宮是一種現實的可能性，這一結果即使不會結束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也肯定會削弱。即使克里姆林宮希望避免徹底拒絕停火提議，以避免這樣做的聲譽成本，它也可能提出烏克蘭和西方肯定無法接受的條款。

烏克蘭需要轉向防禦戰略。

但歸根結底，試圖促成基輔和莫斯科之間的停火更值得一試，與其說它會取得什麼成果，不如說它會揭示什麼。即使俄羅斯拒絕擬議的停火協議，基輔將停火協議擺在桌面上仍然是有意義的。這樣做將使烏克蘭掌握政治主動權，提醒西方及其他地區的公眾，這場戰爭仍然是俄羅斯的侵略戰爭。克里姆林宮拒絕停火將有助於西方政府維持和加強對俄羅斯的製裁，並幫助烏克蘭獲得長期的軍事和經濟支持。

無論停火能否實現，烏克蘭都需要從目前的進攻策略轉向防禦戰略。基輔現有的做法是一種成本高、前景低的做法，這使烏克蘭人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他們要求西方國家提供無限制的援助，而其成功機會卻越來越小。相反，烏克蘭應該專注於守住和重建其現在控制的領土，扭轉攻防平衡，並使俄羅斯不得不承擔對烏克蘭軍隊和擴大的空中力量進行進攻行動的高昂成本。防禦。即使在前線轉向防禦戰略，烏克蘭也可以繼續使用遠程武器、海軍資產和秘密行動來打擊俄羅斯在後方和克里米亞的陣地，從而增加持續佔領的成本。如果有明確的證據表明俄羅斯的軍事能力或意志正在動搖，烏克蘭將保留恢復更具進攻性的戰略的選擇。

對烏克蘭來說是必要的戰爭——一場為其生存而戰

沿著這些方向進行的戰略轉變將扭轉局勢，要求俄羅斯軍隊完成迄今為止無法完成的任務：有效的聯合武器進攻行動。同時，這一轉變將挽救烏克蘭的生命和金錢，並減少對西方的國防需求，如果美國的支持下降而歐洲獨自承擔重擔，這可能是至關重要的。烏克蘭明智的做法是將獲得的資源用於其長期安全和繁榮，而不是將其浪費在戰場上而收效甚微。

考慮到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和烏克蘭公眾的正義事業以及已經犧牲的一切，說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和烏克蘭公眾改變路線絕非易事。但現實是，這場對烏克蘭來說是必要的戰爭——一場為其生存而戰——已經演變成一場選擇之戰，一場奪回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大部分地區的戰爭。這不僅是一場無法獲勝的戰爭，而且是一場無法獲勝的戰爭。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還有可能失去西方支持的風險。對烏克蘭來說，確保基輔控制下的大部分地區成為一個繁榮和安全的民主國家，比冒著國家未來的風險，透過長期軍事行動收復仍在俄羅斯控制下的領土，更有意義。烏克蘭成為一個成功、有彈性、有能力保衛自己的民主國家，這將徹底挫敗俄羅斯的野心。

西方的朋友應該讓烏克蘭人的苦藥丸變得更甜

烏克蘭在西方的朋友可以而且應該讓烏克蘭人的苦藥丸變得更甜。美國和選定的北約成員國（烏克蘭的朋友自願聯盟）不僅應該承諾提供長期的經濟和軍事幫助，還應該保證烏克蘭的獨立。這項承諾將以《北約條約》第四條為藍本，該條規定，只要成員國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或安全」受到威脅，就應立即進行磋商。歐盟最近宣布打算與基輔開始入盟談判，應加快烏克蘭的入盟時間表，並在此期間為其提供特殊的歐盟精簡安排。西方盟國也應該明確表示，對俄羅斯的大部分制裁將繼續存在，直到俄羅斯軍隊離開烏克蘭，並將在談判桌上幫助烏克蘭恢復領土完整。

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後，雙方商定的停火和後續領土談判的前景很可能會顯著改善。如果獲勝者致力於繼續跨大西洋團結並進一步努力確保烏克蘭的安全和主權，普丁就沒有理由認為時間站在俄羅斯一邊。但距離美國大選還有一年時間，結果可能會讓烏克蘭陷入困境。華盛頓和基輔都不應該冒這個險。美國現在需要與烏克蘭合作，轉向反映軍事和政治現實的新戰略。否則就是魯莽地拿烏克蘭的未來做賭注。

中國共產黨近幾十年來毫不含糊地大膽地將中國置於國際體系中的「應有地位」。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上發表講話，提出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之際，讓中國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世界領先者」的宏偉目標。這種中心地位或「全球領導力」必然會導致當前的霸主——美國——​​從國際秩序中被取代，習近平到 2049 年將武裝部隊轉變為「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就是例證。

位」。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上發表講話，提出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之際，讓中國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世界領先者」的宏偉目標。這種中心地位或「全球領導力」必然會導致當前的霸主——美國——從國際秩序中被取代，習近平到 2049 年將武裝部隊轉變為「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就是例證。安舒·庫馬爾Anshu Kumar發表在最新一期《地緣政治》(The Geopolitics) 的<中國的「暈船症」還遠遠沒有結束>( China’s ‘Sea-Sickness’ is Far from Over)這樣形容中國夢。

中國需要一項海軍戰略來控制東部領土

由於俄羅斯深陷烏克蘭衝突、印度處於防禦狀態，而其他陸上鄰國又不足以挑戰中國，東部海上前線空間已成為中國的迫切需求。東線力量投射的發展也受到歷史考量的影響，鴉片戰爭、中法海戰、中日戰爭以及損害中國主權的義和團運動都是透過海上發生的。不出所料，軍事科學院（AMS）的《軍事戰略學》 聲稱，「今天和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中國]國家的[……]國家安全主要受到來自海洋的威脅」和「威脅東方的戰爭比西方的戰爭威脅更嚴重」。

南方聲稱，歷史恐懼、民族主義熱情以及來自美國在東方最大的海軍威脅，意味著中國需要一項海軍戰略來控制其利益最高的東部領土——台灣（是最優先的目標）中國海（SCS）及其其他海洋利益。然而，要成為習近平所設想的佔據中心舞台的全球大國，就意味著首先要超越該地區，即成為地區霸主。朝這個方向邁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中國在反介入/區域拒止或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方面的大量投資。

特別是隨著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以阻止美國輕鬆進入西太平洋，這是對其民族主義主宰的最大威脅。儘管這不是一個制勝策略，但它的目的是對該地區反對派的行動造成嚴重代價。中國在東海、南海和台灣海峽周圍的廣泛反介入/區域拒止網絡包括反艦彈道飛彈（ASBM）、反艦巡航飛彈（ASCM）、地對空飛彈（SAM） ）、一支由潛艇、水面艦艇、戰鬥機、轟炸機以及其他海空能力組成的龐大艦隊。

中國的反艦彈道飛彈據說能夠突破美國的宙斯盾系統並攻擊航母

中國的反艦彈道飛彈包括大量的短程、中程和中程彈道飛彈，其中包括 DF-21D 和 DF-26，據報導能夠突破美國的宙斯盾系統並攻擊航母，直達美國關島海軍基地。分別。中國的反艦巡航飛彈包括YJ-100、YJ-12和YJ-18，射程可達800公里，由於高度低，很難攔截。同樣，中國擁有本土的 HQ-11（短程）、HQ-9B（中程）和 HQ-16FE（中遠程）以及俄羅斯產的 S-300 和 S-400 地對空飛彈。中國空軍機隊包括全天候第四代瀋陽J-15/J-16和成都J-20隱形戰鬥機和轟6K轟炸機，其中中國的J-15D、J-16D和J-10D飛機有潛力發動電子戰（ EW）來摧毀對手的通信和指揮系統。此外，中國主要擁有三艘潛艦－商型093型核動力攻擊潛艦、晉型094型彈道飛彈潛艦和一支由元型039型柴油動力攻擊潛艦組成的大型艦隊。

儘管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在「第一島鏈」（從日本九州到沖繩、台灣、菲律賓北部到越南中部）為止是高度網絡化的，但它仍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與美國先進且品質優越的潛艇相比，中國缺乏足夠數量的核動力潛艇。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可能在南海的人工島上部署了各種短程到遠程導彈，能夠挑戰對手的存在，但其關鍵部件——雷達——對於引導導彈至關重要，但受到了限制地球曲率低以及隨後的感測器覆蓋範圍受到限制。

增強雷達對南海軍事島嶼的覆蓋範圍

為了增強雷達對南海軍事島嶼的覆蓋範圍，中國部署了超視距（OTH）雷達，但這僅用於預警，並且需要非常低的頻率才能達到擊中目標所需的分辨率。此外，即使是預警功能也需要「本質上容易受到攻擊的固定裝置」。另外，安裝在飛機上的雷達很難防禦，也同樣容易受到對手反輻射飛彈（ARM）的攻擊。嘗試使用飛機增強雷達的視線將透過暴露傳輸位置為對手提供結構性優勢。當雷達訊號傳播時，它們會擴散並減弱，訊號需要傳播到目標並再次返回發射器才能發射飛彈——然而，這為目標提供了足夠的訊號和時間來發射 ARM。同樣，在全面戰爭中，星基雷達很容易受到美國反衛星（ASAT）武器系統的攻擊，而艦載雷達由於缺乏“複雜背景”而很難偽裝，而且艦船尺寸較大，因此很容易偽裝。在公海中可檢測到。

「暈船症」仍然困擾著中共

展望未來，由於美國軍隊和軍事裝備在該地區的存在、台灣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增強以及美國盟友的軍事和軍事行動，中國控制其「勢力範圍」的努力將會令人沮喪。技術改進。目前有關中國正在從「海上拒止」轉向「制海」的說法有些言過其實。即使南沙群島的軍事設施升級，船隻和飛機（低空飛行）也可以在該地區機動，很難被雷達發現。中國很難將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範圍擴大到“第一島鏈”之外，最多只能在該地區形成相互競爭的勢力範圍，中國和對手將在其中建立一個“相互排斥區”，雙方的運動都受到高度限制。「暈船症」仍然困擾著中共，因為它正在努力獨家控制該地區，並且無法以「可承受」的成本統一台灣。由於習近平比他的前任更多地使用民族主義灌輸來維護中共的統治，隨著中國的國際冒險充滿挫敗感，中共政權的生存將受到質疑。

過去一個月，美軍迅速湧入中東地區，其中包括航空母艦、戰鬥機和 1000 多名士兵，並向科威特等阿拉伯夥伴部署了更多防空系統，這一點顯而易見，其中的風險很高。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這些措施旨在表明美國的決心，並阻止伊朗利用真主黨等代理人網絡從黎巴嫩、敘利亞和其他地方對以色列發動攻擊，從而加劇以色列的危機。但透過擴大在中東的軍事存在，華盛頓可能會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增加誤判的風險和成本，無意中引發它極力避免的衝突。珍妮佛·卡瓦納和弗雷德里克·韋雷Jennifer Kavanagh and Frederic Wehrey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華盛頓迫在眉睫的中東泥潭：加薩戰爭、美國的過度擴張、緊縮的理由>(Washington’s Looming Middle Eastern Quagmire:The War in Gaza, American Overstretch, and the Case for Retrenchment)分析未來的走勢。

當前危機結束後，將導致美國過度擴張

哈馬斯 10 月 7 日對以色列發動殘暴襲擊，造成約 1,200 人死亡，這對美國中東戰略無疑是自 2011 年開始震撼阿拉伯世界的起義和內戰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加薩地帶的襲擊及其造成的巨大生命損失——據加薩衛生部稱，有超過12,000 名巴勒斯坦人因此死亡——激起了整個地區廣泛的反美情緒，並引發了伊朗代理人對美國軍事人員的襲擊。伊拉克和敘利亞。美國總統拜登及其政府如何應對美國親密盟友以色列的行動以及戰爭的更廣泛地緣政治影響，將對區域穩定以及華盛頓對抗和威懾對手的能力產生深遠影響在中東和其他地方。

華盛頓向該地區注入軍事硬體和人員也可能最終讓美國陷入對這個地區的無限期安全承諾，直到最近，美國才試圖擺脫這個地區的束縛。到2021 年美軍完成從阿富汗撤軍並結束在伊拉克的作戰行動時，事實證明，美國在中東一貫奉行的安全第一方針不僅造成了高昂的美元和生命損失，而且給該地區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造成了多年的戰爭、叛亂和經濟破壞。隨著美國的存在再次增強，其在中東加深的軍事介入可能會持續到當前危機結束後，並導致過度擴張，從長遠來看，這將在其他地方，特別是印太地區，造成危險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拜登政府轉向印太地區對抗中國的大部分工作都將付之東流，而台灣等關鍵戰略地區將更容易受到中國的侵略。

華盛頓應該努力迅速撤回已湧入中東的部隊

鑑於這些危險，華盛頓的中東政策迫切需要調整路線。10月7日之前如此，現在更是如此。然而，拜登政府尚未表示任何旨在解決當前策略的失敗和風險的短期或長期調整。相反，它重新承諾採取高度安全化的做法，其基礎是美國不斷擴大的軍事部署以及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以此作為美國領導的中東新安全集團的基礎。

儘管以色列加薩戰爭的後果仍不確定，但現在勾勒出更永續的美國中東政策的輪廓還為時過早。最重要的是，一旦當前的危機開始穩定下來，華盛頓就應該努力迅速撤回已湧入中東的部隊，並進一步大幅縮減和重新調整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同時，華盛頓應該投資建立其區域夥伴的能力和復原力，以便它們能夠在美國較少的支持下更有效地合作，維持穩定並應對安全挑戰。只有這種雙管齊下的方法才能推動美國走向平衡的中東政策，避免過度擴張，但仍能安撫合作夥伴並避免未來的災難。

以色列建國以來，美國軍援超過1240億美元

美國對當前危機的反應迅速而廣泛。哈馬斯襲擊事件發生後，拜登立即下令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每個海軍力量約 7,500 人）進入地中海和紅海，並派出了一艘俄亥俄級核潛艇；先進戰鬥機和近距離空中支援飛機，例如 F-16、F-15、F-35 和 A-10；除了已經駐紮在中東各地的約 45,000 名美軍人員外，還向該地區增派了 1,200 多名士兵。此外，美國還向伊拉克、約旦、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等長期地區夥伴派遣了愛國者防空營，並在該地區部署了至少一套末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美國此次增兵標誌著自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以來，部分武器系統首次部署到中東。

除了以色列每年從美國獲得的近 40 億美元資金外，美國軍隊和資產的大量湧入還伴隨著對以色列的大量軍事援助。（自二戰以來，美國向以色列提供的軍事援助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多，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美國提供的軍事援助金額超過1240億美元。）10月7日後，拜登向國會提交了14.3美元的請求。向以色列提供 10 億美元的緊急武器包——這一請求一直懸而未決，不是因為缺乏對以色列的支持，而是因為美國自身的政治失調。

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支持「不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

這一反應的迅速和果斷性質引人注目，特別是考慮到拜登以深思熟慮、有時是緩慢決策而聞名。這也與俄羅斯入侵後向烏克蘭提供增量軍事援助的方式形成鮮明對比，特別是考慮到與俄羅斯相比，伊朗及其代理人所構成的軍事威脅更為有限。與對烏克蘭援助的透明度不同，向以色列的看似無條件的武器轉讓一直是秘密進行的，這引起了國會的恐慌，並導致國務院官員喬希·保羅辭職，他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堅稱，這一規模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支持「不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

然而，隨著拜登政府加倍加大美國向中東增派武器和部隊的力度，目前尚不清楚美國政策制定者是否考慮到了擴大美國在中東地區安全作用的二階和三階效應。該地區以及對手和盟友將如何看待該地區。具體來說，拜登政府必須承認並解決三個風險：升級、反彈和過度擴張。

美國的軍事存在會增加誤判和挑釁的風險

首先，儘管五角大廈辯稱自 10 月 7 日以來的部署是為了防止更廣泛的戰爭，但美軍的增兵似乎同樣有可能最終引發螺旋式升級，而不是阻止一場戰爭。自10月7日以來，伊朗代理人對駐紮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美國軍事人員的襲擊不斷增加，儘管美國加強了在該地區的存在，並對敘利亞的民兵基礎設施目標發動了報復性打擊。無論是這些增派部隊或多輪空襲（包括據報道造成民兵成員死亡的空襲），似乎都未能起到多大威懾美國對手的作用。相反，這種攻擊變得更加明目張膽。例如，伊朗支持的也門胡塞叛亂分子最近在紅海擊落了一架美國無人機，並自目前的大火開始以來一直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美國增強的軍事存在可能阻止了伊朗及其代理人更嚴重的挑釁——但更有可能的是，伊朗和真主黨都不希望局勢升級，因為如果爆發地區戰爭，雙方都將遭受損失。這種考慮可能會改變，特別是如果巴勒斯坦人的傷亡繼續增加，或者以色列選擇長期佔領加薩的話。在雙方紅線不明確的情況下，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增加會增加誤判和挑釁的風險。這也為德黑蘭和伊朗代理人團體中的強硬派——他們將華盛頓視為以色列軍事行動的同謀——提供了繼續增強軍事實力並威脅升級的理由。

阿拉伯國家可能會轉向北京或莫斯科

華盛頓重新致力於以更大規模的美國軍事部署為基礎的中東戰略。其次，美國新的軍事湧入不僅會在對手之間帶來不可預見的挑戰。它還可能破壞與埃及、約旦、阿聯酋等美國主要盟友和合作夥伴的關係。華盛頓長期以來一直依賴提供安全保障和軍事援助作為其參與中東事務的核心。但加薩日益惡化的人道危機、席捲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浪潮，以及阿拉伯國家政府和華盛頓在以色列起訴其競選風險問題上的真實分歧，正在侵蝕美阿安全合作的基石——尤其是在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變得更加明顯，也更具爭議性。

至少，阿拉伯國家將希望更加謹慎地開展未來的安全合作，而華盛頓可能會發現其行動自由因保護在夥伴國家行動的美軍的需要而日益受到限制。在更極端的情況下，合作夥伴政權可能會暫停某些活動，例如聯合演習，或暫停某些國防採購。儘管沒有一個國家會斷絕與美國的關係，但這場衝突無疑顛覆了拜登政府對其合作夥伴的一些假設，並使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准入和保護美國經濟利益所依賴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儘管與中國和俄羅斯的更廣泛的大國競爭不應成為美國在該地區政策的主要驅動力，但如果地區夥伴發現與華盛頓的合作太麻煩，他們可能會轉向北京或莫斯科。

如果亞洲發生危機，美國就會資源不足

最後，美國在該地區的新姿態可能預示著美國將重蹈壞習慣的覆轍——其依靠美國大規模軍事部署和武器轉讓來保障該地區安全免受外部威脅的慣常戰略的翻版。這種做法並沒有使該地區變得更安全。相反，美國數十年的軍事介入加劇了區域對抗和軍備競賽，從而加劇了當地衝突，更不用說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了，其中包括數十萬平民死亡，伊斯蘭國（ ISIS）以及美國全球聲譽的惡化。此外，美國多年來對中東夥伴的無條件安全援助往往使這些政權更加大膽地採取嚴重破壞地區穩定和人權的行動——例如，沙烏地阿拉伯支持也門政府打擊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胡塞叛軍，或阿聯酋幹預利比亞衝突。

放眼該地區之外，華盛頓越是被迫向中東部署部隊並向中東轉移武器和硬件，它就越有可能陷入過度擴張的風險，從而使美國無法履行其承諾並威懾其他地方的對手——尤其是在印太地區，美國面臨日益自信的中國。華盛頓的中東夥伴最需要的許多武器系統——例如魚叉飛彈和愛國者防空系統——也是台灣迫切需要的，以加強其防禦能力，抵禦中國的侵略。同樣，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衝突可能需要美國目前部署在中東的許多海軍和空軍資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中東的長期部署可能會削弱這些系統，導致它們無法使用，而如果亞洲發生危機，美國就會資源不足。如果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衝突擴大到包括伊朗，這些權衡只會加劇，因為美國可能會感受到向以色列提供本已短缺的遠程打擊飛彈的壓力；以及是否有更多數量的美軍和系統長期留在戰區。

美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軍隊應該撤離

哈馬斯攻擊造成的破裂為美國制定更永續、風險更低的中東策略提供了機會。當前的危機表明，只要華盛頓在中東保留數萬名士兵，美國就很可能被拖入一場曠日持久、代價高昂的地區衝突，即使它沒有利益攸關。為了避免這種結果，美國需要減少並重新調整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如果不進行這樣的縮編，美國就無法擺脫其命運多舛的安全第一方針的遺留問題。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美軍小分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所宣稱的軍事目標——持久擊敗伊斯蘭國——是無限期的，而且基本上無法實現，但要無限期地保留這些部隊，就需要不斷部署更多的部隊和更先進的系統來保護他們，這會耗盡美國的軍事資源，但幾乎沒有明顯的好處。

美國可以逐步減少在中東的軍事存在，而不會讓地區夥伴擔心被放棄，不過這種縮編可能需要等到該地區當前的敵對行動平息之後。首先，作為一個簡單的起點，自10月7日以來向該地區增派的部隊和平台應該重新部署。其次，美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大部分或全部軍隊應該撤離。美國在這​​兩個地點的部署似乎是助長而不是阻止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地區升級。此外，美國軍事指揮官表示，美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夥伴現在正在獨自領導有效的反伊斯蘭國行動，這表明美國不再需要在這些地區繼續駐紮地面部隊，並降低了伊斯蘭國在這些地區捲土重來的風險。

最後，美國應該開始透過在更少的設施上整合美軍來減少在該地區其他地區的存在。例如，美國可以特別關注巴林、約旦和阿聯酋的基地，並增加對預先部署的設備庫存和後勤能力的投資，使美軍能夠在需要時加強行動。一些觀察家認為，這種整合將使美國的對手——特別是伊朗——有勇氣擴大其區域行動。但儘管伊朗構成了真正的風險，該國有限的軍事能力並不足以保證美國目前在中東的廣泛軍事存在。分散在關鍵地點的少量美軍，加上華盛頓已展現的向該地區增兵的能力（也在 10 月 7 日之後展示）應該足以應對伊朗的挑釁。

美國需要減少並重新調整在中東的軍事存在。

這樣的削減還將降低軍事過度擴張的風險，並為華盛頓制定對該地區更全面的經濟和政治方針創造空間。隨著美國軍事介入的減少，美國將有更多的時間和資源來調整其中東政策，轉向外交、社會參與和經濟治國手段，這些工具將有助於應對新出現的挑戰，包括氣候變遷和向清潔能源的過渡，該地區的人們已經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當前的局勢在許多方面確實與冷戰時期相似。美國和中國是唯一可以被視為超級大國的國家，就像美國和蘇聯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大部分時間一樣。與冷戰時期一樣，這場競爭也存在意識形態層面，中國擁抱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無可爭議的統治與美國的民主資本主義體系形成鮮明對比。如今，北京和華盛頓在所謂的「全球南方」中爭奪支持和影響力，就像冷戰期間蘇聯和美國在所謂的第三世界所做的那樣。王緝思Wang Jisi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美國和中國尚未陷入冷戰>( America and China Are Not Yet in a Cold War)，文章指出，但他們絕不能陷入更糟糕的境地。(But They Must Not Wind Up in Something Even Worse)。王緝思（1948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學者、國際關係專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博雅講席教授。著有《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大國戰略——國際戰略研究與思考》等。2005年和2012年美國《外交政策》將其評為全球百大思想者。

世界可能會陷入比冷戰更糟糕的境地

最初的冷戰於1991年12月隨著蘇聯的解體而結束。但世界正在見證一場新冷戰的早期階段——這次是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的想法已經在許多方面紮根，尤其是在華盛頓。毫無疑問，自2010年代初以來，隨著中國實力的飆升，美中關係變得越來越有爭議。近年來，它已跌至自1972年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在北京迎接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森並開始正常化進程以來的最低潮。但是否進行冷戰取決於兩國自己的決定；他們的看法和假設反過來又會塑造關係的現實。如果處理得當，這種關係可能會促進全球穩定。如果處理不當，世界可能會陷入比冷戰更糟糕的境地。

但這些相似之處被重要的差異所抵消。緊密聯繫的美國和中國經濟之間的關係與幾乎獨立運作的美國和蘇聯經濟之間的關係幾乎沒有相似之處。儘管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存在意識形態差異，但中國並不像蘇聯那樣尋求輸出其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儘管在西方幾乎沒有注意到，中共現在很少單獨頌揚列寧主義，而更普遍地將其領導意識形態稱為馬克思主義。因此，儘管美中競爭涉及模式競爭，但這並不是華盛頓和莫斯科進行的那種全球意識形態較量。

一個分裂的世界

這些因素使得當前局勢不像冷戰時期那麼可怕。然而，其他差異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一方面，冷戰是在全球化世界的背景下發生的；另一方面，冷戰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發生的。另一方面，美中競爭是在一個去全球化、碎片化的世界中進行的。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發生後，華盛頓和莫斯科維持了預防危機並在危機發生時進行管理的機制。當代美中關係缺乏這種協調性。

上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喬·拜登在舊金山舉行的會晤重新燃起了兩國將找到穩定軌道並避免災難性衝突的希望。兩國領導人都多次宣稱他們不尋求新的冷戰。關鍵在於他們的政府要更好地理解美中競爭與歷史先例有何不同：承認相似之處，擁抱差異，使今天的局勢比冷戰時期的危險性要小，並努力將差異的影響降到最低。這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加危險。

美中戰略競爭最類似於始於1970年代初、結束於1980年代初的冷戰階段，當時蘇聯的經濟和軍事能力被認為與美國大致相當。在那些年裡，沒有第三個國家的能力可以與兩個超級大國的能力相提並論。同樣，當今世界，美國和中國的綜合實力遠遠超過其他單一國家。

黨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中占主導地位

與冷戰期間一樣，華盛頓今天將對手視為意識形態敵人。中國共產黨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黨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中占主導地位，不允許任何可能挑戰其權威的偏差。這讓美國人想起了他們所厭惡的蘇聯共產主義。就中國精英而言，他們認為美國是對中國內部政治安全和中共權威的險惡挑戰。在他們看來，華盛頓擁有比冷戰期間影響蘇聯更多的工具來影響中國。冷戰期間，華盛頓和莫斯科將彼此視為最嚴重的安全威脅和戰略競爭對手。今天的美國和中國也是如此。儘管美國的整體軍事能力仍然超過中國，但由於中國不斷增長的核武庫，後者已與華盛頓實現了大致的軍事力量平衡。

美國和蘇聯主動將世界分成兩部分。莫斯科將它們稱為“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陣營”，而華盛頓則稱之為“共產主義世界”和“自由世界”。然後是第三世界，它不屬於任何一方，而中國在與蘇聯集團決裂後聲稱屬於第三世界。如今，北京和華盛頓也將世界視為兩極化的世界（儘管尚未達到兩極化）。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中國位於“發展中國家”或“全球南方”，其實力和影響力正在增強，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或“已開發國家”正在衰落。相較之下，在美國的傳統觀念中，世界一方面分為民主國家，另一方面也分為非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而民主國家應該扮演領導角色。

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交織在一起。

儘管有這些相似之處，這兩個時代之間還是存在著一些顯著的差異。一方面，與蘇聯不同，今天的中國對讓其他國家接受其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沒有興趣。事實上，它強烈反對「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擾亂其他國家內部秩序的運動，也不尋求激發或培育這種變革。儘管中共樂見其重塑中國的做法被其他國家所借鑒，但該黨最近宣揚的「中國現代化道路」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防禦性的；它反映了抵制國內進一步西化的願望。

另一個差異是，與蘇聯經濟相比，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的程度要高得多，並與美國經濟交織在一起。在整個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美國和蘇聯與另一個超級大國的貿易額平均佔全球貿易總額的 1% 左右。相較之下，2022年，中國是全球14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對華貿易約占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0%左右。

中國並不像蘇聯那樣尋求輸出其馬克思主義版本

與在自己及其附庸國周圍掛上鐵幕的蘇聯不同，中國自197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開放已滲透到該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並與國際技術合作、人文交流、充滿活力的旅遊業和高水準的旅遊相結合。移民美國的水準。目前居住在美國的 500 萬華裔中，有超過 300 萬人出生在中國。2001年至2020年間，近9萬名中國學生（包括香港學生）在美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外國博士生群體，是第二大印度學生的兩倍多團體。

美蘇社會幾乎互相封閉，美蘇文化、教育、人文交流幾乎不存在。因此，蘇聯人和美國人在很大程度上不了解對方國家的內部特徵，無法對對方施加很大的政治影響。即使在美蘇接觸加強的年代，美國官員也只能與蘇聯高級官員和領導人交談，而無法與普通公民接觸。

相較之下，今天的中美兩國都有能力利用各自的社會連結和經濟聯繫對對方施加政治影響，這對各自的國內政治和雙邊關係產生巨大影響。一方面，中美兩國從相互依存中受益的個人和團體對雙邊關係的惡化感到遺憾，並呼籲穩定。在中國，他們被稱為“軟派”，可能會因受到美國理念和利益的誘惑而受到批評；在美國，他們被嘲笑為「對中國軟弱」。另一方面，那些從美中合作中收效甚微的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則將國家安全視為阻止深化關係的理由。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戰略競爭是多層次的，反映了不同國內優先事項和利益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不僅僅是州際事務。相反，它是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州內政治和經濟遊戲。如果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擔憂凌駕於經濟考量之上，而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在中美兩國高漲，和解的聲音可能會被淹沒。

兩國缺乏強有力的危機預防和管理機制

歷史上的冷戰與今天的競爭之間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全球背景。冷戰期間，特別是冷戰後期，全球化和區域整合逐漸緩和了大國緊張局勢。柏林圍牆因東德人渴望擁有他們在西方國家所看到的東西而被推倒。大陸與台灣之間廣泛的交流和貿易緩解了他們的敵意。但冷戰後時代，經濟保護主義、政治民粹主義、民​​族民族主義等共同推動的反全球化浪潮興起，氣候變遷、疫情等許多全球性議題加劇。這使得超級大國競爭的環境更具挑戰性。

古巴飛彈危機後，華盛頓和莫斯科開發了避免災難的技術，最終建立了莫斯科-華盛頓熱線，使兩國領導人能夠直接溝通。部分原因是美國和蘇聯武裝部隊之間從未發生過直接的軍事衝突。遺憾的是，如今，儘管美國和中國的軍艦和飛機在西太平洋特別是台灣海峽附近存在衝突的風險，美國和中國的戰略核導彈瞄準人口中心，但兩國缺乏強有力的危機預防和管理機制。 上週宣布恢復軍方間的通訊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比冷戰更糟糕？

不幸的是，這兩個大國似乎正在進入一場愈演愈烈的戰略競爭，這種競爭帶有冷戰的一些特徵，但如果不及時制止兩國關係的惡化，其破壞性可能會更大。部分問題在於，兩國都有根深蒂固於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可疑假設。正如美國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在其《論中國》一書中所說，一些美國活動人士“認為民主制度是​​信任關係的先決條件”，非民主社會“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容易使用武力」。這種觀點認為，只要中國堅持共產主義理想，而中共在中國政治和社會中占主導地位，華盛頓就必須以保護美國安全為藉口來遏制中國的技術進步和全球影響力。這種觀點反映在拜登政府試圖圍繞西方技術建造的「高柵欄小院子」中，以將中國拒之門外。

華盛頓傲慢、咄咄逼人的做法將無法改變

基辛格還指出，與一些美國戰略家類似，中國的一些必勝主義者“將國際事務解釋為爭奪戰略優勢的不可避免的鬥爭”，本質上是零和博弈。事實上，在中國，菁英和一般民眾都普遍將政治視為權力和物質利益的鬥爭。中國人對美國對華戰略最普遍的理解是，除非中國的國力超過美國，否則華盛頓傲慢、咄咄逼人的做法將無法改變。

這兩種假設都是不現實和宿命的：中共及其基本政策將堅定不移，美國的綜合實力在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仍將超過中國。儘管如此，這些假設不太可能消失。

然而，有五件事可以穩定兩國關係並避免災難。首先，兩國經濟必須保持緊密聯繫。商業團體、科技公司、學術組織應攜起手來，共同抵制限制合作的不合理、適得其反的政策和措施。

中國人們普遍認為政治是權力和物質利益的鬥爭。

其次，北京和華盛頓應該緩和台灣問題上的緊張局勢。中國《反分裂國家法》規定：「以和平方式統一國家最符合海峽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國家將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努力實現和平統一。” 北京仍然致力於和平統一。美國和台灣當局應盡一切努力鼓勵這項承諾，而不是說服中國必須採取非和平手段。無論誰贏得明年的台灣選舉，都應該謹慎行事，以恢復兩岸接觸為目標，北京可能會做出同樣的回應。

第三，為了消除新冷戰的幽靈，北京和華盛頓應該學習華盛頓和莫斯科在冷戰期間達成的可以說是最好的協議，該協議在兩國軍隊和最高領導人之間建立了危機預防和危機管理機制。雙方應考慮在各自的作戰軍事總部之間建立一條熱線電話。特別是，他們也應該就減少人工智慧帶來的潛在風險進行討論。

第四，兩國也應加強在涉及兩國公民健康福祉議題上的合作。拜登和習近平上週達成的減少芬太尼成分從中國流入美國的協議是一個好的開始。但華盛頓和北京還可以透過其他方式合作進行與全球健康相關的計畫。美國應允許並鼓勵中國參與 Orbis 項目，這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開展的一項跨境合作項目，旨在加快新抗癌藥物的監管審批。中國也應該參與拜登政府的癌症登月項目，該項目的目標是在未來25年內將癌症死亡率降低至少50%。

新範式不僅僅避免一場新的冷戰

最後，在全球生態危機的時代，兩個最大經濟體和最大排放國還必須在氣候變遷協調方面取得實質成果。11月初，美國總統氣候特使約翰·克里和中國氣候變遷特使解振華達成協議，恢復雙邊環境問題工作小組，包括推動再生能源和減少甲烷排放。

拜登與習近平的會晤使兩國在短期內走上了威脅較小的軌道。但僅靠一次會議並不能阻止衝突的長期動能。兩國有影響力的公民必須動員起來，尋找官方參與以外的方式來促進共同利益。無論北京和華盛頓領導人選擇什麼新範式，都必須不僅僅避免一場新的冷戰；還必須做更多的事情。它還必須防止炎熱的天氣。

你賺多少錢？你的配偶有多令人嚮往？你是如何被感知的？您的身高可能會在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問題中發揮作用。眾所周知，現代文明對身高有偏見，對高個子給予讚揚和特權，同時貶低和嘲笑社會上的矮個子國王。矮個子男人的處境尤其艱難。他們不僅面臨同樣的偏見，也面臨一種獨特的恥辱：拿破崙情結。拿破崙·波拿巴穿著加冕長袍擺姿勢拍照。對於這位雄心勃勃的法國統治者是否真的像人們所描述的那樣矮小，歷史學家們意見不一。他是一位法國獨裁者——最初的矮國王。拿破崙被認為身材矮小，這讓他成為歐洲的笑柄，並引發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恥辱。（He was a French dictator—the original short king. Napoleon's supposedly short stature made him the mockery of Europe and inspired a stigma that persists today.）艾琳布萊克莫爾ERIN BLAKEMORE發表在最新一期《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的<拿破崙還矮嗎？揭秘矮個子男性受歧視的歷史＞（Was Napoleon even short? Inside the history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hort men）

拿破崙具有超凡魅力和巨大的野心

流行心理學家在20世紀初期開始使用這個詞來形容身材矮小、個性專橫的男人，這個詞以暴虐、好鬥的獨裁者命名，其野心遠遠超出了他的身體框架。這就是所謂的「拿破崙情結」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為什麼歷史學家仍然對同名的拿破崙·波拿巴是否真的那麼矮持不同意見。

拿破崙·波拿巴第一次成名是在 1796 年幫助法國在義大利戰勝奧地利人時，他因此獲得了「小下士」的綽號。他的軍事實力帶來了更多的勝利，所有這些勝利的特點都是大膽的，甚至是魯莽的策略。他被譽為民族英雄，在 1799 年的政變中奪取了法國政權。身為皇帝，他試圖擴大法國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

拿破崙具有超凡魅力和巨大的野心。但縱觀拿破崙的一生和事業，他因身材矮小而受到嘲笑。他自己的士兵給了他幾個暱稱，其中大部分以「le petit 」（「小」）開頭，他的批評者一直將他描繪成一個身材矮小、好鬥的人，試圖通過恐嚇和攻擊來彌補自己的身高。

最經久不衰的模仿作品是由英國漫畫家詹姆斯·吉爾雷創作的，他幫助催生了現代政治漫畫。吉爾雷從未親眼見過拿破崙。但他嘲笑這位軍事領導人是一個孩子氣的人，一心要把世界變成他的玩物，稱他為「小博尼」，並把他描繪成一個穿著太大衣服的小孩般的人物。例如，在 1803 年的一部令人難忘的漫畫中，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實際上將法國領導人握在手掌上，透過望遠鏡看著他。

拿破崙需要一場災難性的俄羅斯戰役、他的歐洲對手之間的聯盟以及法國人民日益增長的不滿才能打倒拿破崙。1814 年，他被廢黜，並在義大利厄爾巴島流放了九個月，然後短暫返回，參加 1815 年滑鐵盧戰役的最後一戰。這場戰役是一場災難，拿破崙被迫再次流亡，直至去世1821年。

但拿破崙到底有多矮呢？

拿破崙到底有多矮？歷史學家對這個答案意見不一。在他的一生中，拿破崙被描述為身材瘦小但令人印象深刻、矮小而平庸。

持續存在的混亂部分似乎源於法國和英國測量系統的差異。不只一位拿破崙觀察家說他身高約五英尺六英寸，這一點在他的屍檢中得到了證實。但這經常在法國大革命前的測量系統中得到體現。法語中的「pouce」或「inch」等於 1.06 英語英寸，這意味著在當時的法國，據說拿破崙身高 5 英尺 2 英寸。

歷史學家也指出，拿破崙經常在老近衛軍擲彈兵在場的情況下出現在公共場合，這些擲彈兵被要求身材魁梧，穿著的製服可能會讓皇帝顯得瘦弱。然後就是外表的欺騙。一位同時代的貴族兼大使海德·德·諾伊維爾回憶說，他當時認為這個人很矮。但在 1799 年的一次會議上，拿破崙直視他的眼睛後，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那雙質疑的目光的火焰下，我失去了所有的信心。對我來說，他突然長高了一百肘。」

什麼是「拿破崙情結」？

那麼為什麼拿破崙會受到如此無情的嘲笑呢？這可能歸結於對他過大的野心的焦慮，這促使他的敵人試圖削弱他的規模。正如藝術史學家康斯坦斯·麥克菲（Constance McPhee）所寫，像吉爾雷這樣的英國漫畫家「利用尺寸和服裝來象徵性地削弱威脅性的軍事對手，並創造出一種如此輕鬆地傳達訊息的圖像，我們常常忘記它是被發明的。」

不管他的實際身高如何，拿破崙啟發了一種理論，即矮個子試圖透過大膽的行為來彌補自己的身高。「拿破崙情結」這個詞最初用來形容一般雄心勃勃的人，正如 1928 年的一篇文章抱怨「無數商人的拿破崙情結」決心讓別人相信他們不是那樣的人。

然而，最終，拿破崙的思想被流行心理學的思想所包裹，並受到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心理學概念之一的推動：「自卑感」。這個術語由傳奇精神分析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 在 1920 年代創造，最初描述的是由於身材矮小和社會地位低下而被迫爭取控制環境的權力的兒童。

公眾也將自卑感的觀念延伸到成年人身上，並將其與拿破崙歷史上備受爭議的地位聯繫起來。最終，當人們提到專橫、矮小的成年人時，人們開始使用「拿破崙情結」這個詞。但現代批評家將拿破崙情結的想法視為持續存在的身高歧視模式的證據，或稱「身高歧視」，這是 20 世紀 70 年代社會學家創造的術語。

拿破崙情結的觀念讓人看不起矮個子男人

研究表明，身材矮小與一些男性的生活品質受損有關。例如，在 2017 年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因身高而遭受歧視的男性，或只是想長得更高的男性，對自己的生活滿意度低於同齡人。2014 年的一項分析發現，男性的身高影響著社會對伴侶的看法、他們分擔的家務和收入，甚至影響他們結婚的年齡。個子較高的人始終會獲得更多的領導機會和更多的社會尊重。

有證據顯示拿破崙情結是真實存在的嗎？小型研究表明，矮個子男性可能會比高個子男性承擔更明顯的風險，尤其是在高個子男性在場的情況下，並且在與高個子男性對手玩遊戲時為自己保留更多資源。但尚不清楚他們的行為是出於個人野心還是只是對歧視的反應。

顯而易見的是，拿破崙情結的觀念讓人看不起矮個子男人。坦尼婭·奧森斯基（Tanya Osensky）在她的著作《Shorchanged》中寫道，這已經成為一種「陰險且有害的刻板印象」 ，並且是貶低甚至公開羞辱矮個子的更大策略的一部分。

這種歧視可能是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但這不應該阻止矮個子國王。這當然沒有影響波拿巴。據報道，他在 1821 年去世前不久說道：「我注定要成為[我的誹謗者]的獵物，但我並不擔心成為他們的受害者。我留下的記憶是言語無法摧毀的事實。」

阿莫斯·亞德林和烏迪·埃塔爾 Amos Yadlin and Udi Evental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以色列為何沉睡：加薩戰爭與尋求安全>( Why Israel Slept:The War in Gaza and the Search for Security)指出，以色列上一次面臨這樣的挑戰還是在 1973 年。起初，贖罪日戰爭似乎對以色列來說是一場失敗；但後來，以色列在贖罪日戰爭中遭遇了失敗。阿拉伯國家當然也是這麼認為的。然而，最終，以色列取得了勝利，其勝利導致與埃及達成了開創性的和平協議，這一結果幾乎推動了該地區自那時以來發生的所有積極進展。現在判斷以色列是否能夠再次將苦難和損失轉化為和平與進步還為時過早。但即使在這個嚴峻的新現實中，我們仍有理由抱持希望。

以色列長期存在的安全理論在一場完美風暴面前崩潰了

10 月 7 日，哈馬斯發動了一次野蠻的突襲，屠殺的猶太人數量比大屠殺以來的任何一天都要多。來自加薩走廊的數千名哈馬斯精英武裝分子滲透到以色列南部的小社區和城市，在那裡他們開始犯下殘暴、令人厭惡的反人類罪行，拍攝他們的卑鄙行為並向家鄉的朋友和家人吹噓。這次襲擊對以色列人民來說是毀滅性的。當天約有 1,200 人被殺（根據人口調整，相當於約 42,500 名美國人），約 240 人被綁架（其中包括幼兒和老人），並被帶入哈馬斯位於加沙地下的龐大隧道網絡。

這對以色列國家來說也是毀滅性的。在那災難性的一天，該國長期存在的安全理論在一場完美風暴面前崩潰了。結果，其情報和軍事機構無法保障國民的安全。多年來，該國的政治和軍事機構試圖維持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現狀，並與加薩事實上的哈馬斯國家建立基於威懾的權宜之計，旨在延長期限，從而允許無法容忍的威脅聚集。

威懾力的崩潰只有在回顧時才會變得明顯。

以色列不可能恢復到10月7日之前的現狀。國家現在的任務是將所有人質帶回家園，並使哈馬斯和其他對手，特別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激進組織真主黨，無法對以色列公民進行進一步的恐怖襲擊或對他們的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同時，政府和政治機構必須為其戰略錯誤負責。他們應該將國家安全利益置於政治生存之上，並努力促進以色列人之間的團結，讓他們為未來的艱難時期和挑戰做好準備。一旦哈馬斯構成的危險被消除，以色列就必須重新啟動與巴勒斯坦人促進穩定安全和政治安排的進程。

必要的範式轉移正在進行中。但範式可以向許多不同的方向轉變。為了以色列的未來，以色列必須推動該國的國防機構和安全戰略回到近年來偏離的某些基本原則。

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學說最初是在二十世紀中葉該國第一任總理大衛·本·古里安領導下制定的。幾十年來，它不斷更新，包括四個主要支柱：威懾、預警、防禦和決定性勝利。威懾是一門複雜的藝術。它的衰弱可以即時察覺，但它的最終崩潰只有在回顧時才會變得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哈馬斯有很多理由不再被嚇倒，並認為現在是進攻的最佳時機。由於以色列過度依賴威懾，並且默許哈馬斯部隊在加薩長期集結（在伊朗的資金和專業知識的幫助下），該組織已經做好了發動重大襲擊的異常高水平的戰備狀態。它還發現以色列在加薩周圍的防禦存在重大漏洞。哈馬斯可能已經計算出，大規模襲擊和以色列可能做出的反應很可能會引發其他方面的暴力，包括以色列內部的暴力——就像2021 年5 月加薩戰鬥升級，引發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一樣。以色列各城市的猶太人。

以色列情報界內部出現了一種災難性的誤解

同時，旨在實現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取得的進展加劇了哈馬斯和伊朗的擔憂，他們擔心反對伊斯蘭共和國及其盟友和代理人的集團（所謂的「伊斯蘭國」）將進一步鞏固。抵抗軸心——並擔心以色列更深地融入該地區。哈馬斯大概認為一次重大攻擊會阻礙這一進程。

哈馬斯可能受到這樣的印象的鼓舞：以色列的內部政治危機——由針對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削減以色列最高法院權力的提議引發的廣泛抗議引發的——轉移了人們對加沙的注意力，並嚴重損害了以色列的社會凝聚力和堅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官員、以色列國防軍（ IDF ）參謀長和國防部長都曾警告內塔尼亞胡，以色列在對手眼中歷來顯得軟弱。儘管近幾個月來透過一系列信件傳達了這些警告，但內塔尼亞胡選擇無視它們。

根據以色列的安全理論，當威懾失敗時，情報界將發揮重要作用，提供早期預警，使以色列國防軍能夠有效應對威脅。但近年來，以色列情報界內部出現了一種災難性的誤解，就像 1973 年贖罪日戰爭前夕發生的那樣。在那段時間，情報界錯誤地認為埃及和敘利亞不敢交戰。他們無法理解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打破現狀的目標，因此無法贏得這場戰爭。

哈馬斯最終目標是消滅以色列

作為與伊朗及其抵抗軸心結盟的聖戰恐怖組織，哈馬斯的根本願望是傷害以色列並破壞國家，最終目標是消滅以色列。但以色列情報部門和決策者逐漸相信，哈馬斯在加薩的責任——它實際上統治著一個超過兩百萬巴勒斯坦人的事實上的國家——已經緩和了它的極端主義。近年來，哈馬斯欺騙性地鼓勵這種誤解，冒充可靠的行為者，並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允許卡達的資金抵達加薩並且不允許更多的加薩工人進入以色列，局勢就會升級。當以色列同意這些讓步後，哈馬斯利用由此產生的資金和從獲准在以色列工作的加薩人那裡收集的資訊來秘密策劃其兇殘的攻擊。

這種未能正確理解哈馬斯性質及其意圖的情況可以追溯到2005年以色列從加薩撤軍以及隨後哈馬斯針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政變。從那時起，以色列的行動前提是，受威懾和削弱的哈馬斯比加薩的治理真空更可取，並且將使以色列能夠專注於它認為更關鍵的戰略挑戰，例如伊朗的核子願望和真主黨的軍事建設。因此，每次加薩爆發衝突時，以色列的目的都是透過有限使用武力來重新建立威懾。這使得哈馬斯能夠進行長期的武器和軍事基礎設施建設，並提高其作戰能力。

高科技和低技術手段的結合與以色列所預期的不同

當威懾力減弱且早期預警未能實現時，以色列的傳統安全理論就會依賴其第三個支柱：以色列國防軍的防禦能力。在過去的十年中，以色列國防軍成功地減輕了來自加薩的兩個主要威脅：火箭襲擊（以色列的鐵穹防禦系統攔截）和滲透以色列領土的隧道（以色列沿著加薩邊境建造的地下反隧道屏障消除了這些威脅） 2021 年）。但以色列未能想像地面入侵，也沒有根據哈馬斯不斷增長的軍事能力來加強加薩周圍的防禦，這背離了贖罪日戰爭期間吸取的一個重要教訓：根據對手的能力而不僅僅是根據其評估的意圖來組織防禦。因此，在以色列國防軍減少了在加薩周圍的駐軍並在住棚節假期期間允許許多士兵休假後，該地區的以色列軍隊寡不敵眾，措手不及。

以色列國防軍也過度依賴保衛邊境的技術手段，例如攝影機、先進感測器和遙控機槍。哈馬斯使用無人機來摧毀這些工具，並用推土機突破了障礙：高科技和低技術手段的結合與以色列所預期的不同。

加薩是一場持續的、曠日持久的軍事行動

以色列安全學說的第四個支柱是取得決定性軍事成果的概念，即透過削弱敵人的軍事能力和繼續戰鬥的決心來確保對敵人的無可爭議的勝利。多年來，這一想法引發了專家和以色列國防軍高級領導人關於如何定義「決定性結果」和「勝利」以及如何將其應用於與非國家行為者和恐怖組織的衝突的廣泛辯論。以色列現在明白，儘管哈馬斯的聖戰意識形態可能持續存在（伊斯蘭國或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的聖戰意識形態也是如此），但以色列國防軍必須瓦解該組織的軍事能力。

在哈馬斯的殘暴攻擊之後，以色列開始意識到，它無法與加薩走廊類似伊斯蘭國這樣的聖戰伊斯蘭國家共存。加薩間歇性戰鬥和停火的時代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一場持續的、曠日持久的軍事行動，其動力不是出於復仇的願望，而是基於以色列的最高安全利益以及對哈馬斯扣押的人質安全返回的堅定承諾。

以色列的地面行動只是第一步，在以色列國防軍從加薩撤軍後，軍事行動將持續下去。有效的以色列戰略需要整合若干相互關聯、平行的努力——軍事、民事和政治——在一個結構化框架內有條不紊地執行，必須不斷地根據以色列公眾的期望進行調整，並與確保以色列安全的外交行動相結合。該國需要盟友和夥伴的援助和支持。

這場戰爭標誌著奧斯陸協議規定條件的回歸，該協議強調以色列不願容忍其邊境武裝的巴勒斯坦實體。以色列政府也尋求恢復公眾對以色列國防軍和其他國家機構的信任，並發出一個信號，即傷害以色列公民將給該國的對手帶來難以承受的代價，並最終導致他們的毀滅。哈馬斯對以色列造成的傷害程度需要做出果斷反應，即使這需要付出重大犧牲。以色列人民以前所未有的人數集結起來參加預備役，並精心策劃志願者組織來援助倖存者和流離失所者，他們敏銳地意識到未來的艱鉅挑戰，並願意承擔必要的負擔和費用。

以色列認為，哈馬斯在加薩的責任已經緩和了其極端主義。

當前戰爭地面階段的現實目標不是消滅所有哈馬斯特工或使加薩完全非軍事化，而是削弱哈馬斯（及其有時的盟友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戰鬥力，摧毀其基礎設施，並消除直接威脅它對加薩附近的以色列社區構成了影響。這將需要摧毀哈馬斯在加薩城的神經中樞、地下設施以及所有地上資產，如軍事設施、總部、指揮控制中心、通訊基礎設施、武器製造設施和軍火庫。

在選擇轟炸或攻擊目標時，以色列國防軍煞費苦心地試圖根據戰爭法將哈馬斯特工和基礎設施與非戰鬥平民區分開來。由於加薩人口密集，哈馬斯故意在其中運作和鞏固其軍事基礎設施，而且哈馬斯在過去15 年中修建了約300 英里的隧道網絡，這些地下防禦工事遍布加沙每個城市的地下，因此這項任務變得更加複雜。 ，通常位於醫院和學校等重要民用建築下。

為了應對這種困境，以色列國防軍一直敦促加薩人撤離加薩北部的主要作戰區，並透過以色列國防軍建立的安全走廊向南移動。此外，以色列國防軍不會攻擊有許多平民居住的哈馬斯軍事目標，讓他們撤離。儘管採取了這些預防措施，戰爭仍然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這往往是哈馬斯利用平民作為人盾的策略所造成的。哈馬斯阻礙平民從行動區和地點撤離，甚至用迫擊砲瞄準以色列國防軍建立的安全過境點，故意阻止平民遷移到加薩走廊南部。面對這種策略，以色列國防軍竭盡全力防止平民傷亡，超過了大多數其他民主國家軍隊採取的預防措施。隨著戰爭的進展，以色列國防軍必須維持這些標準，始終如一地溝通和展示其遵守戰爭法的承諾，並承認自己的任何失誤。

以色列將需要在加薩邊境附近以建立緩衝區以加強邊境防禦。

為了減輕人類苦難並維護其軍事行動的合法性，以色列允許人道主義援助透過埃及進入加薩。然而，這不包括直接援助哈馬斯戰爭努力的供應，例如超越滿足醫院、麵包店、海水淡化和污水泵送等人道主義需求的行動所需數量的燃料。畢竟，正是以色列近年來允許進入加薩的物資和能源湧入，才使得哈馬斯能夠組建恐怖分子軍隊，並於 10 月 7 日襲擊了以色列領土。

只有當哈馬斯不再作為加薩治理機構行使職能並且其軍事能力大幅下降時，地面行動才會結束。屆時，該行動將過渡到一個新階段，可能會持續數年，至少直到所有人質獲釋並安全返回家園。對加薩的有針對性的入侵和對哈馬斯的空襲將持續存在，以色列將需要在加薩邊境附近的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加強防禦，以建立緩衝區以加強邊境防禦。

同時，以色列國防軍需要密切關注黎巴嫩邊境。以色列希望讓真主黨捲入衝突，但也做好了應對北部邊境局勢可能升級的準備，無論是由於誤判還是伊朗決定命令其代理人在戰爭中開闢新戰線。

最關鍵的是，在加薩建立合法的治理當局

在加薩的主要地面行動結束後，以色列將需要應對駐紮在以色列-黎巴嫩邊境的真主黨精銳拉德萬部隊的重大威脅。這些部隊對以色列北部村莊和城市構成重大威脅，這些村莊和城市在加薩戰爭爆發時已經撤離。以色列必須動員國際社會對黎巴嫩和真主黨施加壓力，以執行和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第1701 號決議的規定，該決議禁止真主黨（以及除聯合國維和人員和黎巴嫩軍隊以外的任何武裝部隊）在利塔尼河以南維持軍事存在位於以色列邊境以北約 18 英里處，最近點距邊境僅 2.5 英里。如果外交努力不成功，以色列將隨時準備採取軍事行動，甚至冒著將敵對行動升級為與真主黨更廣泛衝突的風險。

為了贏得這場戰爭，以色列將需要與其擁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夥伴的支持。一些阿拉伯國家、美國和歐洲國家將發揮關鍵作用。他們的貢獻將包括軍事資金和支持、削減哈馬斯資金的全球運動、對加薩（甚至可能是其他地區）內平民和流離失所者的人道主義援助、重建工作、打擊全世界反以色列和反猶太宣傳的宣傳活動，以及最關鍵的是，在加薩建立合法的治理當局。

以色列需要加強與以美國及其北約的政治聯盟

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美國在以色列戰時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建議以色列保持克制，防止北部局勢升級，要求以色列遵守武裝衝突法，推動以色列解決人道主義危機。自10月7日以來的幾週內，拜登政府部署了前所未有的軍事援助和支援水準。航空母艦和美軍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湧入該地區，旨在阻止伊朗和真主黨幹預戰爭，保護該地區的美軍免受其他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的多次襲擊，並提供對此類攻擊的強有力的反應。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堅持自衛的基本原則，不會以美軍傷亡為代價要求美國介入。

許多歐洲國家也展現了對以色列堅定不移的支持，這超出了他們對被哈馬斯扣為人質的歐洲公民安全的直接擔憂。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蕭茲、英國首相蘇納克等歐洲高級領導人訪問以色列表達聲援。在10月底訪問期間，馬克宏甚至呼籲建立一個打擊哈馬斯的國際聯盟，並效法自2014年以來對抗伊斯蘭國的聯盟。

為了確保美國和歐洲領導人的持續援助（其中許多領導人正在應對國內對其支持的批評），以色列需要加強與以美國及其北約盟國為代表的集團的地緣政治聯盟。這可能涉及以色列對烏克蘭政策的重新評估，從而可能導致對基輔防禦俄羅斯侵略的支持增加。此外，以色列應努力進一步增加對加薩的人道主義援助，明確表示無意永久佔領該領土，一貫重申其遵守戰爭法（並承認這方面的任何錯誤），並將其使命置於加薩問題是在更廣泛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政治進程的背景下進行的，該進程可以推進強有力的安全安排並維持兩國解決方案的可行性。

加薩間歇性戰鬥和停火的時代已經結束。

在公開場合，許多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包括那些與以色列保持關係的國家，出於對動亂和國內不穩定的恐懼，嚴厲譴責了加薩戰爭。然而，私下里，他們擔心復活的哈馬斯的威脅，這是一個極端主義的穆斯林兄弟會組織，一直對阿拉伯政權構成嚴重威脅，並服務於其主要區域競爭對手伊朗的利益。埃及、約旦、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擔心，哈馬斯在當前鬥爭中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會讓本國的遜尼派聖戰勢力以及伊朗在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門等鄰國支持的什葉派派民兵變得更加囂張。 。

在歐洲、美國和海灣地區之外爭取全球打擊哈馬斯戰爭的支持方面，情況變得更加黯淡。中國和俄羅斯沒有公開譴責哈馬斯的攻擊，並呼籲立即停火，試圖遏制以色列解散該組織的努力，並在社群媒體和國家控制的媒體上進行反猶太主義宣傳。就俄羅斯而言，它希望將西方的注意力和資源從烏克蘭戰爭中轉移開，並相信自己將從中東衝突加劇中受益。沒有理由認為以色列可以採取任何行動來改變莫斯科的方向。

以色列可能很難影響中國對加薩戰爭的政策

然而，中國的立場更為微妙。最重要的是，該國擔心區域衝突可能引發油價飆升，損害其在新冠疫情后萎靡不振的經濟復甦。鑑於以色列與西方和美國的結盟，以色列可能很難影響中國對加薩戰爭的政策。但以色列可以利用北京對地區局勢升級的擔憂，鼓勵其向伊朗施壓，限制真主黨及其在伊拉克和葉門的代理人。同時，以色列必須加強與印度的戰略關係，印度特別支持以色列並譴責哈馬斯的攻擊；與新德里的牢固關係可能有助於抵消以色列面臨的來自南半球其他國家的批評。

除了複雜的軍事和外交行動外，以色列領導人還必須在國內發起一系列同樣具有挑戰性的措施。首先，他們必須開始在遭受創傷的社會中恢復正常感，首先是重建加薩邊境附近因哈馬斯襲擊而遭到破壞的社區，並遣返逃離以色列北部家園的居民，以預防以色列人的襲擊。真主黨。以色列各地的經濟活動應立即重新開始，並逐漸恢復到正常水準。

以色列應該與阿拉伯國家和國際夥伴展開對話

更根本的是，政府必須努力恢復以色列公民對國家機構的信任。這需要新的統一領導、所有政府部門的協調動員以及對哈馬斯襲擊起源的正式調查。現任政府——尤其是內塔尼亞胡——不適合這項任務。畢竟，他和他的親密盟友應對過去 15 年未能解決加薩和哈馬斯問題以及以色列社會前所未有的裂痕負責，導致以色列在襲擊發生前幾個月的準備工作有所減少。只要安全條件（包括北部地區）允許，以色列必須在加薩地面行動結束後儘快舉行選舉。

即使在主要地面行動結束和以色列軍隊撤離之前，以色列也應該與阿拉伯國家和國際夥伴展開對話，制定加薩未來治理計畫。最有希望的方法是建立一個臨時政府來監督該領土，直到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有能力承擔這個角色。這屆政府將由美國和與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的五個阿拉伯國家領導。為了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最終返回加薩鋪平道路，國際社會必須在以色列的援助和協調下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合作，建立其治理能力並解決其隊伍中的腐敗問題。

富裕的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要解決加薩治理的經濟、政治和安全等各個面向問題，富裕的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這方面，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恢復正常化談判至關重要，沙烏地王國融入加薩治理計畫也至關重要。近年來，德黑蘭在幫助哈馬斯發展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可能提高了反伊朗阿拉伯國家集團內部對正常化的興趣程度。以色列新政府致力於加強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並保持對兩國解決方案的開放視角，這可能會進一步推動正常化進程。

針對哈馬斯的戰爭和討論兩國解決方案的可能性似乎令人不安。但自成立以來，哈馬斯一直反對並破壞兩國的前景；每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之間的談判似乎取得進展時，哈馬斯就會發動恐怖攻擊。該組織堅決拒絕奧斯陸協議，拒絕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並公開尋求毀滅以色列。因此，推翻哈馬斯在加薩的權力並不是兩國理念的障礙：這是以色列-巴勒斯坦關係以及整個中東地區取得任何積極進展的必要（儘管不是充分）條件。

必須拋開近年來已成為慣例的看法

10 月 7 日的創傷之後，以色列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新的現實之中。展望未來，它必須拋開近年來已成為慣例的看法、信念和假設，回歸到一些被它忽略的基本原則。

為了應對其邊境沿線威脅性軍事力量的存在，以色列可能會發現有必要從被動的報復戰略轉向包括預防性打擊的更主動的方法。瓦解加沙哈馬斯政權將有助於恢復威懾力。該國還需要重新評估、加強並可能徹底改革其預警系統，特別是增加對人類情報來源的使用。以色列國防軍還需要將重點轉向預測違規行為和建立第二道防線。取得決定性成果的責任將永遠落在以色列的肩上。然而，儘管以色列始終致力於自力更生，但事實可能證明有必要與該國最堅定的盟友美國甚至其他一些合作夥伴制定更密切協調的聯合戰略。

JOE PAPPALARDO發表在最新一期《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的( Second SpaceX megarocket launch ends with another explosion. What happens next?)指出，「Starship 是 NASA 載人登月任務的關鍵部分，在政府的支持下，SpaceX 正在將其新型實驗火箭推向極限。」(Starship is a key part of NASA’s crewed lunar missions, and with government support, SpaceX is pushing its new experimental rocket to the limit.)

美國太空總署計劃用該火箭將太空人送上月球

在一片火焰和煙霧中，SpaceX 發射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火箭，並將星艦飛船送入太空，但隨後飛船被摧毀。儘管完整的任務尚未完成，但此次發射代表火箭的重要一步，美國太空總署計劃用該火箭將太空人送上月球。

當地時間上午 7 點 03 分，德克薩斯州博卡奇卡，名為「超重型」的巨大助推器升空並成功與上級航天器分離。然後助推器在落回地球時發生爆炸，而不是如預期濺落到墨西哥灣。星艦的上級似乎正在安全地向東繞地球飛行，繞著地球飛行，然後降落在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上。

但幾分鐘後與星艦的通訊就中斷了。當太空船爬入太空，到達 480,000 英尺的高度時，就在 SpaceX 計劃關閉引擎之前，自動飛行終止系統觸發並摧毀了墨西哥灣上空的星艦。

「恭喜在今天的飛行測試中取得進展的團隊，」發射後，美國宇航局局長比爾·尼爾森在 X（以前的推特）上說道。SpaceX 的實驗性發射經常發生爆炸和事故，讓人們懷疑試飛是否失敗。這次發射達到了其主要目標，加州霍桑市 SpaceX 員工在今天早上的發射過程中發出的熱烈歡呼就證明了這一點。火箭發射試驗要成功，它的表現必須比之前的測試更好——而在第一次試飛時，火箭在星艦未能分離後失控，然後在半空中自毀。

很難相信載人航太計畫會依賴反覆炸毀火箭和太空船

在今天的飛行中，SpaceX 對上部太空船發生關鍵分離的方式進行了更改。上級在火箭各部分分開前幾秒鐘啟動了發動機，這種方法稱為「熱級分離」，值得注意的是，它進行了第一次現實世界的嘗試。在飛行的這個關鍵部分之後，事情開始分崩離析。助推器在下降過程中爆炸，而不是再次啟動引擎返回並降落在海灣。由於飛行中的問題，上層自動摧毀了。

很難相信載人航太計畫會依賴反覆炸毀火箭和太空船。也很難想像州和聯邦監管機構會允許這樣做。但這就是 SpaceX 的故事。

觀看今天發射的不僅僅是觀眾和直播者的眼睛，美國宇航局官員也渴望看到進展，因為星際飛船是阿耳忒彌斯登月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該計劃旨在在本十年內建立月球前哨基地。未來，太空船將被送入月球軌道，太空人將登上月球軌道，進行50多年來的首次降落月球表面。

開發獵鷹 9 號火箭時，該公司經歷了四次飛行失敗

傳統 NASA 工程與 SpaceX 之間的文化差異在每次試飛中都表現得十分明顯。傳統的開發程式在測試驗證之前先設計完善。SpaceX 的口號有很大不同：建構。測試。休息。重複。在燃燒的殘骸中，馬斯克的公司比任何競爭對手或政府資助的太空計畫取得了更多的工程進展。

SpaceX 的星際飛船正準備發射，前景有一群圍觀者。

「SpaceX 正在設計可以快速原型化的車輛，」南加州大學教授、前 NASA 太空人、SpaceX 員工加勒特·艾琳·賴斯曼 (Garrett Erin Reisman) 說道。「如果序號 10 爆炸，序號 11 就在伺機而動。只要繼續前進並繼續學習。」

當 SpaceX 開始開發獵鷹 9 號火箭時，該公司經歷了四次飛行失敗，直到不同的火箭級成功分離而沒有被摧毀。該火箭目前是世界上發射頻率最高的火箭，是美國太空總署國際太空站載人和貨運任務的中流砥柱，也是商業衛星發射的產業領導者。該公司正在將相同的工程方法應用於星艦項目——只是原型更大。SpaceX 在飛行前的聲明中指出：「快速迭代開發方法是 SpaceX 所有重大創新進步的基礎。」

SpaceX 不那麼負責，只對其投資者和客戶負責

方法和速度也可以決定價格。路透社本月發表的一項調查描述了一個為了進步而隨意放棄安全的工作場所。該報告統計了 9 年來發生的 600 起傷害事故，其中包括一起工作場所死亡事故。2014 年，朗尼·勒布朗(Lonnie LeBlanc) 在該公司位於德克薩斯州麥格雷戈的發動機測試現場，試圖壓住壓力罐的一段隔熱材料時，從一輛行駛的卡車上被拋出，不幸身亡。

在政府機構發生這樣的死亡事件會引起更多關注。透過僱用 SpaceX，NASA 可以享受這家私人公司積極進取的步伐所帶來的成果，而無需承擔責任。「NASA​​ 在聲譽和對誰負責方面都非常引人注目，」太空諮詢公司Astralytical的創始人 Laura Seward Forczyk 說。「他們有國會。SpaceX 不那麼負責，只對其投資者和客戶負責。」

鑑於該公司的安全記錄引發的問題，許多人質疑其他公司是否應該採用這種激進的工程方法——如果其他公司甚至可以擺脫 SpaceX 所承擔的風險。

首次阿耳忒彌斯登月計劃將於2025 年進行

行星協會太空政策主管凱西·德雷爾 (Casey Dreier) 表示：「從根本上來說，我認為 SpaceX 擁有失敗的許可。」 「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但尚未得到充分的檢驗。」

人們觀看 SpaceX 的下一代 Starship 太空船搭載強大的 Super Heavy 火箭從該公司的 Boca Chica 發射台升空。SpaceX 的支持源自於其良好的業績記錄，這是其他航太公司所不具備的。「SpaceX 不再是一家憑空冒出來的、傲慢的、未經證實的公司。他們是 NASA 最可靠、最成功的承包商，」Dreier 指出。「世界上有能力獨立將載人送入太空的機構有3個：俄羅斯、中國和SpaceX。美國政府已經不再有這個能力了。」

地緣政治的緊迫性又回到了航太領域，如果沒有 SpaceX，NASA 仍將從俄羅斯為其太空人租用交通工具。美國太空總署局長比爾·尼爾森也將中國的探月計畫視為阿耳忒彌斯的競爭對手，並且是一個能夠首先到達月球表面的計畫。NASA 需要 SpaceX 取得成功，才能在這場太空競賽中保持競爭力。

根據目前的時間表，美國宇航局的首次阿耳忒彌斯登月計劃將於2025 年進行。預計會出現延誤，其中包括美國宇航局的太空發射系統——該火箭將把宇航員從佛羅裡達州運送到月球軌道，在那裡一艘星際飛船將等待他們的到來。登陸月球。在 NASA 登月計劃中如此突出的地位賦予 SpaceX 在華盛頓特區及其他地區的影響力。

對 SpaceX 影響最大的政府監管部門是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對 SpaceX 影響最大的政府監管部門是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這可能會讓 SpaceX 的愛好者感到驚訝，但考慮到該公司的發射經常具有破壞性，該機構對該公司相當包容。獲得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許可使星際飛船計劃推遲了幾個月，但對該公司在硬體變更和環境緩解方面的要求卻很溫和。

自上次爆炸性試飛以來，美國聯邦航空局一直在收集資訊以批准下一次爆炸性試飛。根據《瀕危物種法》的要求，該機構與美國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FWS）合作，批准對火箭和發射台進行的任何更改。這次發射的問題在於新的噴水系統，該系統在星艦升空期間噴灑了多達 350,000 加侖的水，其中大部分轉化為滾滾蒸汽。這些水冷卻了 SpaceX 安裝的新鋼製防爆板，以保護其發射台，該發射台在 Starship 首次試飛期間遭受了嚴重損壞。

FWS 面臨的壓力不僅來自馬斯克的 X 帳戶。NASA 局長尼爾森在今天發射前一周告訴《華盛頓郵報》： 「SpaceX 能夠測試他們的火箭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 美國眾議員托尼·岡薩雷斯和文森特·岡薩雷斯（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均來自德克薩斯州南部）向 FWS 寫了一封公開信，請求快速批准。他們寫道：「美國目前正在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太空競賽。」 「聯邦政府不應阻礙上市公司的發展，並推動美國在太空探索領域保持領先地位。」

馬斯克在法庭上取得了勝利，主導了商業發射行業

本週三，FWS 和 FAA 宣布，新的水淋系統已包含在 2022 年提交的現有發射許可證中。FAA 表示，「環境沒有重大變化」，因此允許今天的發射繼續進行。儘管火箭規模龐大，並且發生了燃燒碎片降落在公共野生動物保護區的事件，但這種寬鬆的裁決已經成為預料之中的事情。當地野生動物走廊之友組織主席吉姆·查普曼 (Jim Chapman) 指責美國聯邦航空局 (FAA) 「幾乎是 SpaceX 的合作夥伴」。他的組織與塞拉俱樂部和其他人一起對德克薩斯州提起訴訟，要求停止星艦測試，聲稱官員違反了州憲法，同時對該公司位於博卡奇卡海灘的發射場進行了例外處理。它於 9 月失敗，消除了 Starship 在那裡進行測試的少數障礙之一。伊隆馬斯克在法庭上取得了勝利，讓監管機構跟上步伐，並主導了商業發射行業。但物理學對星艦的成功擁有最終決定權。「我認為他們確實有很好的機會實現這一目標，」德雷爾談到火箭時說道。「但這還需要證明。」

推力、低溫儲罐內的壓力或 165 英尺長的太空船嘗試火箭動力著陸的行為的計算沒有槓桿作用、哄騙或技巧。

美國是以色列軍方最大的支持者，每年向其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由於這種支持和美國的情報共享，以色列為回應哈馬斯 10 月 7 日對以色列平民的無理襲擊而在加沙地帶發動了殘酷的行動，這給美國帶來了嚴重的法律和政策問題。美國國內法律和標準限制用於違反戰爭法的軍事和情報支援。此外，如果以色列利用美國的支持犯下戰爭罪，美國官員就有可能成為共犯。因此，拜登政府和國務院尤其應該採取具體措施來監督以色列如何使用美國武器並防止濫用。布萊恩·菲努肯Brian Finucane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華盛頓要為以色列使用美國武器的行為負責嗎？>( Is Washington Responsible for What Israel Does With American Weapons?)指出，「以色列國防軍在加薩的行為應引起對美國武器轉讓的審查」(The IDF’s Conduct in Gaza Should Prompt Scrutiny of U.S. Arms Transfers)

唯一方法是緩和衝突，並最終找到擺脫衝突的出路

但促進遵守戰爭法還不夠。即使軍事行動嚴格遵守法律，也只會給加薩帶來更多痛苦和破壞，並可能導致地區局勢升級，從而進一步直接涉及美軍。解決這些風險的唯一方法是緩和衝突，並最終找到擺脫衝突的出路。 

加薩衝突受戰爭法管轄，這是一套國際法，也稱為國際人道法。這些經各國同意的規則平衡了軍事必要性與人性的考慮，並對武裝衝突各方可以做什麼和不可以做什麼設定了限制。它們適用於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法要求攻擊只能針對軍事目標（包括敵方戰鬥人員），禁止以平民和民用物體為目標，並禁止不針對特定軍事目標的攻擊。醫院、救護車、學校和禮拜場所通常也受到保護免受攻擊，儘管它們用於軍事目的可能會終止這種保護。這些規則都反映了律師所說的「區分」原則，該原則旨在指導衝突各方將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與敵方戰鬥人員和軍事目標區分開來。根據「相稱性」原則，法律禁止可能造成平民傷害的攻擊，這種傷害相對於攻擊預期產生的具體和直接的軍事優勢來說是過度的。例如，該原則允許對敵方總部進行攻擊，即使預計會造成平民死亡，只要傷害不是「過度」。此外，攻擊方和防禦方都有義務採取預防措施，進一步減輕對平民的傷害。例如，禁止使用非自願人體盾牌來阻礙軍事行動，但這種使用並不能免除攻擊方自己的法律義務。

美國的支持犯下戰爭罪，美國官員將面臨共謀的風險。

儘管哈馬斯在 10 月 7 日謀殺平民和劫持人質的行為是明顯的戰爭罪，但評估以色列在加薩的許多行動的合法性更具挑戰性。關於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是否違反戰爭法的問題必須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評估。確定任何具體攻擊是否符合戰爭法是一項事實密集型調查。它可能需要非公開資訊來確定目標是否是合法的軍事目標或對平民的傷害是否過度。平民的死亡和民用基礎設施的破壞固然相關，但發生這些事件並不一定意味著以色列違反了戰爭法。判斷任何目標決定是否構成犯罪更具挑戰性，因為這需要評估相關指揮官在做出決定時的知識和意圖。

儘管很難就具體襲擊事件得出明確的法律結論，但以色列軍隊在加薩的行為以及以色列官員隨後的言論應該會引起華盛頓的法律和政策擔憂。在空襲的前六天裡，以色列投擲的炸彈數量超過了美國領導的聯軍在打擊伊斯蘭國的任何一個月內投放的6,000 枚炸彈，甚至在行動最激烈的時候也是如此。這種攻擊率引發了人們對以色列的目標選擇、其對相稱性的解釋以及該國為避免平民傷亡而採取的預防措施的質疑。美國總統喬·拜登在新聞發布會上即席發表講話時 表示 ，希法醫院正在採取措施保護平民，“所以這與我之前認為的情況不同，是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爆炸事件。” （美國政府的立場是，不分青紅皂白的襲擊是 戰爭罪，但尚不清楚總統是否在這個意義上使用該術語。） 具體打擊也讓人質疑目標本身是否是合法的軍事目標，例如以色列的目標哈馬斯政治領導人被殺（其軍事角色尚不清楚），以及 11 月 3 日加薩市 al Shifa 醫院外的一輛救護車遭到襲擊，造成至少 15 人死亡、60 人受傷。 據加薩醫生稱，賈巴利亞難民營遭到轟炸，造成 100 多人傷亡，以色列聲稱該難民營是哈馬斯指揮官和地下隧道的所在地，並促使拜登政府要求以色列解釋空襲的決策。更廣泛地說，加薩的死亡和破壞規模——衛生部統計截至 11 月 13 日已有超過11,000 人死亡——令人質疑以色列如何評估平民傷害相對於個人襲擊預期的軍事優勢是否過度。 

對潛在戰爭罪的擔憂可能會導致國際刑事法院介入

以色列官員對軍事行動的描述也應該引起《霧谷》的注意。在衝突初期，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解釋說，以色列的轟炸行動「重點是損害而不是準確性」。在回應造成平民傷亡的有爭議的襲擊時，以色列國防軍一再強調，它此前曾警告加薩居民向南遷移，似乎這一警告在某種程度上免除了以色列與保護平民有關的其他法律義務。

對潛在戰爭罪的擔憂可能會導致國際刑事法院介入，該法院對巴勒斯坦領土擁有管轄權，包括在持續衝突期間。法院檢察官卡里姆·汗就戰鬥發表了尖銳的聲明，其中包括每一位做出罷工決定的領導人都必須“證明對每一個民用物體的每一次襲擊都是合理的”，並且襲擊者有責任確定通常受保護的物體失去了他們的保護。如果汗決定提起法律指控，他幾乎肯定會面臨來自美國的政治風暴，其中包括支持國際刑事法院在烏克蘭工作的政治領導人。但如果他不對以色列在加薩的行動進行調查，他幾乎肯定會面臨西方以外國家的反擊，這些國家已經譴責法院處理其事務的方式存在雙重標準。對他們來說，國際刑事法院似乎只對非洲領導人和軍閥提出戰爭罪指控，而西方的有罪者或與其合作的人卻沒有受到影響。

提供武器的唯一目的，其中潛在的相關目的是「合法自衛」

由於美國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了廣泛的軍事和情報支持，美國也面臨與衝突有關的國內和國際法律和政策考量。鑑於國務院在監督武器轉讓和軍事援助方面的作用，其中許多考慮因素對國務院來說最為緊迫。例如，美國武器轉讓的法律框架《武器出口管制法》規定了美國向其他國家提供武器的唯一目的，其中潛在的相關目的是「合法自衛」。儘管《武器出口管制法》和美以軍事援助協議中的這個術語都沒有明確定義，但以色列過去的行動，包括在黎巴嫩使用集束彈藥，引發了人們對它們是否構成合法自衛的質疑。如果美國國務卿掌握可靠資訊表明外國安全部隊“嚴重侵犯人權”，所謂的《萊希法》將禁止向該部隊提供軍事援助。拜登政府於 2022 年 2 月通過的《常規武器轉讓政策》規定，如果「美國評估認為所轉讓的武器很可能被接受者用來實施」某些行為，則禁止轉讓武器，包括「故意針對民用物體或受保護平民的攻擊；或其他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或人權法的行為。”

官員們將調查夥伴國政府涉及美國武器造成平民傷害的報告

此外，在衝突開始前不久，美國國務院向世界各地的大使館發布了指導意見，根據該指導意見，官員們將調查夥伴國政府涉及美國武器造成平民傷害的報告，並建議採取包括暫停軍售在內的行動。該指南旨在將先前監測平民傷害的臨時程序編成法典，其發布是在沙烏地阿拉伯投下美國炸彈造成大量也門平民死亡的大量報導之後發布的。

根據他們所提供的支持的性質及其使用方式，個別美國官員可能會面臨其他法律問題。行政命令禁止美國政府員工參與或密謀參與暗殺，美國行政部門律師將其解釋為包括在武裝衝突中違反戰爭法的殺戮。例如，如果美國分享可用於針對平民的可採取行動的情報，則暗殺禁令可能會發揮作用。

戰爭法允許大量的死亡和破壞？

《戰爭罪法》於 1996 年頒布，並於去年進行了修訂以擴大其管轄範圍，將禁止某些違反戰爭法的行為納入國內法。儘管沒有人根據該法律受到起訴，但該法律將陰謀謀殺未積極參與敵對行動的人以及其他行為定為刑事犯罪。此外，國內法和國際法都將協助和教唆定為刑事犯罪，其中可能包括提供實施戰爭罪的支持。儘管不同法院的同謀標準可能有所不同，但美國在對 9/11 襲擊據稱策劃者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 (Khalid Sheikh Mohammed)的審判中採取的立場是，明知自己的協助會進一步發動戰爭犯罪足以確定國際法規定的犯罪意圖。

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員已經對以色列遵守戰爭法表示擔憂。美國國務院負責武器轉讓的官員喬許保羅 (Josh Paul) 因政府繼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而於 10 月辭職。他在接受《赫芬頓郵報》採訪時表示，“我很清楚，許多高級領導人不僅完全理解以色列目前如何在加沙使用美國提供的武器，而且甚至願意私下承認這些行動包括'戰爭罪。' 」

美國政府應該監視以色列在加薩的行為

考慮到這些令人擔憂的原因，美國政府，特別是國務院現在應該採取措施，降低美國軍事支援助長違反戰爭法的風險。美國官員僅僅重複遵守戰爭法重要性的論點是不夠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國政府應該監視以色列在加薩的行為，並確定以色列是否使用符合戰爭法的美國武器和情報。這是一項基本步驟，似乎是現有法律和政策所要求的，但國務院顯然沒有採取這一步驟。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和他的發言人都表示，沒有對以色列遵守戰爭法的情況進行評估。（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最近幾天也多次拒絕就以色列的戰爭法遵守情況發表評論，表明他沒有責任對此事發表看法。）監測戰爭法遵守情況可能需要五角大樓的大量投入以及更廣泛的美國情報界。它還將要求美國向以色列施壓，要求其提供有關其在加薩的目標決定的詳細資訊。

不願承認以色列安全部隊「嚴重侵犯人權」

其次，國務院需要將其對戰爭法遵守情況的評估納入其批准或繼續向以色列轉讓武器的決定中。同樣，這似乎是現有法律和政策所要求的基本步驟。美國先前已將以色列敵對行為的資訊納入其武器轉讓決定中，包括雷根政府暫停集束彈藥轉讓的時間。但根據已辭職的國務院官員保羅的公開聲明，向以色列的轉移並未考慮對戰爭法遵守情況的評估。他還指出，美國國務院長期以來的做法是不願承認以色列安全部隊「嚴重侵犯人權」的可信指控，這將引發《萊希法》的限制。

目前，拜登政府正在採取不同的做法。它正試圖在不施加任何條件的情況下改善其夥伴在持續戰爭中的空襲和砲擊行為。美國與以色列分享了減少平民傷亡的建議，包括使用較小直徑的炸彈而不是 2000 磅的彈藥。五角大廈派出海軍陸戰隊三星將軍詹姆斯·格林（James Glynn），他在伊拉克戰爭和反伊斯蘭國戰役中擁有豐富的城市戰經驗，與以色列分享如何在密集的城市環境中作戰時減輕對平民傷害的建議。但格林返回後，海軍陸戰隊司令埃里克史密斯將軍試圖讓美國與以色列的行動保持距離。“中尉。格林將軍過來提供建議，」史密斯說。「但請不要誤會：加薩現在、已經或將要發生的事情純粹是以色列的決定。”

美國應確保其援助不支持違反戰爭法的行為

目前敦促以色列盡量減少平民傷亡並遵守戰爭法的這些努力太讓人想起奧巴馬政府在也門空襲中改善沙烏地阿拉伯瞄準目標的失敗努力，包括派遣顧問分享技術建議與沙烏地阿拉伯軍隊。在那場衝突中，明顯減少平民傷亡的唯一措施是減少並最終結束沙烏地阿拉伯領導的聯軍的空襲。

然而，僅僅關注評估和執行有關在加薩戰爭中使用美國原產武器的戰爭法合規性是錯誤的。儘管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如果目的是結束大屠殺，這些措施還不夠。

對於以色列在加薩進行的數千次空襲和其他攻擊，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可能很難做出任何可靠的評估。即使以色列對加薩的每一次攻擊都符合戰爭法，這場衝突仍將是一場人道災難。戰爭仍缺乏明確的結局，並繼續構成地區局勢進一步升級的嚴重風險。戰爭法允許大量的死亡和破壞。即使在對法律的限制性解釋下也是如此，以色列很可能採取了較為寬鬆的解釋——特別是在比例原則允許的內容方面。

當然，美國應該保持警惕，確保其援助不支持違反戰爭法的行為，並且必須堅持要求以色列政府嚴格解釋法律。但技術性法律問題不應妨礙對美國和該地區面臨的最緊迫問題的討論：如何以負責任的方式結束這場戰爭。緩和局勢的第一步可能是一項微觀協議，其中以色列停止對加薩的打擊，哈馬斯釋放一些人質，中間人抓住時機開始探索更廣泛的外交可以取得什麼成果。無論好壞，解決這場可怕的危機及其造成的痛苦的辦法必須是治國之道，而不是法律。

阿貝·史翠普 (ABE STREEP) 發表在最新一期《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揭秘你從未聽說過的 1.5 兆美元核武計劃：穿越肩負美國核子飛彈復興使命的社區的公路旅行>( Inside the $1.5-Trillion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You’ve Never Heard Of:A road trip through the communities shouldering the U.S.’s nuclear missile revival) 本文被認為是「新核時代」的一部分，該報告是關於耗資 1.5 兆美元重建美國核武庫的特別報告。

《原子彈的製造》從一開始就不是出於惡意或仇恨

事情的重點是永遠改變我們對權力的概念。二戰期間，當美國軍方在物理學家J. 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的帶領下組建了一支科學家團隊，試圖製造核彈，希望能擊敗納粹，製造出如此可怕的核彈時，許多參與其中的人認為他們的努力是一種奇怪的行為。一種公民的命運。普立茲獎得主、《原子彈的製造》作者理查羅茲寫道，曼哈頓計畫「從一開始就不是出於惡意或仇恨，而是出於對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奧本海默本人曾說：「原子彈就是螺絲釘。它使未來戰爭的前景變得難以忍受。它帶領我們爬上最後幾步，到達山口。遠處還有一個不同的國家。”

我們現在生活在另一個國家，人們認為核武的存在使得核武無法使用。人們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發動攻擊，我們都會被消滅。

就在 15 年前，防擴散情緒似乎還很持久。就連冷戰期間任職的美國國務卿也主張最終削減核武。前總統巴拉克·歐巴馬 (Barack Obama) 2009 年上任時希望建立一個沒有核武的世界，並推動與俄羅斯簽署新條約，限制各國武庫中部署的彈頭數量。但經過數十年努力解除全球大國武裝並緩和緊張局勢後，現在情況再次緊張。俄羅斯已暫停參與該條約，據信中國正在擴大其核武庫規模。

這些武器是幾十年前設計的，現在已經老化

即使美國準備削減其核彈頭總數，它也試圖更換其現有武器並使其運載機制現代化。這些武器是幾十年前設計的，現在已經老化，每年的維修費用達數億美元。2010年，國會授權更新美國三位一體核武力量，即可通過陸地、海上和空中部署的武器系統。

洲際彈道飛彈(ICBM) 系統是三合會中最具爭議性的一項，該系統擁有數百種武器，分佈在蒙大拿州、北達科他州、懷俄明州、科羅拉多州和內布拉斯加州的450 個地下發射井中。由於導彈位於固定位置（與潛艇或飛機不同），因此它們被認為可能容易受到攻擊；由於它們被視為先發制人的武器，因此人們仍然擔心它們可能會被無意中發射；由於其地理擴張，它們對土地利用和能源政策產生巨大影響。2015年，即詹姆斯·馬蒂斯將軍被確認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兩年前，他向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建議軍方考慮完全取消陸基飛彈。

預計未來幾十年將是核武工業的繁榮時期

但大約在同一時間，空軍核武中心要求設計和建造一種新型飛彈。承包商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競標並獲勝，到 2021 年，國會授權對更新後的全國洲際彈道飛彈系統進行首次投資，該系統現在稱為哨兵系統。與目前地面上的民兵 III 飛彈一樣，哨兵飛彈將能夠在天空中形成優美的拋物線弧線到達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以摧毀它。向 Sentinel 提供的 1000 億美元只是預計對三位一體投資 1.5 兆美元的第一步，所有這些投資都以提高新鈽坑（核彈頭的致命金屬核心）的生產為基礎。

在俄羅斯新的侵略立場和中國實力崛起之後，美國是否會稍微加強壓力以確保盟友的安全，或者只是推進一個有利可圖的、已有數十年曆史的軍事化政治議程，取決於你問的是誰。不管怎樣，結果是顯而易見的。「我預計未來幾十年將是核武工業的繁榮時期，」加州蒙特雷米德爾伯里國際研究學院的防擴散專家兼教授傑弗裡·劉易斯說。

全球大國將核武視為討價還價的籌碼

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武器副主任羅伯特·韋伯斯特告訴我，美國人已經失去了對核武的熟練程度——也就是說，由於幾十年的相對穩定，我們已經忘記瞭如何思考核子武器. 「你需要世界上每個人都處於同一水平的理解，這樣你才能保持這種威懾力，」他說。但全球大國將核武視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歷史表明，一國的升級將跟隨其競爭對手的腳步。最壞的情況是世界末日。即使不穩定的和平持續存在，我們從經驗中知道，核集結——彈頭的生產及其留下的放射性陰影——會改變一個地方。「成為核子國家是有成本的，」韋伯斯特說。

更準確的說法可能是，進入市場需要付出很多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持久成本。自從鈽生產出現以來不到一個世紀，美國的某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承擔了更多的成本。去年夏天，我開車來到這座城市，那裡仍在生產本應消除需求的武器；到核子飛彈控制當地經濟的平原；到沙漠地面下 2,000 英尺處的一個礦井，美國武器生產中產生的大部分鈽廢物都在那裡存放。我希望聽到生活在這些社區的人們的心聲，以便更好地了解那個時代給他們留下了什麼，因為我們在新的軍備競賽的邊緣搖搖欲墜。這次旅行從距離我家一小時路程的美國核武的誕生地和精神家園開始。“洛斯阿拉莫斯，”小鎮邊緣的一塊牌子上寫著，“這裡是發現的地方！”

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

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這個地方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電影場景，旨在代表一個嚴重老化的美國郊區：整潔的棕褐色建築、安全門、類似馬戲團帳篷的白色圓頂，裡面裝滿了鈽廢料的容器。現在被稱為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ANL) 的地方和周圍的城鎮坐落在杰梅斯山脈背景的台地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創建的，當時政府從帕傑里托河上的自耕農和原住民手中收購了一所男子學校和土地高原。該高原坐落在陡峭的峽谷和河谷之上，這些峽谷和河谷直達谷底和新墨西哥州的主要動脈格蘭德河。

與實驗室接壤的聖伊爾德豐索鎮環境和文化保護部主任雷蒙德·馬丁內斯表示，該部落為戰爭工作提供了政府土地，並表示：「就我們的知識和歷史而言，我們已經與我們分享了這一點，以及我們迄今為止發現的信息，一旦項目完成，土地就應該歸還，」他說。

杰梅茲山脈是圓形火山，充滿生機。這裡有麋鹿和熊、紅隼和烏鴉、高高的草叢和鹿，還有清涼深水池中的鱒魚。幾千年來，原住民一直來到這裡打獵、捕魚、收穫木材和植物以及祈禱。普立茲獎得主基奧瓦作家 N. Scott Momaday在他 1976 年的回憶錄《名字》中回憶起他小時候在杰梅斯普韋布洛度過的歲月：我已經見過很多世界了。”

奧本海默在傑梅茲山脈下方的台地上看到的是科學家可以秘密研發武器的地方。在早期，附近普韋布洛人的公民幫助建造了這座城鎮，並為科學家擔任管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LANL 從田納西州橡樹嶺和華盛頓州漢福德工程師工廠的反應爐接收鈾和鈽，該廠於1944 年啟用了第一座全尺寸核反應爐。隨後的夏季轟炸機向日本投放了兩種有效載荷：廣島上空的鈾彈「小男孩」和長崎上空的鈽裝置「胖子」。那年秋天，奧本海默從 LANL 辭職，並由諾里斯·布拉德伯里 (Norris Bradbury) 接任，他認為實驗室需要保持開放，以開發武器作為威懾力量。儘管洛斯阿拉莫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擴大了關注範圍，成為氣候科學和奈米技術研究的大本營，但它仍然繼續製造核武雷管。

隨著實驗的進行，我們正在研究衰老

在冷戰最激烈的時期，美國每年製造 1,000 多個鈽坑，其中大部分位於科羅拉多州的洛基弗拉茨工廠。這些礦坑的鈾源是從西南部的礦井中從地面刮取的，其中數百個礦井位於納瓦霍族土地上。1989 年，Rocky Flats 工廠因多次違反安全和報告違規行為而遭到聯邦調查局的突襲搜查。該工廠被關閉；周圍的土地現在是野生動物保護區，毗鄰時尚的住房開發項目。

Rocky Flats 關閉後，2003 年 LANL 再次轉向戰備礦坑生產。很快，它就接到了為潛艇建造有限數量的坑的任務，但當有消息透露，科學家們為了拍照而並排放置了多個坑時，該項目就被擱置了——假設這種情況可能會導致到臨界核反應。

如今，估計儲存著 20,000 個老式武器，其中許多都存放在德克薩斯州一家名為 Pantex 的工廠中，該工廠負責拆卸、儲存和重新組裝舊武器。這些坑是否能保持其功效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用鈾生產鈽僅在 80 年前開始，美國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就停止了核武試驗。「隨著實驗的進行，我們正在研究衰老，」韋伯斯特說。

更新武庫的決定本質上是政治和經濟問題

一些研究表明，美國的儲存坑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有效。憂思科學家聯盟全球安全項目高級科學家迪倫·斯波爾丁 (Dylan Spaulding) 表示：「據我們所知，從科學角度來看，沒有理由需要按照政府提議的速度建造新坑。」在LANL 和加州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進行了研究。米德爾伯里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劉易斯表示，更新武庫的決定本質上是政治和經濟問題：“我們不需要新的洲際彈道飛彈。”

但國家核安局（NNSA）認為，這項更新對於防止衰退並在戰爭變得緊迫時保持機構專業知識是必要的。美國空軍堅稱，更新洲際彈道飛彈系統比繼續延長「民兵 III」的使用壽命便宜。

2018 年，LANL 被告知要做好準備，到 2026 年每年生產 30 個可用於戰爭儲備的鈽礦坑。（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座新設施正在建設中，最終將每年生產至少 50 個鈽礦坑。）回收的鈽原子來自Pantex 的老式武器儲藏室，並插入用新組件設計的彈頭中。這標誌著冷戰結束以來該國首次製造這種名為W87-1的彈頭，該彈頭將安裝在新型哨兵飛彈的末端。

曼哈頓計畫仍然存有鈽、鈾和氚等化學物質

為了支持新鈽坑的生產，洛斯阿拉莫斯核武計畫和相關建設的年度預算最近已增至 35 億美元，超過新墨西哥州預算規模的三分之一。韋伯斯特表示，他的團隊希望明年建造第一個戰爭儲備坑，但根據政府問責辦公室的說法，該項目已經落後於計劃。該實驗室計劃僱用 1,400 名工人，而在富裕居民的湧入重塑了新墨西哥州北部的經濟格局之際，該市正在為他們尋找住房。洛斯阿拉莫斯縣的家庭收入中位數超過 10 萬美元，該縣自誇其居民「在所有社區中擁有最高的人均受教育程度」。

即使新計畫開始，周圍的社區（其中許多都經歷著根深蒂固的貧困）仍在應對幾十年前的後果。早在曼哈頓計畫期間，當環境監管很少時，工人們經常將放射性廢物直接傾倒在地下。例如，在一個名為 C 區的前核子研究中心，曼哈頓計畫的無襯裡豎井和坑中仍然存有鈽、鈾和氚等化學物質。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其他地方，能源部已致力於挖掘和清除放射性物質和受污染的土壤。但在 C 區，能源部提出了一項名為「封蓋和覆蓋」的清理策略，將廢物保留在地下。國家對此表示反對。「我們要求他們挖掘廢物，對其進行分類並妥善處置，」新墨西哥州環境部危險廢物局的環境專家尼拉姆·達萬 (Neelam Dhawan) 說。

儘管聽起來有些諷刺，但塔利班酋長國似乎是一座象牙塔， 其唯一的致命弱點就是女人。無論是同情心還是理性，無論是常識還是智慧，都無法進入這座象牙塔， 但當一個女人的聲音進入其中時，它就會崩潰。無論是女孩當前的需要，或是孩子們未來的希望，都無法讓這座塔裡的男人明白，他們的傲慢和偏見的荒謬應該被置於理性和智慧的理性之下。阿富汗是當今世界上唯一一個女孩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國家。阿薩德·科沙(Asad Kosha)發表在最新一期《地緣政治》(The Geopolitics) 的<站在黑暗中的隱形人>(The Invisibles Who Stand in Darkness)告訴我們這一個生活在現代生活的多數人完全想像不到的事實。阿薩德‧科沙是一位來自阿富汗的流亡編輯。阿薩德曾擔任《Daily Etilaatroz》附屬英文網站《Kabul Now》的主編。他對阿富汗當地衝突研究感興趣。阿薩德·科沙 (Asad Kosha) 撰寫有關阿富汗當前問題的文章。

歧視根源於那些厭惡婦女權利的人的思想和內心

塔利班的性別平等政策最能體現在其對女童受教育權的態度上。在他們的第一次統治期間，該政權完全禁止女孩接受教育，但這次他們將女孩的中等教育問題與尚未做出的決定聯繫在一起。強迫家庭違背其意願不讓女兒進入高等教育機構的決定僅僅意味著剝奪女孩自然享有的基本權利。塔利班為何拒絕女孩受教育的權利，更重要的是當基本權利受到威脅時，政權為何關心女孩的年齡，這表明塔利班所處的社會環境之間存在著聯繫。的誕生以及阿富汗今天所面臨的政治困境。

顯然，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對婦女的歧視根源於那些厭惡婦女權利的人的思想和內心。塔利班政權針對婦女的立場，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讓婦女遭受公然歧視的觀念，是一種將現任塔利班當局與阿富汗社會部落階層聯繫起來的主觀紐帶，儘管這種紐帶使塔利班政權能夠與阿富汗社會的部落階層建立聯繫。塔利班領導層與部落階層保持和睦關係的政策被證明是違反人權基本原則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塔利班統治下，「權利」一詞——受教育權、工作權和遷徙權——被「意見」一詞所取代。這裡意見的傑出品質意味著群體意見的一致，這種意見在其赤裸裸的簡單性中，在他們訴諸令人毛骨悚然的藉口的那一刻就變得顯而易見。

塔利班管轄權堅持德奧班迪學派

塔利班對性別平等的立場與其所信奉的伊斯蘭教法的排他性解釋之間存在明顯的聯繫，但如果認為該政權的性別政策僅僅是遜尼派哈納菲法理學的副產品，那就錯了。塔利班是一場植根於普什圖瓦利和德奧班迪伊斯蘭教的運動。從民族誌上看，普什圖瓦利語是一套複雜的文化價值和社會行為。儘管它由許多特徵組成，但普什圖血統和按照榮譽準則表現得像普什圖人構成了傳統上稱為普什圖瓦利的核心。在教義層面，塔利班管轄權堅持德奧班迪學派所宣揚的遜尼派哈乃斐法的明確規範解釋。

引導塔利班對婦女採取行動的是一種傲慢與偏見同時發揮作用的自我狀態。從上下文的意義上來說，這裡的自豪感是構建自我的東西（我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如果“我”在這裡發揮任何作用，那麼它是由與社會行為相關的自豪感來判斷和塑造的這有助於個人在社會中獲得社會可接受的特質，在這個社會中，人們碰巧出生，並根據判斷男子氣概的標準努力成為「男人」。從行為上看，傲慢和偏見是一種對群體價值的依戀感，可以防止被群體拒絕，並保證「同類相吸」的群體被接受。

強調部落的父權精神，而不是婦女的自然權利

當然，不難想像，一個女性人口文盲的阿富汗就意味著一個更貧窮、性別差距更大、社會問題更多的阿富汗，但就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的教育和政治而言，建立一個純粹的阿富汗的想法穆斯林社會與對父權部落主義的重視相結合，構成了塔利班酋長國的標誌性特徵。塔利班的顯著特徵是，他們將婦女視為部落成員，強調部落的父權精神，而不是婦女的自然權利。

阿富汗部落社會中男女之間的主要歧視僅在於女性身體和男性對身體的觀念之間的顯著差異。對部落來說，重要的不是婦女或多或少積極參與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而是她們為家庭所獲得的象徵性威望。從塔利班的角度來看，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差異就是可以展示的東西和不可以展示的東西之間的差異。在政權看來，成年女性屬於應該隱藏在公眾視線之外的一類，不是因為她是別人的財產，而是因為她的人格象徵著家庭和部落的榮譽。女孩到了14歲，就進入了青春期，從此就被視為成年人，屬於必須隱藏家庭物品的範疇。

教育問題的根本分歧在於教育本質的倒置

如果平等意味著權利平等、能見度和機會平等，那麼塔利班實行的性別排斥只不過是種族隔離。毫無疑問，當性別隔離成為社會規範時，它將女性與公共領域隔絕開來，在公共領域，沒有人會計算誰不能被看到或聽到。

然而，在塔利班酋長國統治下，教育問題的根本分歧在於教育本質的倒置。誠然，教育的動機在於教育的目的，無非是為了使人的未來變得有用和幸福。但對塔利班來說，就像在所有獨裁統治下發生的那樣，教育領域是必須向孩子灌輸思想的領域。阿富汗城市中心以及該國北部和中部地區的家庭正確地將什麼視為教育的標誌，即以未來的精神養育孩子，而塔利班當局則將其視為向兒童灌輸思想的先決條件，以及阿富汗人的教育目標是什麼？

今天阿富汗發生的事情，特別是對女性人口來說，讓人回想起塔利班早期的統治。一些在該國擁有殖民利益的國家將塔利班政權與阿富汗人民等同起來，儘管阿富汗是一個多元化人口的家園。阿富汗城市中心的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對婦女教育並沒有表現出堅韌，但這並不能改變當地的事實，因為他們在改變塔利班的統治方面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國際社會背負著自己的當務之急，似乎出於政治原因而放棄，而不是出於正義和權利原則。

以女孩受教育權為基礎的公民權利鬥爭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因為所有有關這一問題的各方都非常清楚，在塑造和影響阿富汗婦女實際狀況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

阿富汗婦女幾乎沒有力量推動真正的改變。在赤貧之下，他們在國內的同情者陷入了日常生活的困境。塔利班政權，無論是某些傳統的復興，還是多年戰爭的後果，無論好壞，都正在扼殺當今生活在阿富汗的約 250 萬女孩的當前需求和未來希望。阿富汗女孩站在塔利班男人心中的黑暗之中。

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週四（11月16日）向台灣方面就美中峰會所達成的共識作出解釋說，美國將會加快向台灣交付武器的速度，美台關係不會因為美中關係緩和而改變。

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週三（11月15日）在舊金山舉行了美中峰會，雙方在一些重要議題上達成了共識，包括恢復兩國高層溝通機制，特別是兩國軍方的對話管道。

正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出席東協防長擴大會議的奧斯汀向媒體表示，「我認為，兩位領導人今天討論的任何內容都不會導致我們行動方向的改變。」「我們依據《台灣關係法》承諾採取一切必要行動幫助台灣獲取自衛的能力，」奧斯汀說。

奧斯汀對峰會恢復兩軍溝通管道表示讚賞，「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取代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連續而重要的對話。」奧斯汀表示，美國將繼續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務實討論，包括高級領導人層級和一般工作層級。

奧斯汀以他與俄羅斯國防部長之間的溝通為例說，即便是在烏克蘭戰爭激烈進行期間，他與俄羅斯國防部長也保持對話。奧斯汀說，美國和中國也應這樣做，以便進行危機管理，在衝突的時候建立起溝通機制。

奧斯汀在支持這次美中峰會達成一些共識的同時也表示，美國將繼續對來自中國的威脅保持警惕。他認為北京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是“不可取的”，並表示台灣海峽如果發生任何衝突，不僅會影響到這個地區，還會影響到“全世界”。

奧斯汀也表示，美國將繼續加快向台灣交付武器。他說，美國不斷對中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進行評估，拜登政府正在解決對台軍售速度遲緩的問題，並加快交付武器的速度。

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美國時間11月15日舉行峰會，兩人在長達4多小時的會晤中就雙方恢復高層軍事交流以及遏制芬太尼生產取得進展，並對台海安全等議題各自表達立場。

台灣問題是拜習會前外界關注的重點，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方高層官員透露，習近平在會晤中否認近期內武力攻台的計劃。

該名官員透露，當習近平說起美方有關中共計劃於2027年或2035年採取軍事行動的說法時，以略顯惱怒的口吻表示根本沒有這樣的計劃。

這名官員說，習近平表示北京希望和平統一，但也提出了可能動武的條件。拜登則明確回應說，美國長期立場是決心維持和平穩定，並要求中方尊重台灣將於2024年舉行的總統大選。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尊彥分析，習近平首次否認有明確的攻台期程，不論是否可信，至少可以觀察到習近平也注意到了外界對這問題的關切與反對。他補充說，習近平注意到，不表示他會改變，這從他隱晦地重申不放棄對台動武可以聽得出來。

王尊彥表示，美國藉這次峰會明白表態會持續捍衛印太的穩定，這在烏克蘭以及中東的情勢仍然嚴峻的背景下，對印太區域是正面的動向。

分析人士認為，這次見面符合拜習兩人當前的需求，至少能讓美中關係“止跌回穩”，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面。

拜登與習近平的會晤，在舊金山鄉間別墅「費羅麗莊園(Filoli Estate)」舉行，在開放媒體拍攝的開場白中，拜登提及這是兩人自2022年巴厘島G20(20國集團峰會)期間會晤以來，時隔一年又一天再會。

拜登指出，雖然一年來美中高層針對兩國及世界重大議題進行過重要討論，但元首之間面對面的討論仍無可取代，因為要確保彼此間不會有誤會或誤解至關重要。他並強調美中之間必須負責任地管理競爭，以確保不會因競爭而脫軌，演變成衝突。

習近平則說，五十多年來中美關係從來不是一帆風順，但是「這麼兩個大國，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變對方也是不切實際的」。他說大國競爭解決不了兩國與世界面臨的問題，並以他一貫的口吻重申，「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

正式會談之外，拜習兩人還在餐後安排了一段時間到莊園內散步閒聊。中國官媒拍下他們比肩而行的畫面，很快在微博上被大量轉載。不少網友留言「願中美兩國攜手前行」、「合作共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週四也針對「拜習會」成果做出高度評價。她說，這次“拜習會”是一次積極、全面、富有建設性的會晤，具有戰略意義和深遠影響，是當今國際關係中的“大事件”，也必將成為“中美關係史中的里程碑」。

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王信賢指出，這場會晤，從雙方檯面上的言論，到禮數周到的接待規格，可說滿足了美中雙方的需求，近期來看，可望讓美中關係止跌回穩，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面。

王信賢指出，習近平要展現出跟美國平起平坐，凸顯習近平他的地位高於其他(參加APEC的)國家領導人，這是一個很好的外宣跟內宣。那美國也要選舉了，拜登要展現出來他具有管控中國跟全球秩序的能力。

距離選舉日還有近一年的時間，這位前總統在民調中領先，川普正在將他過去對移民使用的那種充滿仇恨的語言運用到他的政敵身上。約翰·卡西迪 (John Cassidy)發表在最新一期《紐約客》(New Yorker) 的<川普的法西斯主義言論只強調 2024 年的賭注>( Trump’s Fascistic Rhetoric Only Emphasizes the Stakes in 2024)

我們將剷除共產主義者就像害蟲一樣

當然，唐納德·川普說了很多垃圾話。但在周六他在新罕布夏州克萊蒙特參加競選活動三天后，他使用的一些話仍然引起反響。在冗長而漫無目的的演講結束時，川普說：「為了在退伍軍人節向我們偉大的退伍軍人致敬，我們向你們保證，我們將剷除生活中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激進左翼暴徒。就像我們國家境內的害蟲一樣——在選舉中撒謊、偷竊和作弊，並且會做任何可能的事；他們會不擇手段，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來摧毀美國，摧毀美國夢。”

如果「在我們國家的範圍內像害蟲一樣生活」這句話聽起來有點熟悉，那麼它確實應該如此。1933 年 2 月，就在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幾天后，納粹政治家威廉·庫貝 (Wilhelm Kube) 在一份宣傳刊物上寫道：“猶太人就像害蟲一樣，排成一排。從波茨坦廣場到安哈特班霍夫。。。。消滅害蟲的唯一方法就是將它們驅逐出去。” 1936 年，奧斯瓦爾德·莫斯利 (Oswald Mosley) 領導的英國法西斯分子在倫敦東區騷擾猶太人，他們稱猶太人為「白教堂陰溝裡的老鼠和害蟲」。希特勒本人不只一次使用過類似的語言。在1934年的一次採訪中，他說：“如果我能毫無憐憫地將德意志民族之花送入戰爭地獄，那麼我當然有權消滅數百萬像害蟲一樣滋生的劣等種族！”

仇恨言論運用到他的政敵和法律對手身上

可以肯定的是，川普在新罕布夏州的演講中並不是針對猶太人。儘管他有時兜售反猶太主義的比喻，例如投放攻擊「全球特殊利益」的競選廣告，其中刊登了喬治·索羅斯和勞埃德·布蘭克費恩的照片，但他也堅定地努力讓猶太選民擺脫他們與民主黨的歷史聯繫。但這並不能成為他的語言的藉口，也不能削弱其重要性。距離選舉日還有近一年時間，他在 2024 年總統選舉中領先，他正在將過去針對移民和少數族裔使用的仇恨言論運用到他的政敵和法律對手身上。

這一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川普面臨的四面楚歌的處境，因為他面臨四個不同法院的刑事起訴，而且他不顧美國民主的代價，急於保全自己的性命。正如法西斯分子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仇恨言論旨在非人化、非法化和恐嚇其目標一樣，川普也試圖對他的敵人名單上的個人和機構做同樣的事情，其中​​似乎包括任何不願意的人請原諒他試圖推翻 2020 年選舉結果的行為，或支持隨後追究他責任的努力。他瞄準的敵人似乎包括總統喬·拜登、國會民主黨人、絕不是川普的共和黨人、司法部、法院、高級軍官和媒體——即美國民主的許多中央機構。

如果共產黨僥倖逃脫懲罰，我也不會罷休

川普今年稍早被刑事起訴後，他轉向了新的目標。6月，在對聯邦政府指控的不當處理機密文件和密謀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表示無罪數小時後，他聲稱拜登總統「與他最親密的暴徒、格格不入的人和馬克思主義者一起，試圖摧毀美國民主。” 他補充道，“如果共產黨僥倖逃脫懲罰，我也不會罷休。” 從那時起，川普經常採用這種語言，偶爾將「法西斯主義者」這個詞添加到他的詞彙中，也許是為了混淆這個詞的含義。本月早些時候，在隔年選舉前夕，他在邁阿密發表講話，敦促人群「在投票箱裡粉碎共產黨人」。

在退伍軍人節將他的政治對手描述為「害蟲」代表著進一步升級，沒有理由相信他不知道他所引用的歷史。（他也在自己的社群媒體帳號上發布了同樣的語言，但尚未被刪除。）不過，川普的煽動性言論是整個事件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他指責退休將軍馬克·米利叛國，並建議他應該這樣做被處死；多次稱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為「精神錯亂」和「暴徒」；並持續對主持川普紐約民事審判的法官阿瑟·F·恩戈倫(Arthur F. Engoron)和負責監督華盛頓特區1月6日案件的法官塔尼婭·S·查特坎(Tanya S . Chutkan)提出政治偏見的指控

這是一場阻止一位總統當選的鬥爭

上個月，查特坎對川普實施了部分禁言令，警告他不要在定於明年三月開始的審判中發表公開言論攻擊檢察官、法庭工作人員或證人。川普在新罕布夏州發表演說時公然蔑視這項命令。他再次稱史密斯“精神錯亂”和“討厭川普的檢察官”，他接著說：“他的妻子和家人比他更鄙視我。” 查特坎是否會對川普採取任何額外行動還有待觀察。但無論發生什麼事，川普的言論只會進一步增加 2024 年大選的風險。

當然，所有總統競選都很重要。但這場鬥爭正在演變為一場爭取國家未來的鬥爭——一場鬥爭中，一個主要政黨處於一位潛在強人的控制之下，這位強人在退伍軍人節演講中也藉此機會讚揚習近平和歐爾班維克多的執政風格。據報道，在這場鬥爭中，這位前總統的助手正忙著準備選舉後的計劃，為司法部配備願意針對他的對手的川普忠誠者；援引《叛亂法》並派遣軍隊參加政治示威；並建造巨型營地來關押無證移民。換句話說，這是一場阻止一位總統當選的鬥爭，這位總統對法西斯形象和獨裁統治的擁護遠遠超出了他嘴裡所說的範圍。不幸的是，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現實是無法迴避的。

10 月 7 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可怕的恐怖攻擊後，以色列似乎不可避免地會以毀滅性的方式報復。對這種攻擊的第一個自然反應是厭惡，伴隨著復仇和懲戒性懲罰的慾望。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按照這一願望採取了行動，誓言要「摧毀」哈馬斯，轟炸加薩地帶，並對該領土發動地面入侵——儘管目前尚不清楚以色列如何（如果有的話）從軍事或意識形態消滅哈馬斯。希夫尚卡爾‧梅農 (Shivshankar Menon)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克制的美德；為什麼使用武力不足以應付恐怖主義>( The Virtues of Restraint:Why the Use of Force Is Rarely a Sufficient Response to Terrorism)分析其中原因。

國家選擇了克制，而不是報復。反而防止了潛在的災難性戰爭

選擇以暴制暴也是一種選擇。事實上，並非所有恐怖主義受害者都會選擇報復。2008年11月26日，10名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從海上偷偷登陸孟買。他們在接下來的兩天裡對酒店、咖啡館、一個主要火車站和一個社區中心發動了襲擊，造成至少174 人死亡、300 多人受傷。印度當局很快意識到恐怖分子來自巴基斯坦，並得到了巴基斯坦的支持。國家的安全機構。我當時在印度政府擔任外交大臣，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敦促對鄰國如此無恥的攻擊行為採取強而有力的報復行動。

但經過深思熟慮，權衡了各種行動方案的可能結果和更廣泛的影響，總理曼莫漢·辛格的政府最終選擇不對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營地進行公開的軍事打擊。相反，新德里透過外交和秘密管道對孟買的恐怖暴行做出了回應。在公開場合，國家選擇了克制，而不是報復。這項決定為印度帶來了國際支持，防止了潛在的災難性戰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平民傷亡，並且可以說防止了更多的恐怖主義。至少到目前為止，印度還沒有在印度領土上再次遭遇巴基斯坦支持的造成大規模傷亡的攻擊。

一個武士為被殺的主人報仇的故事

當然，印度和以色列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巴基斯坦和加薩並不等同。不同的背景決定了國家對恐怖攻擊的反應。2016年和2019年不同情況下，面對跨國恐怖事件，印度選擇對巴基斯坦境內明確目標進行軍事報復。但印度的經驗有力地提醒我們，將恐怖主義視為一個需要軍事反應的純粹軍事問題來處理是有限制的。當以色列夷平加薩部分地區，為未來播下仇恨的種子時，考慮不以更大的暴力回應恐怖主義暴力的好處是有啟發性的。

神話作家約瑟夫·坎貝爾講述了一個日本民間故事，講述了一個武士為被殺的主人報仇的故事。在追捕殺害他主人的兇手後，武士正準備斬首他，這時刺客向他臉上吐口水。武士立刻收刀入鞘，轉身離去。他的主人教導他永遠不要出於盲目的憤怒而行動；報應應保持客觀、公正的距離。坎貝爾的故事闡明了對恐怖的一種可能的反應：克制。

克制似乎是印度可以選擇的最不壞的選擇

2008年孟買恐怖攻擊事件後，印度認為軍事打擊不太可能解決源自巴基斯坦的跨國恐怖主義問題；這將轉移國際社會對印度恐怖受害者的同情，顯示這件事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爭吵，兩國在這場爭吵中是平等的。這將為恐怖分子及其贊助者帶來他們所希望的攻擊結果：憤怒、分裂的印度，甚至可能引發戰爭。

克制似乎是印度可以選擇的最不壞的選擇。這是有代價的：巴基斯坦軍隊和反印度激進組織虔誠軍領導層中的許多支持這次襲擊的高層都逃脫了報復，該組織對暴力事件負有責任。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並不是一個和平主義國家，在其他情況下它也曾以武力回應恐怖主義暴力。當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分子於2016年襲擊烏裡的印度軍營和2019年襲擊萊索波拉的一支安全車隊時，印度選擇越線進行軍事報復，打擊恐怖分子的發射台和基地。這兩種報復行動對於鎮壓跨國恐怖主義或消滅其煽動者和領導人都沒有產生巨大作用。

在孟買發生恐怖暴行後，印度選擇了克制，而不是報復。

恐怖主義暴力的目標往往是讓一個更強大的國家失去平衡並煽動流血。歷史提供了恐怖分子成功誘使強國陷入戰略錯誤的警示例子。奧匈帝國對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謀殺的反應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哈布斯堡帝國的終結。911攻擊後，美國選擇發動一場無法取勝的全球反恐戰爭，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並陷入困境；有人可能會說，這兩個國家和更廣泛的地區最終的狀況都比開始時更糟。反恐戰爭催生了「伊斯蘭國」等更具殺傷力的恐怖組織，高昂的平民死亡人數和美軍的暴行損害了美國的聲譽。

兩個錯誤並不能構成一個正確

政府決定如何應對恐怖主義往往會因國內政治因素和公眾的報復慾望而變得複雜。以其實力或民族主義資歷而自豪的領導人往往會拿起錘子。但兩個錯誤並不能構成一個正確，歷史不會眷顧那些屈服於情感並依賴軍事手段對抗恐怖威脅的人。以色列在加薩針對平民的行動以及約旦河西岸持續發生的暴力事件已經失去了全世界的同情。與針對這一具體情況而設計的軍事、秘密和政治措施的結合相比，「強硬」的、純粹的軍事反應不太可能實現以色列消滅哈馬斯的目標。從經驗來看，大多數針對恐怖攻擊的大規模軍事反應都導致了長期戰爭、意想不到的後果以及恐怖威脅的淨增加。2009年，斯里蘭卡政府消滅了泰米爾猛虎組織的軍事力量，這常被視為成功使用武力打擊恐怖組織的例子。但這表面上的勝利導致數十萬人流離失所，未能解決種族緊張局勢，並扭曲了該國的民主進程——這些問題至今仍然存在。

過度反應會產生恐怖分子所尋求的宣傳氧氣

軍事上的過度反應會產生恐怖分子所尋求的宣傳氧氣。它有助於宣傳恐怖組織聲稱代表弱勢群體。事實上，哈馬斯發動 10 月 7 日襲擊的動機之一很可能是為了製造一種局面，使大多數以前不支持哈馬斯的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的懲罰性行動而投入其懷抱。

恐怖主義的動機和目標都是政治性的，因此必須以政治性的方式加以處理。嚴格的暴力反應符合以色列數十年來對恐怖活動的反應：一種被稱為「除草」的策略，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指的是定期進行懲罰性行動，旨在鎮壓但不能根除恐怖活動。該短語的作者之一、以色列學者和軍事戰略家埃坦·沙米爾 (Eitan Shamir) 現在宣稱這種策略是不夠的。他認為，以色列的威懾已經失敗，只有將哈馬斯從加薩連根拔起，該國才能生存。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在不給加薩平民帶來可怕的傷亡和痛苦的情況下實現這一目標。無視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和他們建國的願望正是造成該地區目前令人遺憾的局面的原因。以色列的轟炸、飛彈攻擊和坦克射擊最有可能將加薩人推向哈馬斯和其他武裝組織。

單靠鎮壓並不能消除恐怖主義威脅

哈馬斯的攻擊不僅對以色列構成政治挑戰。現在，西方可以合理地指責其在對待外國佔領和襲擊烏克蘭和巴勒斯坦平民的態度上採取雙重標準和虛偽態度。對許多南方國家和一些北方國家來說，西方列強拒絕敦促停火或解決以色列對平民的攻擊問題，是對西方公開承諾的戰爭法和人道主義考量的嘲弄。

以色列自身的經驗證明，單靠鎮壓並不能消除恐怖主義威脅。

只有透過政治手段應對恐怖主義——將恐怖分子與他們聲稱代表的民眾隔離開來，並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才能找到真正消除哈馬斯當前拒絕主義和虛無主義形式的前進道路。以色列自身的經驗證明，單靠鎮壓並不能消除恐怖主義威脅。有控制地使用武力對於給予政治發揮空間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如果和平是最終目標，那麼克制就可以打開溝通和談判的空間。對恐怖主義的純粹軍事反應削弱了那些以和平為真正目標的人。

針對恐怖主義沒有完美的公式化應對措施

當然，當恐怖分子得到一個或多個國家的支持時，計算就更加複雜。在這種情況下，針對非國家行為者的大規模武力的效用本來就有限，而國家保護使他們有罪不罰，這使得他們更加雪上加霜。政府必須對恐怖活動的國家支持者做出有效的軍事和政治反應。印度在因應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總體而言，它透過結合軍事、政治、社會和印度國內外的其他手段來遏制了問題。

當然，所有這些都不能保證任何國家完全免受恐怖攻擊。經驗表明，針對恐怖主義沒有完美的公式化應對措施，只有不那麼痛苦和更有成效的應對措施。許多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樣相信，他們的受害者身分證明了極端和不人道的措施是正當的，而世界其他國家則感到被迫選擇立場。那些透過政治手段尋求和平結果的人的聲音似乎被那些呼籲復仇、懲罰和濫用武​​力的人淹沒了。但如果要吸取一個教訓的話，那就是政府需要了解鎮壓和武力的限制。單獨選擇只會導致更大的悲劇。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週三（11月15日）同意恢復兩國軍事高層溝通，包括重啟兩軍戰區指揮官通話。

中國官方表示，兩國元首是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同意恢復兩軍溝通。美國五角大廈週三對恢復與中國軍事高層溝通的決定表示歡迎，並表示拜登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之間的協議是避免意外衝突的關鍵。

美中軍事溝通在一年多前被北京中斷，當時北京聲稱美國必須為美國國會時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承擔嚴重後果。

五角大廈發言人表示：「美中兩軍之間保持開放的溝通管道，對於避免可能導致危機或衝突的誤解和誤判至關重要。」

拜登與習近平15日在舊金山郊區進行了約4個小時的會面，討論讓美中關係陷入緊張的議題，並同意致力於更密切的溝通。

根據白宮及中國官方公佈元首會晤的會議內容，美中同意重啟軍事高層溝通，以及美中國防部工作會晤、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並進行兩軍戰區領導通話。

白宮表示，兩位領導人就關鍵的區域和全球挑戰交換意見。拜登總統強調美國支持一個自由、開放、互聯、繁榮、安全和有彈性的印太地區，「總統重申美國捍衛印度-太平洋盟友的堅定承諾，強調美國對航行和飛越自由、遵守國際法、維護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和平與穩定，以及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的持久承諾」。

拜登說：「我們在直接的基礎上，回到直接、開放、明確的直接溝通」。他並補充，誤判可能導致與任何主要國家發生真正的麻煩。

一位美國高級官員表示，拜登提出“非常明確的要求”，要求兩國將軍事對話制度化，而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將在中國任命新的國防部長後與其會面。

10 月 7 日，哈馬斯武裝分子在一場史無前例、高度協調的襲擊中，「1400 名」——後來修改為 1200 名以色列人——被殺 ，  200 多人被扣為人質。雖然根據國際法，以佔領軍士兵為目標被認為是公平的遊戲，但以任何年齡的平民為目標的行為則被視為戰爭罪和 反人類罪 。  話雖如此，如果我不強調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的失職：接受以色列國家廣播電台和《國土報》採訪的一些以色列倖存者與大規模處決的官方敘述的某些方面相 矛盾 。他們分享了目擊者的敘述，證實一些以色列地面指揮官已下令透過砲擊房屋來消滅哈馬斯武裝人員及其人質。阿布卡·阿爾曼(Abukar Arman)發表在最新一期《地緣政治》(The Geopolitics) 的<猶太復國主義棺材裡的黃釘子>( A Yellow Nail in the Zionism Coffin)說得好，「我們忘了，生命是一份珍貴的禮物。而在眾生之中，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沒有和平，這項寶貴的禮物就無法維持。和平基於四種價值：真理、正義、同情心和同理心。由於種族、信仰、政治或剝削而過度剝奪或選擇性地應用這些價值觀會導致憤世嫉俗並最終導致暴力抵抗。歷史充滿了難忘的經歷和未吸取的教訓。」阿布卡·阿曼 (Abukar Arman) 是索馬利亞政治分析家、作家和前駐美國特使。阿曼也是一位發表廣泛著作的外交政策專家，撰寫了大量有關索馬利亞和國際政治事務的文章。

「人類動物」的種族滅絕

與瘋狂的宣傳相反，並沒有發現 40 名被斬首的兒童。問問美國總統，他在全世界面前羞辱自己，做出如此捏造的斷言，但不久後又撤回了。還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即 1400 名遇難者大多是音樂派對上的無辜平民和家中的其他人。感謝政治反對派團體、媒體和人權團體向以色列政府施壓，要求其透露死者姓名，現在我們知道超過三分之二是 以色列士兵，而不是平民。其中 10 名是 15 歲至 4 歲之間的兒童。

內塔尼亞胡自10月8日以來所表現出的虐待狂脾氣既不是新鮮事，也不是孤例。這是 1948 年開始的系統性種族滅絕的最後階段。與有記錄的歷史上的任何暴力行為不同，以色列將加薩變成了「滅絕營」 ，加薩的醫院變成了兒童屠宰場，裡面 播放 著遭受嚴重創傷的兒童遭受痛苦的鏡頭。以色列非法使用白磷造成的嚴重燒傷實時浮現。

“不要饒恕他們；不要饒恕他們；不要饒恕他們。”

10月28日，當以色列發動「第二階段」或地面入侵時，總理班傑明·內塔尼亞胡宣布對全體加薩人民發動宗教種族滅絕戰爭。內塔尼亞胡引用聖經經文向猶太定居者狂熱分子、拜登的新保守派和右翼基督教福音派人士證明他的種族滅絕意圖是正當的，他斷言：「我們的聖經​​說，你們必須記住亞瑪力人對你們所做的一切。我們確實記得。” 這是指《舊約》中對 亞瑪力人種族滅絕的敘述：“不要饒恕他們；不要饒恕他們；不要饒恕他們。” 殺了男人和女人、兒童和嬰兒、牛和羊、駱駝和驢。” 這是內塔尼亞胡公開表達的意圖嗎？絕對沒錯。你可以稱之為有罪不罰的好戰。

以色列有著長達七十多年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前科。如今，這種種族滅絕的意識形態得到了極端主義拉比的公開支持，例如 亞龍·魯文拉比 ，他引用《妥拉》中的經文，聲稱“上帝命令（以色列人）殺害兒童” 。迄今為止，以色列已殺害了 12,000多名平民；超過4000名兒童。

「我們正在與人類動物作鬥爭­」

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用自己的話說：「我已下令全面圍困加薩走廊。沒有電，沒有食物，沒有燃料，一切都關閉了……我們正在與人類動物作鬥爭 ，我們正在採取相應的行動。” 由於以色列在過去16年裡一直利用 飢餓作為戰爭武器，這項最新命令意味著將這種戰爭罪行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這就是我們所目睹的。以色列一直將救護車、急救人員和關鍵民用基礎設施（包括加薩的 25 家醫院）作為攻擊目標。誰能忘記對阿赫利醫院造成500人死亡的飛彈攻擊。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稱，在美國保證絕對有罪不罰的情況下，以色列繼續肆意轟炸電網、供水系統、學校、麵包店、清真寺，並殺害「 40名記者」。那些他們沒能殺死的人，他們就暗殺他們的家人。

半島電視台記者瓦爾·達杜赫的家人——他的妻子、兒子、女兒和孫子——被殺後，他主持了為他們舉行的葬禮祈禱。儘管擦乾眼淚，他仍繼續履行報道他人苦難的職責。「我覺得，儘管疼痛和傷口未癒合，但我有責任回到鏡頭前，盡快在社群媒體上與大家交流，」達赫杜說 。

猶太復國主義者引入了種族至上和新宗教民族主義

就在一年前，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的攻擊。切斷「兒童、老人、病人的暖氣、水、電」是一種「野蠻」的戰爭罪。但當談到以色列長達數十年的種族滅絕戰爭罪和反人類罪時，言論被軟化，規則被扭曲，而有罪不罰現象因將以色列描繪成受害者而得到加強。幾十年來，關於受害者的說法或看法管理的話題沒有改變：以色列有權保衛自己。

猶太復國主義者引入了種族至上和新宗教民族主義，其核心目標是透過對原住民巴勒斯坦人的系統性種族滅絕，在「無人之地」建立猶太國家。這些巴勒斯坦人與巴勒斯坦猶太社區和睦相處，其中許多人是 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反猶太復國主義意味著反對以色列政權的種族滅絕政策。猶太復國主義者雖然與宗教關係不大，但卻聲稱上帝賜給他們聖地，因為他們是祂的選民。  

最近洩漏的一份文件證實了以色列 將加薩人驅逐到埃及的計畫。以色列政府認為該路線圖只是其情報部提出的「概念文件」。但世界目睹了對加薩的無情野蠻襲擊，證實以色列在其係統性種族滅絕的舊火車頭上安裝了渦輪發動機。這標誌著繼 1948 年和 1967 年後第三次驅逐巴勒斯坦人。

最戲劇性的受害者和道德勒索的戲劇

 以色列大使和他的團隊在安理會戴著黃色大衛之星，這可能是聯合國有史以來上演的最戲劇性的受害者和道德勒索的戲劇 。大使聲稱，他和他的團隊將繼續佩戴它們，以羞辱 聯合國秘書長，聯合國秘書長 說過任何有道德勇氣的知情領導人都會說的話：哈馬斯的襲擊「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那麼，大使為何反應過度？因為這樣的聲明有可能鼓勵其他人尋求哈馬斯所奮鬥的關鍵背景和事業。    

諾曼芬克爾斯坦教授  的父母是大屠殺倖存者，他這樣評價這場外交鬧劇：「現在，這些高級邪惡的劊子手走進聯合國，而他們所屬的政府正在實施大規模滅絕，他們假裝原始的處女純真。他們將自己與我父母各自的家庭歸為同一類，這​​是對納粹大屠殺的一種令人厭惡的怪誕嘲諷。”

芬克爾斯坦一直批評猶太復國主義的道德虛偽，猶太復國主義拒絕將納粹主義下猶太人遭受的種族滅絕與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其他種族滅絕進行比較，以免公正或有良知的人可能將巴勒斯坦人民一直在經歷的系統性種族滅絕相提並論。超過 75 年。「不要比較」是道德勒索者的口頭禪，」芬克爾斯坦在他的著作《大屠殺工業》中寫道，該書揭露了猶太復國主義對西方的強大束縛。

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場不敬虔的運動

與一些美國政客、說客和被誤導的活動人士公開宣稱的相反，反猶太復國主義不是反猶太主義，猶太復國主義的死亡並不意味著猶太人的死亡。猶太人民在猶太復國主義之前就已經存在，並且在種族滅絕意識形態被埋葬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仍將繼續存在。

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場不敬虔的運動，旨在淨化一個民族以適應另一個民族。它是一個開放的會員精英政治俱樂部，旨在將猶太人的例外政策制度化，並透過虛假訊息妖魔化巴勒斯坦人。它是一個多民族、多種族、多信仰、多利益、多國家的「目的不擇手段」的網路系統。正如 10 月 7 日以來全世界所見證的那樣，這是一張通往人類靈魂黑暗面的頭等艙門票。

正如美國開國元勳們幾個世紀前所接受的那樣，權力必須受到控制。因為不受控制的權力是所有毒品中最容易上癮、甚至最致命的。它具有虐待狂的迷幻效果，使受其影響的人聽到像音樂一樣的血腥味，聞到像香水一樣的酷刑。他們一直保持著這種心態，直到達到妄想的涅槃——不受懲罰是一種永恆的例外論，也是只有他們應得的永久特權。

他們正在將最後一顆黃釘釘進猶太復國主義的棺材裡

儘管這是一場史詩般的壓迫，在《妥拉》、《聖經》和《古蘭經》中都有詳細記載，但否認法老奴役下的猶太人所遭受的種族滅絕並不會讓人被污衊為反猶太主義者，也不會讓人被指責。在否認大屠殺是非法的國家，也不會受到譴責，也不會失去工作，也不會受到法律起訴。但是，儘管聽起來很諷刺，但公開否認大屠殺可能會使人們遭受上述全部或大部分情況的影響。

透過假訊息、脅迫和誘惑，人們被趕入奧威爾式盲目的沙文主義：任何必要的邪惡都以以色列為先。但他們忘了，也有人堅持這種普世價值：對他人沒有同情心的人不值得有同情心，對他人沒有同情心的人也不值得擁有同情心。  

世界各地由所有信仰、種族、意識形態和國籍的「這不公平」世代領導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他們正在將最後一顆黃釘釘進猶太復國主義的棺材裡。

在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即將於星期三(11月15日)在舊金山亞太經合會峰會期間會晤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前夕，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資深成員、共和黨參議員吉姆·里希(Jim Risch)聯合20餘名共和黨參議員發表聲明，呼籲拜習會「應當帶來可交付成果，而不是更多讓步」。這些共和黨人稱，不能向習近平拋出任何經濟救生索。他們也督促拜登總統在美國的台灣政策問題上寸步不讓。

這些共和黨參議員在聲明強調：「至為重要的是，拜登及其行政當局在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方面不能有一寸的讓步......沒有什麼議題比確保台灣擁有其遏制中國侵略所需要的能力與訓練更為迫切了。這關乎至關重要的美國國家與經濟安全利益和整個印太地區的未來。」

聲明指出：「拜登總統計劃與習近平舉行的會晤是一個明確的信息，表明本屆行政當局將尋求把與中國的經濟重啟置於鞏固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至上。行政當局相信一個紮實的​​經濟關係將使整體的美中關係穩定下來，這是大錯而特錯，而且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希望我們相信的。”

聲明說：「與中國沒有所謂『健康的』經濟競爭。在中國幾十年的猖獗知識產權盜竊、大規模補貼關鍵產業和脅迫性地對待美國和國際公司之後，任何人隨便觀察就應當看清這樣的現實。」

聲明認為：「在習近平把經濟搞得一團糟之後，美國不應當把任何形式的經濟救生索拋給他......中國希望的不僅是傷害美國國家安全，而且也破壞我們的經濟繁榮。對中共來說，這沒有區別。拜登行政當局卻另有信念，這顯示它認為我們仍然能夠改變中國——這種信念是與現實脫節的。」

這些共和黨參議員也批評拜登總統在中國沒有釋放被不當拘留的美國人以及沒有做出任何有關芬太尼的承諾的情況下就同意會晤習近平。聲明提到了目前被中國關押的美國公民馬克‧斯威丹(Mark Swidan)、林大為(David Lin)和李凱(Kai Li)。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三（11月15日）將在舊金山以南歷史悠久的費羅麗莊園舉行，會談將持續四小時熟悉會晤安排人士指出，雙方將就雙邊和全球議題進行大約四個小時的深入對話。

此次高峰會是在舊金山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間隙舉行的。

費羅麗莊園是一座面積將近265公頃的自然風光秀麗的公園，喬治式復興風格的建築以及多個英國文藝復興式花園、佔地2.8公頃的果園、以及一條長達1.6公里的小徑。

習近平與拜登預計將在他們舉行會晤前於星期二抵達舊金山地區，而他們星期三的會晤包括工作午餐、共同在莊園散步，以及只有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和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參加的小型會談。

中方官員曾向美方提出要求，希望將雙邊峰會安排在與本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不同的地點，且希望會談的時間要超出兩人去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出席二十國集團（ G20）高峰會間隙舉行的歷時三小時的雙邊高峰會。

對中國採取更強硬態度的必要性是華盛頓兩黨一致同意的唯一問題之一。最近，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中國經濟急劇放緩引發了新的爭論。儘管早就有跡象表明中國正在進入成長放緩時代，但華盛頓並沒有預料到這種放緩的程度，兩黨和政策界都在忙著決定如何解釋它、為什麼會發生以及如何應對。去做吧。丹尼爾·羅森和羅根·賴特 Daniel Rosen and Logan Wright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美國應如何因應中國經濟放緩>( How America Should React to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奉勸說：「責備北京並幫忙收拾殘局——但不要幸災樂禍。­」(Blame Beijing and Help Clean Up Its Mess—but Don’t Gloat)

2023年中國實際經濟成長可能低於2%

幾十年來，中國經濟表現似乎不受商業週期和世界其他地區成長限制的影響，但其變化無疑是深遠的。從1980年到2019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平均是美國的三倍。但自 2021 年以來，這種優異表現已經放緩。根據中國官方數據，2022年其成長率僅略高於美國，為3%至2.1%。然而，這些數字值得懷疑：COVID-19 限制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以及房地產行業的深度收縮，這意味著 2022 年中國的實際經濟成長幾乎肯定為負。今年，家庭消費成長中國經濟受到限制，投資持平，政府支出受到償債成本的限制，淨出口也出現萎縮。2023年中國實際經濟成長可能低於2%，遠低於官方公佈的前三季5.2%的成長速度。據無黨派國會預算辦公室稱，中期會計預測顯示，從中期開始，中國經濟成長將處於 3% 的範圍內，而美國預計將實現 2% 左右的平均成長率。由於資本持續外流，中國的匯率可能會貶值，進一步降低中國以美元計算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由於目前美國經濟規模比中國約10兆美元，未來二十年美國對全球成長的貢獻可能會超過中國。

美國在小院子周圍築起高高的圍欄

過去十年，華盛頓和北京在不公平貿易、竊取智慧財產權、新冠肺炎 (COVID- 19)疫情以及中國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等問題上的敵意不斷加劇。因此，華盛頓領導人開始詢問如何利用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為美國謀取利益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8月份， 國會證詞主張美國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採取謹慎的應對措施，美國前印太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蘭德爾·施賴弗(Randall Schriver)加入了華盛頓的行列，猜測如何“踢掉他們」。[中國領導層] 當他們情緒低落時，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根據他們現在的經歷向他們施加壓力。”

拜登政府堅稱，雖然對美中貿易的某些方面實施了限制，但其目的只是在小院子周圍築起高高的圍欄，任何經濟脫鉤都將僅限於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但不僅在中國，而且在美國的盟友和合作夥伴中，對有限限制承諾的信心也很脆弱。如果華盛頓超越對華高科技貿易和投資的有限控制，不加區別地禁止更廣泛類別的金融、貿易和技術流動，那麼北京將成為其本土經濟問題的理想替罪羊。它還將強化北京方面的說法，即華盛頓一意孤行地限制中國的崛起​​，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的“復興”，從而增加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華盛頓不應主動宣布不必要的脫鉤政策，為中國的經濟不景氣承擔責任，而應淡化自己的角色，表明它對中國目前的停滯不前有責任。美國領導人不應在中國衰落時對其進行攻擊，而應讓北京對其政策的可預見後果負責，並真誠地努力為中國領導人提供經濟建議和合作機會。

中國經濟放緩是十年來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過度投資的結果

對中國經濟走向及其放緩原因的普遍理解對於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來說非常重要。市場自由主義的優點——在冷戰結束時幾乎受到普遍讚賞——受到了中國專制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功挑戰，特別是自2008-10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在過去十年中經歷了快速成長，北京模式的最終成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它已經動搖了，華盛頓不受到指責就具有戰略意義。

推動中國「復興」的政治嘗試導致了對經濟成長的過度追求，其基礎不可持續。中國經濟放緩是十年來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過度投資的結果，而這些投資的資金來源是家庭和地方政府實體的債務。為了維持官方財政審慎的形象，北京限制地方發行債務的能力。但為了同時實現世界領先的GDP成長，當局讓名義上的私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進行借貸，從而將負債排除在國家帳簿之外。經過多年不可持續的房地產繁榮和地方債務不斷增加，這些實體無法履行其義務。成長引擎已成為困境引擎。

在美國阻止投資流動之前，中國一切進展順利

歷史學家會爭論這種成長模式是多麼不謹慎，但他們不應該因為這樣一種錯誤觀念而分心：在美國阻止投資流動之前，中國一切進展順利。事實上，自2021年以來，企業對華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流量一直在放緩，因為對市場狀況的擔憂，而不是美國的定向投資限制。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2023年第三季度，外國直接投資自198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負值。中國經濟放緩的主要驅動力是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泡沫的終結，而這純粹是國內現象。由於缺乏必要的改革，市場機會正在枯竭，中國私人企業投資正在下降；因此，世界其他地區（包括美國）的投資報酬率現在高於中國。

華盛頓必須努力讓世界相信，中國當前的經濟挑戰是其自身造成的，是國家幹預過度和市場化不足的產物，而不是無意中宣揚美國對此負有責任的觀念。中國領導人也需要明白這一點：14億人民的繁榮取決於它。此外，考慮引入中國發展模式某些要素的南半球國家迫切需要認識到中國經濟放緩的原因以及效仿其榜樣會產生什麼後果。

中國的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 62%，沒什麼好怕的？

美國不再面臨來自中國的成長挑戰，中國的經濟規模目前約為美國的 62%。中美全球經濟份額的邊際調整在兩國競爭的任何安全、貿易或創新相關領域都不會產生重大影響。隨著國家資源的減少，中國領導階層將需要做出自己的艱難選擇，決定未來支持哪些戰略重點。北京最終可能會向華盛頓讓步。

在大多數面向消費者的企業和證券投資領域，阻止與北京的經濟和金融交易對美國幾乎沒有好處。無端限制與中國在低風險領域的貿易，華盛頓只會製造與其盟友和夥伴的緊張關係。歐盟、日本和其他結盟國家並不像美國那樣看待來自中國的經濟和安全威脅，美國不必要的限制立場將使它們的關係變得緊張。政治資本是有限的，華盛頓應該將其投資於加強這些夥伴關係的方式。如果不採取一致的限制措施，其他國家只會向中國提供其所需的、以前從美國獲得的產品和技術。

北京正在努力影響南半球國家

北京正在努力影響的國家——特別是南半球國家，其中許多國家近年來從中國獲得了貸款和專案融資——將密切關注華盛頓的舉動。這些國家仍然對北京的經濟模式心存矛盾，並且已經在努力管理欠中國債權人的債務。只要北京將其經濟痛苦歸咎於美國及其盟友，指出與北京結盟的潛在成本及其經濟模式所能提供的有限援助就不會有效。如果美國明確表示責任在其他地方，同時向負債累累的經濟體提供財政援助，這將與北京在債務談判中持續的頑固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華盛頓面臨雙重挑戰。首先，它必須決定如何談論中國經濟放緩，並明確指出問題在於北京。其次，華盛頓必須做好準備，減輕中國經濟衰退對美國經濟以及脆弱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負面影響。只有在採取這些重要步驟之後，美國領導人才應該考慮是否有負責任的方式從中國的經濟壓力中獲利。

中心訊息應該是透明度的重要性

華盛頓必須制定應對中國經濟放緩的議程。一個中心訊息應該是透明度的重要性。不強調經濟數據的準確透明和商業資訊的自由流動是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美國官員必須在與中國同行的私下磋商以及公開磋商中（包括本週在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喬·拜登都將出席）闡明透明度。在七國集團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會議上，華盛頓也應分析中國經濟放緩的原因、程度和溢出影響。這可以促進這些組織向中國和其他受影響國家提供援助的努力。同樣，美國官員應該向多邊組織——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的領導人提出他們的分析，這些組織在經濟辯論中發出強烈的聲音，但迄今為止不得不公開接受中國對穩定成長的保證。

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機會減少，為華盛頓提供了一個機會

華盛頓在處理中國目前面臨的結構性經濟問題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在國內，它應對了 20 世紀 70 年代的滯脹、1980 年代的儲蓄和貸款危機、21 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房地產泡沫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無數其他痛苦但必要的問題。調整。華盛頓也與其他主要經濟體進行建設性合作，以管理全球蔓延的風險，例如在 1990 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和 1980 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中就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華盛頓應該向中國明確表示，它對經濟放緩並不感到高興，並隨時準備提供技術專業知識。儘管北京很可能會拒絕這樣的提議，但這不應該被假定，而且無論如何，對於其他國家來說，看到這項提議的提出將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最後，成長乏力已經削弱了中國曾經慷慨的國際發展支出。現在看來，北京收到的還款資金可能多於匯往國外的資金。中國經濟放緩也意味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機會減少。這為華盛頓提供了一個機會——多年來一直在討論更好的發展援助計劃以與北京相匹配——以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或許，美國貿易、投資和避免債務陷阱的經驗相結合，甚至足以讓華盛頓接管因中國經濟放緩和不願延長債務減免而面臨違約風險的半建「一帶一路」計畫。

北京將繼續辯稱美國擔心中國的崛起

不管華盛頓發出什麼訊息，北京將繼續辯稱美國擔心中國的崛起​​，並且只專注於限制中國的經濟成就以達到遏制的目的。但如果華盛頓能夠避免為北京的經濟不景氣承擔責任，並促進對其根源的更深入理解，那麼中國的論點在歐洲、中東和東南亞就會不那麼引人注目，其戰略和外交選擇也會更加有限。此外，如果中國當局在經濟政策上的失誤持續下去，美國的論點只會變得更有說服力。控制有關中國經濟放緩的全球敘事可能不會改變北京的行為，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主要依賴經濟擴張記錄）將會減弱。

自2022 年 2 月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改變了自己講述的有關這場戰爭的故事。一開始，俄羅斯總統普丁向俄羅斯公眾和世界解釋說，他認為入侵烏克蘭是合理的，因為有必要「去納粹化」該國。普丁聲稱，納粹軍政府在基輔奪取了政權，並正在恐嚇人民，特別是那些說俄語的人。普丁表示，為了拯救烏克蘭，俄羅斯軍隊再次被派去拯救世界免受納粹的侵害。米哈伊爾·齊加爾Mikhail Zygar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普丁關於烏克蘭戰爭的新故事>( Putin’s New Story About the War in Ukraine)分析，俄羅斯宣傳如何從「去納粹化」到對抗西方(How Russian Propaganda Went From “Denazification” to Fighting the West)

普丁試圖為一場考慮不周的戰爭辯護

但今天你不會聽到太多關於納粹的談話。在俄羅斯軍隊在戰爭初期遭受一系列失敗後，克里姆林宮迅速調整了宣傳。在俄羅斯軍隊佔領基輔失敗後，斷言莫斯科正在與烏克蘭納粹作戰已不再有幫助。被烏克蘭人擊敗對普丁的宣傳人員來說太丟臉了。因此，俄羅斯改變了它正在作戰的敵人：克里姆林宮開始說俄羅斯正在與北約甚至美國交戰。在這個故事中，烏克蘭戰爭是一場代理人戰爭，烏克蘭人掌握在「海外傀儡師」手中。對俄羅斯人來說，這是一個熟悉的故事，重新喚醒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冷戰思維。

隨著資訊的變化，受眾也發生了變化。普丁不再只對他的人民說話，試圖為一場考慮不周的戰爭辯護。如今，他正在與西方在發展中國家爭奪盟友，他對西方虛偽的指控在這些國家引起了共鳴。最近幾週，普丁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新資料：美國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在加薩走廊的戰爭。

非納粹化？普丁不會讓事實妨礙一個好故事

當普丁宣布消除烏克蘭納粹化的目標時，這並不是他和他的宣傳人員第一次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描述為法西斯分子。2014年，當一場民眾起義迫使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下台時，普丁及其支持者在俄羅斯電視台上聲稱基輔發生了由激進民族主義者發動的武裝政變。這是一個可笑的謊言：如果一個反憲法的軍政府奪取了權力，為什麼烏克蘭新政府會在2019年舉行民主選舉，而現任總統波羅申科如果是一個獨裁領導人，怎麼可能會失敗呢？如果基輔政府是由納粹組成的，為什麼它的總統是猶太人，弗拉基米爾·澤倫斯基？但普丁不會讓事實妨礙一個好故事。

2022 年，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個月，俄羅斯官員和新聞主播必須譴責烏克蘭「納粹」。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Vladimir Solovyov）是俄羅斯最令人憎惡的宣傳家之一，他建立了一個傳統：每天在他的Telegram 頻道中，他都會加上“去納粹化是不可避免的！” 作為俄軍每日報告中關於前線傷亡情況的最後一句話。

但很快就發現俄羅斯民眾不買單。 2022 年 6月16 日，在遠東省級小鎮達爾內戈爾斯克當局組織的一場支持戰爭的集會上，市長亞歷山大·捷列比洛夫試圖引用普京的話，但三度絆倒俄語中的「去納粹化」一詞。當人群爆發出笑聲時，他糾正了自己，但為時已晚：該影片在網路上瘋傳。憤怒的市長試圖將上傳影片的記者送去軍隊懲罰，但記者在被捕之前離開了這座城市。

俄羅斯民眾不相信普丁會拯救任何人

醜聞發生後，克里姆林宮進行了一項專門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俄羅斯人既不理解「去納粹化」一詞，也不相信它適用於烏克蘭。研究表明，後蘇聯社會即使不是憤世嫉俗，也是非常務實的。俄羅斯民眾不相信普丁會拯救任何人，包括烏克蘭人。宣傳人員很快就不再使用「去納粹化」這個詞。到 2022 年秋天，索洛維約夫不再發布他的每日口號。

莫斯科在戰爭初期的挫折讓俄羅斯宣傳人員相信，需要一個更強大、更可信的敵人來證明戰場損失的合理性。俄羅斯不再只與烏克蘭人作戰，而是將這場衝突重新定義為與北約和美國的代理人戰爭。俄羅斯也不再談論從法西斯手中拯救烏克蘭人。宣傳的語氣變得強硬：烏克蘭人現在是叛徒，因此應該受到懲罰，而不是同情。這個訊息建立在俄羅斯帝國歷史上的一個傳統神話之上，在這個神話中，烏克蘭人透過與俄羅斯的敵人密謀並爭取獨立而多次背叛俄羅斯 。2022年4月，現​​居莫斯科的前俄羅斯駐烏克蘭政治顧問季莫菲·謝爾蓋采夫發表文章，呼籲「去烏克蘭化」。在他看來，烏克蘭人的身分本身不應該再存在。

俄羅斯宣傳的主要目標不再是烏克蘭，而是西方

然而，俄羅斯宣傳的主要目標不再是烏克蘭，而是西方，這是俄羅斯公眾團結起來反對的更大對手。2022 年 7 月，曾被視為親西方和自由派的俄羅斯前總統兼總理梅德韋傑夫 (Dmitry Medvedev) 寫了一篇象徵新敘事的文章。他認為，普丁在烏克蘭的目標將會實現，但戰爭已經解決了另一個問題：俄羅斯再次受到認真對待——「就像以前的蘇聯一樣」。他將這種情況比喻為一個孩子麵臨鄰居霸凌。梅德韋傑夫寫道：“如果你畏縮並跑回家，你就不再是任何人，也不會被邀請到其他任何地方。” 「但如果你先發制人，那麼保住位置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這就是為什麼國家受到尊重和考慮如此重要。”

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因為梅德韋傑夫在列寧格勒的一個教授家庭長大，小時候很可能沒有與附近的任何人打架。但在同一座城市的卑微環境中長大的普丁確實做到了。他在童年時學到的黑幫價值觀——首先受到打擊或成為受害者——已經滲透到官方言論中，並在俄羅斯人中流行起來。這種對烏克蘭戰爭的新解釋也喚起了老一輩普遍存在的對蘇聯的懷舊情緒。

西方政客知道如何欺騙本國人民，但在俄羅斯沒有人會假裝

今天，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當局首次公開表示他們正在與美國作戰。但那時和現在有根本的差別。在蘇聯時期，俄羅斯的宣傳堅稱蘇聯正在為世界和平而戰，而美國人是戰爭販子。蘇聯宣傳人員聲稱他們的國家是公正和繁榮的，而西方則犯下種族隔離、種族主義和侵犯人權的罪行。如今，俄羅斯的宣傳完全不同了：沒有人假裝一方比另一方更好。

俄羅斯宣傳的核心現在是「Whataboutism」——透過指出對方所謂的惡意來回應任何批評——沒有人比電視頻道 RT 的主編 Margarita Simonyan 做得更好。她喜歡講述自己 16 歲時的故事，在新罕布夏州的一所學校作為交換生度過了一年，與一個美國家庭生活在一起。這段經歷讓她對美國產生了懷疑，並學會了不喜歡美國的價值觀，儘管她從未詳細說明在國外的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她產生這樣的想法。她可以在電視上花幾個小時來證明，不僅在俄羅斯沒有言論自由、公平選舉或公正的司法制度。她認為，這些民主價值和制度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在她看來，西方政客知道如何欺騙本國人民，但在俄羅斯沒有人會假裝。

普丁摧毀了美國對暴力的壟斷

今天，俄羅斯宣傳人員傳播的訊息是，任何超級大國都有權使用暴力。幾十年來，只有美國人才有機會發動戰爭並入侵其他國家。普丁的盟友問，為什麼這種權利不應該延伸到俄羅斯？如果美國可以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為什麼俄羅斯不能入侵烏克蘭？他們認為，這是作為超級大國的特權。

令人驚訝的是，關於烏克蘭的第二種宣傳比最初的宣傳更有說服力，這解釋了為什麼它仍然是今天的主導訊息。許多俄羅斯人更願意相信，不是俄羅斯襲擊了烏克蘭，而是美國挑起了衝突並將雙方拖入其中。

俄羅斯的「Whataboutism」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關注。對於西方以外的許多國家來說，烏克蘭戰爭並不是首要任務，認為這是一場反對美國霸權的鬥爭的想法為保持脫離接觸提供了額外的許可。對全球南方的許多人來說，普丁摧毀了美國對暴力的壟斷，這一事實使他即使不是英雄，也至少是個情境盟友。

在去年的巴西總統競選期間，兩位主要候選人——雅伊爾·博爾索納羅和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之間唯一的共同觀點也許就是對普京的讚賞。2022 年 2 月，隨著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邊境集結，博索納羅前往莫斯科並表示巴西與俄羅斯「團結一致」。盧拉在競選期間談到澤倫斯基時說：“這個人與普丁一樣對戰爭負有責任。” 在中國、印度、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甚至一些歐洲國家，人們都將普丁視為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和對抗美國影響力的鬥士。

多年來，普丁一直避免承擔全球反美主義的責任，因為他仍在尋求與西方達成交易。但他仍然與各種臭名昭著的反美主義者保持友好關係，例如委內瑞拉的烏戈·查韋斯和利比亞的穆阿邁爾·卡扎菲。如今，普丁急切地扮演著這個角色。普丁的高級顧問尼古拉·帕特魯舍夫 (Nikolai Patrushev) 在 9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稱西方人為「寄生蟲」。他認為，「以西方為中心的殖民世界秩序正在經歷最終的崩潰」。俄羅斯現在認為自己正在與美國「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思想和心靈之戰」。

現在俄羅斯宣傳的核心是「Whataboutism」

普丁本人也抓住了這個觀點。10月6日，他在莫斯科智庫瓦爾代論壇上發表了近四個小時的演講。普丁的演講重點不是烏克蘭本身，而是更廣泛的與西方的對抗。回顧歷史，他承諾「殖民統治的時代不會再回來」。同月在接受中國國家電視台採訪時，普丁又回到了這個主題。「殖民地國家總是說他們為殖民地帶來了啟蒙，他們是文明人，為其他人民帶來了文明的好處，而其他人民被認為是二等人，」他說。「今天的政治菁英，例如美國的政治菁英，都在談論它的排他性。這是這種殖民思想的延續。我們的方法完全不同。”

鑑於俄羅斯自身的殖民歷史，反殖民主義的訴求是豐富的。例如，早在西歐列強殖民非洲和亞洲之前，西伯利亞就已經被俄羅斯哥薩克殖民。然而，普丁寧願忽略這個令人難以忽視的事實，他認為所有俄羅斯領土始終自願加入「俄羅斯母親」。

人文主義者普丁?

中東的新危機加強了克里姆林宮的宣傳。10月7日是普丁71歲生日，中東戰爭的爆發從各方面來說對他來說都是一份禮物。一方面，烏克蘭的戰爭可能會從國際媒體的頭版上消失，與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相比，它看起來只是局部的，而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仍然有升級為地區戰爭的風險。另一方面，中東衝突為普丁展示其在反美陣營中的領導力提供了獨特的機會。他甚至不需要公開支持哈馬斯；他只需要抓住每一個機會重複美國人對一切負責的說法。

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後的頭幾天，俄羅斯宣傳機器改變了語氣。索洛維約夫是俄羅斯國家電視台俄羅斯第一台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他是猶太人。幾年前，他接受以色列媒體採訪時表示，如果以色列爆發戰爭，他將飛往該國保衛自己的歷史家園。今天，電視上可以聽到索洛維約夫譴責以色列的政策。與此同時，西蒙揚通常在《今日俄羅斯》上對有關俄羅斯轟炸烏克蘭平民受害者的信息做出尖刻的嘲笑，但現在他對加薩的類似事件做出了驚恐的反應。10 月17 日，加薩城的阿赫利阿拉伯醫院發生爆炸後，她在自己的Telegram 頻道上發表了自己的想法：「我甚至不知道該寫些什麼來描述一個仍然可以接受（並接受）的世界類似在加薩發生的處決。每一天，作為這個世界的當代人都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

普丁在加薩問題上的立場是憤世嫉俗的

長期以來，普丁本人對以色列十分尊重，並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關係密切。兩位領導人有著相似的世界觀和相似的政治手段：他們都不太關心民主。那就不再重要了。儘管普丁對內塔尼亞胡有個人感情，但他批評以色列對平民目標的空襲，並對加薩人民表示同情。

他10月13日表示：“在居民區使用重型設備是一件複雜的事情，會給各方帶來嚴重後果。最重要的是，平民傷亡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大約有兩百萬人。”

德國總理奧拉夫·肖爾茨稱普丁在加薩問題上的立場是憤世嫉俗的。但克里姆林宮對西方虛偽的指控在全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美中兩國11月10日正式宣布，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下週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行會晤。

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金沛雅(Patricia Kim)分析美中雙方進行密集溝通的原因。認為雙方都認識到，如果不穩定這個關係，沒有定期對話，沒有更好的溝通管道，「我們很有可能陷入一場軍事衝突，無論是在台灣海峽，還是在南中國海或東中國海。在這些地方，中國、美國及美國的合作夥伴都在彼此靠近的地方行動」。

金沛雅也表示，即使不出現戰爭這種極端的情況，如果美國和中國不能建立起一種有效的關係，事實是，許多全球挑戰將被忽視，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中東等地區危機。

北京認為美中關係的惡化是美國一手造成的，對兩國關係的發展以及對美國的意圖或政策的基本判斷，也沒有發生改變，習近平為什麼還是決定舉行這次會晤呢？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白明認為，北京主要是出於戰術方面的考慮，因為北京希望重點討論一些問題，並認為這是這樣做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第一個他們希望討論的關鍵議題就是即將到來的台灣大選。他們可能會特別敦促美國政府和拜登總統在台灣問題上發表一些公開評論，尤其是不支持台獨的語言。

第二個北京希望重點討論的是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限制。北京把這次會晤視為嘗試改變美國軌跡的機會，或至少找到阻止美國行動步伐的途徑。

第三個戰術考慮就是經濟方面的。白明說：「我們下週將看到中美企業和投資人之間進行一系列的高層接觸，試圖發出中國正在開門營業的信號，同時也試圖向全球商界發出信號，即中國是有吸引力的地方，這從這些公司蜂擁而至與習近平會面並共進晚餐就可以得到證明。」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納坦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週四（11月8日）排除了在加薩停火的可能性，稱軍隊表現「非常出色」。他並表示，以色列在與哈馬斯的戰爭後並不尋求征服、佔領或統治加薩，但如果有必要，將需要一支「可靠的部隊」進駐加薩，以防止再度出現武裝威脅。

納坦亞胡本週暗示以色列將無限期負責加薩安全，此舉遭到了以色列主要盟友美國的抵制。華盛頓表示，將反對以色列在戰後佔領加薩。

納坦亞胡週四接受美國福斯新聞台（Fox News）採訪時表示：「我們不尋求征服加薩，我們不尋求佔領加薩，我們也不尋求統治加薩。」納坦亞胡表示，加薩需要組建文職政府，但以色列將確保不會再發生類似10月7日的攻擊事件。

納坦亞胡說：“因此，我們必須擁有一支'可靠的部隊'，如有必要，將進入加薩並擊斃兇手，這將防止類似哈馬斯的實體再次崛起。” 10月7日，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在以色列南部社區肆虐，以色列稱這次襲擊造成1400人死亡，之後以色列對加薩地帶發動報復性攻擊，以消滅加薩的哈馬斯。據加薩的衛生官員稱，以色列對加薩的轟炸已造成10,8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隨著基本物資耗盡、傷患眾多使脆弱的醫療系統不堪重負，一場人道災難已經上演。

美國官員表示，在以色列佔領的西岸擁有有限自治權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應該在戰後重新管理加薩。哈馬斯在2007年從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領導下的武裝力量中，奪取了對加薩的控制。

包括阿巴斯在內的巴勒斯坦高級官員表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返回加薩的同時必須提出政治解決方案，終結以色列在1967年中東戰爭（六日戰爭, Six-Day War）中佔領的領土。

納坦亞胡說，戰後「我們必須看到加薩非軍事化、去激進化和進行重建」。

巴勒斯坦總理穆罕默德·什塔耶（Mohammad Shtayyeh）本週告訴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不會「靠以色列坦克」重返加薩。

聯合國巴勒斯坦領土問題特別報告員弗朗西斯卡·阿爾巴內塞（Francesca Albanese）批評以色列在加薩北部進行每天四小時的人道主義休戰的舉措。

阿爾巴內塞表示，「加薩地帶持續遭受轟炸，每周有6000枚炸彈炸毀這片狹小的土地，人們被困在其中，破壞相當巨大。」他說，「所以停火四個小時，讓人們喘息、記得了沒有轟炸聲的生活，然後再開始轟炸他們，這是非常憤世嫉俗和殘酷的行為。」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星期四（11月9日）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決定打破前例，恢復“終身制”，不僅給中國體制帶來挑戰，而且導致美中關係冷淡。

希拉蕊同時認為，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即將利用在舊金山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非正式領導人峰會的間隙舉行雙邊會晤，將是雙方重建互信的一個良好機會。

希拉蕊是在新加坡舉行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透過影片接受彭博社訪問時作上述表示的。

「習近平打破任期不超過兩任的限制，決定終身掌權，在他們的體制內製造了很多的挑戰，」希拉蕊說。「我認為一些高層官員被解職以及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讓我們看到這一切。」希拉蕊特別指出，習近平打破常規，堅持恢復終身制「也讓（美中）關係出現某種冷卻效應」。

鄧小平之後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蕭規曹隨，分別在擔任最高領導人兩個五年任期後卸任離職。但是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卻修改黨章和憲法，廢除了領導人的任期限制，為終身掌權鋪平了道路。

習近平是在去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謀得他的第三個五年任期的，先擔任新一屆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在今年3月續任中國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

「胡錦濤就是一位決定不要終身制的中國領導人，」希拉蕊在接受訪問時說。「所以中國政府就可以不斷延續，並且以這樣的方式來延續與美國的關係。」 「你如何與一個不肯承擔責任的人打交道呢？」希拉蕊問道。

不過希拉蕊認為即將於下週舉行的拜習會或將是一項正面的進展。「這當然是一次增加互信的機會，中國一段時間以來對美國企業態度真的冷淡，」希拉蕊說。「這次會晤將是一次試圖重啟關係，試圖打開某種局面的絕佳機會，但是隨後還需進行大量更多的溝通。」

自10月7日伊斯蘭組織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以後，大量的文章、分析和評論充斥市面。但是，沒有人能夠知道事情的全貌。如何突破戰爭的迷霧？掌握戰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如既往，是很困難的。而且，新形式的以巴以衝突還沒有清楚浮現出來。

情況目前仍以驚人的速度持續發展。對這場戰爭可能會升級的擔憂，仍然帶有現實的味道。中東的一個新的現實其實已經存在於某個地方，但其形態和架構會是如何呢？這將取決於這場戰爭在今年或恐怕到其後會如何展開而被定義下來。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有些人嘲笑當時的國防部長倫斯斐 （Donald Henry Rumsfeld）就「未知的未知」所發表的言論；但是，就像世界任何地方一樣，尤其是在中東，「未知的未知」或是「我們還不知道的事情，所不知道的事情」是存在的。而當那個「未知的未知」一旦出現時，就可能會帶來巨大的改變。在多變的中東，目前就有著如下五個新的現實：

一、

以色列公民支持以色列在加薩走廊擊敗哈馬斯和與哈馬斯結盟的伊斯蘭聖戰組織的軍事行動，這是肯定的。哈馬斯襲擊造成 1,400 多人死亡，約 240 名人質仍被扣押在加薩，令人震驚，這加劇了以色列的憤怒。

英國BBC的記者會見了以色列陸軍退休將軍諾姆·蒂邦 (Noam Tibon)，並進行了交談。 10月7日，當他得知哈馬斯襲擊了加薩邊境附近的一個基布茲（Kibbutz，農業社區）時，他和妻子開著自己的車趕往納哈爾奧茲（Nahal Oz）。他的兒子、媳婦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在家裡的避難所裡，聽到哈馬斯的戰鬥人員在他們家外面跑來跑去。蒂邦先生安全地救出了他的兒子、媳婦和孫子。

這位62歲的將軍雖然已經退役，但看起來身體還很健壯。他借用了一名被殺的以色列士兵的自動步槍和頭盔，在當天的混亂中，指揮了他所集合的一群士兵。他確保了基布茲的安全，除了拯救了自己家人之外，也拯救了其他許多人的生命。

蒂邦將軍是一位老式的軍人，他很率直的說了實話。「加薩將會遭遇很可怕的境地……沒有一個國家會接受他們鄰近的人屠殺嬰兒、婦女，總之，他們是殺了大量的人。就好像你們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粉碎了他們的敵人一般，我們也必須在加薩相同地去做，毫不留情地。”

BBC的記者問他對無辜的巴勒斯坦平民被殺有何看法。

他說：「不幸的是，這種情況也是會發生的。我們生活在一個艱難的地方，。必須生存下去，必須堅強。別無選擇。」

許多以色列人也是會同樣反應的。很遺憾的是，巴勒斯坦平民正在死亡，但他們是因為哈馬斯的行動而被殺害的。

二、

同樣很清楚的是，以色列對哈馬斯的襲擊導致了嚴重的流血事件。據哈馬斯控制的加薩地帶的衛生部稱，迄今已有 9,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殺。其中約65%是兒童和婦女。

目前尚不清楚在以色列的襲擊中，喪生的人中有多少是平民，以及有多少人是為哈馬斯或伊斯蘭聖戰組織而戰的’。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都不信任哈馬斯衛生部的數據。然而，在過去的衝突中，多個國際組織已證明巴勒斯坦方面所報告的傷亡數字是準確的。

一個很嚴峻的轉折點已到來。據聯合國稱，自俄羅斯21個月前發動全面入侵烏克蘭以後，烏克蘭已有約9,700名的平民喪生。

在巴勒斯坦被殺的一些人也有是哈馬斯的成員吧！但是假如說這一比例達到10%（而這種可能性不大），以色列在短短一個多月內所殺害的巴勒斯坦平民人數，在最近當中，也很快將到達與《俄羅斯在2022 年2 月開始在烏克蘭所殺害的人數》之水平。（聯合國稱，有關烏克蘭被殺的平民人數之數據並不完整，實際被殺的平民人數可能要高得多。同樣，在加薩，巴勒斯坦人也有很多人仍然被埋在廢墟之下，實際死亡的人數被認為應該要高得多）

聯合國的人權官員表示，以色列的空襲造成如此多的平民傷亡，這些攻擊是不平衡的、不成比例的，可能構成戰爭罪。

哈馬斯攻擊事件發生後不久，拜登總統支持了以色列使用武力消滅哈馬斯的判斷。但是，同時，他也提出了一個條件：「正確的做法」是必要的。換句話說，拜登要求以色列遵守交戰規則，也就是必須保護平民。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於11月3日抵達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在離開華盛頓之前，他說：「當我看到一個巴勒斯坦兒童，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被從倒塌建築物的廢墟下救出來時，我感覺自己的心窩被人挨了一拳。以色列的孩子也好，其他任何地方的其他孩子，都是一樣的。」

過去 30 年來以色列所進行的每一場戰爭，英國BBC 的記者都進行了採訪。記者不記得美國政府曾經如此公開地表示以色列必須遵守交戰規則。布林肯國務卿最近對以色列的訪問似乎是表明了以色列沒有聽從拜登的建議。

三、

還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以色列總理本傑明·納坦雅胡是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與以色列的治安當局和軍隊的負責人不同，總理對於《於10月7日沿著邊境的村莊基本上是無防備狀態》的這種不合情理的種種失敗與錯誤，都不承認任何個人的責任。

10月29日，總理在推特發文批評情報當局。這就在以色列引起軒然大波。總理隨後刪除了推特的發文並道歉。

10月31日，美國外交專業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發表了三名以色列人的文章。前和平談判代表、以色列國內情報機構辛貝特之前負責人以及資訊科技企業家都表示，納塔雅胡不應參與戰爭或其後的一切發展。總理本傑明·納坦雅胡擁有一些忠實的支持者，但他已經在以色列軍方和治安當局喪失了重要人物的信任。

為了拯救家人而奮戰到納哈爾奧茲的基布茲的蒂邦將軍將納塔雅胡與英國前首相張伯倫做了比較。 1940年，前首相張伯倫被迫辭職，而由溫斯頓邱吉爾接任。
「這是以色列國家歷史上最大的失敗，這是軍事上的失敗，這是情報機構的失敗，也是政府的失敗。統括者以及應該對一切負責的人，就是本傑明·納塔雅胡。總理是以色列歷史上最大失敗的責任人。”

四、

明顯的是，過去的情況已經被徹底破壞了。到目前為止的正常狀態雖然是不愉快而且是危險的，但它似乎在某種意義上也提供了嚴峻和熟悉的一定程度的穩定。
從上次巴勒斯坦的武裝衝突在2005年左右結束以後，兩國的關係已經形成一種模式，納坦雅胡認為他可以重複地永遠維持這種模式。這對於所有當事人來說，都是一種危險的幻想，無論是對巴勒斯坦人也好，或是對以色列人也好，都是如此。

換句話說，總理的主張是：巴勒斯坦人不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取而代之的是需要管理和去因應的問題。為了管理問題所要使用的工具就是糖果和鞭子。這就是古老的「分而治之」的戰術。

納塔雅胡於1996年至1999年擔任以色列總理，而自2009年以來，就幾乎經常擔任以色列的總理。在這期間，他經常持續主張以色列沒有和平的夥伴。
但是，有一個人或許能夠成為夥伴的，那就是哈馬斯最大的競爭對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自治政府有著嚴重的組織缺陷，許多支持者認為年邁的總統馬哈茂德·阿巴斯應該辭職。儘管如此，自治政府在1990年代接受了建立和以色列共存的巴勒斯坦國家之想法。

對納坦雅胡來說，「分而治之」是意味著：犧牲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而承認哈馬斯權力在加薩的擴大。

以色列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納坦雅胡一直對其公開的發言持謹慎態度，但他多年來的行動已經表明了一件事：他不希望巴勒斯坦人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一旦巴勒斯坦建國，以色列將放棄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約旦河西岸的土地。但是，以色列右派認為東耶路撒冷是屬於猶太人的。

納坦雅胡總理的言論經常會隨機洩漏。根據多方面的以色列消息人士所透露，2019年，他告訴執政的利庫德黨之議員說，假如要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的話，就應該支持向加薩投入（主要由卡達所提供）的資金。據說，總理告訴其執政黨成員，如果加薩走廊的哈馬斯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間的分歧加深的話，就不可能建立巴勒斯坦國家。

五、

此外，很明顯的是，在美國支持下的以色列不會接受承認哈馬斯繼續掌權。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肯定會發生更多的流血事件。到目前為止，什麼人或是誰將取代哈馬斯的這個大問題，仍然沒有解答。

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為了爭奪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的土地之控制權而發生的衝突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我們從其漫長而血腥的歷史中吸取了一個教訓。那就是，軍事是絕對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教訓。

1990年代的奧斯陸和平進程試圖透過建立一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並允許其與以色列共存，以便結束衝突。但一旦達成協議之後，談判多次都陷入中斷，大約十年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政府最後一次努力試圖恢復談判，但談判破裂。此後，巴以衝突就持續惡化。

正如拜登總統和許多其他人所說，避免進一步戰爭的唯一機會是在以色列旁邊建立巴勒斯坦國。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來說，在現任的領導階層之下，這是不可能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極端分子都試圖破壞這一個兩國共存的計劃，就像他們自1990 年以來所做的一般。有些人相信他們正在遵循上帝的旨意。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不可能說服他們去接受世俗的妥協。

但是，如果這場戰爭沒有產生足夠的影響來衝破根深蒂固的偏見的話，而且如果因為這場戰爭目前所帶來的衝擊也無法讓「兩國共存」的和平計劃復活的話，那麼一切都將是不可能的。這將沒有雙方都能接受以便結束衝突之方式，而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好幾個世代都只能反覆去戰爭。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週一（11月6日）重申，儘管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等全球挑戰並存，但美國仍將焦點放在印太地區。

布林肯在結束了與土耳其外交部長哈坎·菲丹（Hakan Fidan）兩個半小時的討論後說：「儘管我們高度關注加薩危機，但我們同樣參與印太地區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重要工作，以促進美國的利益。

布林肯週二抵達東京，參加七國集團（G7）外長會議和雙邊會談。布林肯表示，他計劃向七國集團的同行匯報最近的中東之行。

日本是今年七國集團的輪值主席國。在布林肯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和外務大臣上川陽子（Yoko Kamikawa）的雙邊會晤中，支持烏克蘭的經濟復甦和能源需求以及區域安全問題被納入議程。

岸田剛從馬尼拉和吉隆坡返回，在那裡他證實日本將促進與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雙邊國防和海上安全合作。週日，岸田文雄在與馬來西亞總理安華（Anwar Ibrahim）舉行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兩國已同意“加快調整”，以落實“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的贈款項目。日本已將四個亞太國家——孟加拉、斐濟、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認定為OSA的接受國。根據該計劃，日本根據這些國家的安全需求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材料、設備和援助。

文 / 阮仲容

哈馬斯發動令人髮指的襲擊以來的近四個星期里，以色列已經開始了一場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將在未來幾年內感受到。隨著以色列軍隊開始在地面上擊敗哈馬斯的更困難的階段，兩個主題變得尤為重要。首先，必須明白，這不僅僅是加薩的另一輪衝突。為了取得成功，以色列必須支援一場可能持續數月的規模和難度異常大的戰爭。Assaf Orion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以色列加薩幻想的終結>( The End of Israel’s Gaza Illusions)指出，這場戰爭不同於其他任何戰爭，必須從國內開始(This War Is Unlike Any Other—and Must Begin at Home)

以色列需要堅定、耐心和靈活地打一場戰

我們將不得不部署從長期戰爭範式中汲取的軍事戰略，同時開展多年反叛亂運動，同時利用外交、信息和經濟工具。在這項全面任務中，以色列軍隊可以從以前的戰役中學到很多東西，包括該國歷史上早期的一些戰役。但他們也需要堅定、耐心和靈活地打一場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於以色列以前打過的任何一場戰爭。

第二個見解是，哈馬斯敢死隊對至少1,200名以色列人的可怕屠殺標誌著以色列現有安全戰略的災難性崩潰。以色列情報和安全部隊及其在政府中的監督者的失敗怎麼強調都不為過。舊的威懾模式——假設哈馬斯可以通過防禦技術和偶爾在加薩進行的有限和優柔寡斷的威懾行動來遏制——已經死了。以色列國防機構將不得不在各個層面考慮大膽的新方法，以防止將來發生此類災難。再也不會了。

在這方面，以色列的政治和安全領導人需要承擔很多責任。儘管全部細節尚未揭曉，但鮮明的發現已經浮出水面。潛在的警告信號被忽視、駁回或淡化，被誤導的安全優先事項可能使攻擊更加致命。除了對出了什麼問題進行全面的戰後調查外，以色列公眾還將要求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全面說明他自己在這場災難中的作用。

多條戰線上威脅著以色列

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以色列能否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其對哈馬斯的艱難戰爭目標，以及它在衝突之後能多快地建立一個新的、有效的安全範式。 在加薩之外，以色列將需要解決更廣泛的威脅網路和由伊朗支持的武裝團體，這些團體現在在多條戰線上威脅著該國。這些威脅包括來自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和葉門的威脅，以及來自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口的威脅。

前指導以色列對加薩安全政策的威懾模式經過多年形成。以色列於2005年從加薩脫離接觸，哈馬斯於2007年強行控制加薩地帶后，以色列政府試圖遏制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依靠情報預警、強大的邊境防禦和偶爾使用武力來阻止進一步的侵略。2006年、2008年、2012年、2014年、2021年、2022年和2023年<>月的情況經常會升級為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在每一次行動中，很明顯哈馬斯正在獲得更強大更好的武器，包括帶有更大彈頭的遠端火箭，以及可能構成空中和海上威脅的無人機。

同樣明顯的是，哈馬斯正在建造一個龐大且日益複雜的地下隧道網路。在每次衝突中，哈馬斯都竭盡全力突破以色列的防禦，到達加薩邊境周圍的社區。但以色列的反火箭防禦系統也有所改善，其反隧道防禦系統也有所改善，哈馬斯的這些行動大多失敗了——在地面、地下、空中和海上。

推翻哈馬斯色列必須統治加薩來填補權力真空

儘管哈馬斯的能力不斷增強，但這些失敗使以色列相信其防禦戰略正在發揮作用：哈馬斯無法有效地打擊以色列人民;它因試圖進行此類襲擊而面臨重大報復，並可能因保持冷靜而獲得物質支援。以色列官員還得出結論，試圖徹底摧毀哈馬斯的部隊成本太高，並可能造成危險的新問題。西方官員普遍認同這一假設：他們擔心推翻哈馬斯將導致以色列必須通過直接統治加薩來填補權力真空——這是以色列長期以來一直迴避的前景。制與哈馬斯的衝突有助於內塔尼亞胡分裂巴勒斯坦人的目標。

因此，以色列政府與哈馬斯的衝突範圍有限，而且通常相當短。每次爆發持續數天至數周——2014年的衝突持續了近兩個月——通常以埃及調解並結合經濟措施的某種停火安排結束。這種有限衝突的概念，加上以色列默許哈馬斯在加薩的統治，也服務於內塔尼亞胡分裂巴勒斯坦體系的目標：通過允許哈馬斯保持對加薩地帶的控制，以色列可以削弱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並迴避與其進行政治對話。

哈馬斯繼續制定新的戰略來挑戰以色列

但這種方法也使哈馬斯在卡達的支援下獲得了將其軍隊轉變為一支能力強大的恐怖軍隊所需的資源。例如，儘管哈馬斯的火箭武器庫的威脅越來越大，但以色列選擇不強行破壞哈馬斯的武器計劃，除非在這些間歇性的、短暫的衝突期間。在此期間，哈馬斯繼續制定新的戰略來挑戰以色列，而不會越過門檻，進入更廣泛的升級。例如，從2018年開始，哈馬斯開始組織所謂的“回歸遊行”，鼓勵大量巴勒斯坦人聚集在與以色列的邊界圍欄附近。這些遊行在西方被視為反對以色列封鎖加薩的示威活動，為哈馬斯掩蓋其軍事活動提供了途徑。哈馬斯將其武裝戰鬥人員安插在人群中，利用他們作為掩護到達邊界圍欄，並試圖對以色列國防軍部隊和加薩附近的以色列社區發動襲擊。

以色列國防軍用非致命武器驅散人群並瞄準領導人，從而擊退了這些襲擊者並防止了邊界突破，在數月內殺死了數百人。然而，遊行也為哈馬斯戰士提供了為7月13日攻勢做準備的方式。因此，在7月大屠殺前的幾周內，邊界圍欄附近再次出現大規模人群聚集。<>月<>日，一個爆炸裝置爆炸，造成六名加薩人死亡，這很可能是襲擊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同樣在<>月<>之前的幾周內，拖拉機以農業工作為藉口被帶到邊境地區，併為邊境抗議活動做準備。後來，這些拖拉機將被用來拆除圍欄，為哈馬斯的敢死隊開闢道路。

7月3日上午，住棚節的最後一天，以色列人醒來時遭遇了一場雙重災難。馬斯恐怖分子對以色列南部社區和國防軍的襲擊對以色列人民來說是徹底毀滅性的，在加薩造成至少200-240名以色列人死亡，人被綁架。但這對以色列的國防政策也是毀滅性的。

政府和安全機構未能阻止一個著名的極端主義組織——多年來一直密切關注該組織——對以色列平民實施可怕的暴行。恐怖分子在數十個社區肆虐數小時，摧毀了以色列人在全國各地的安全感。急救人員英勇地與襲擊者作戰，許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幾個小時過去了，更有組織的軍事反應才能夠到達被襲擊的社區。對於許多受害者來說，為時已晚。

幾乎在一瞬間，長期以來支配以色列安全學說的概念、政策和信念崩潰了。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衝突可以得到遏制的假設，哈馬斯將自己的治理和加薩地帶的經濟福祉置於其聖戰意識形態和對以色列的種族滅絕計劃之上，並且僅僅擁有一支比哈馬斯強大得多的軍隊就足夠了。幾乎不言而喻的是，僅僅採用先進的地面和防空技術，如邊界圍欄和鐵穹，偶爾求助於外部的空襲，就可以防止重大襲擊，使以色列人能夠以適度的成本和相對有限的人力遏制哈馬斯。

除非哈馬斯被消滅，否則恐怖可能會波個家庭

色列人知道，再也回不到舊模式了。1月7日，哈馬斯政治局委員加齊·哈馬德表示，哈馬斯將重複此類襲擊，直到以色列被殲滅。除非哈馬斯被消滅，否則恐怖可能會波及該國的每個家庭。因此，與以往任何加薩戰役不同，以色列軍隊不僅必須重建威懾力，而且必須徹底消除哈馬斯的威脅。

自襲擊事件發生以來，這場運動一步一步地穩步推進。在襲擊發生后的幾天里，以色列南方司令部關閉了加薩邊界，防止了對以色列的更多襲擊，並俘虜或殺死了任何留在以色列土地上的恐怖分子。中央司令部開始在約旦河西岸逮捕數百名哈馬斯成員，哈馬斯試圖破壞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並促進對以色列的恐怖活動，並挫敗來自巴勒斯坦城市和難民營的積極威脅。與此同時，以色列空軍一直在打擊加薩地帶的數千個哈馬斯目標。最後，在27月<>日，以色列地面部隊進入加薩，開始緩慢地向加薩城推進，加薩城是哈馬斯政治組織和恐怖軍隊的中心。

長期戰爭不能完全依靠武力

與此同時，以色列繼續面臨來自加薩、黎巴嫩、敘利亞甚至葉門的火箭彈和導彈火力。以色列國防軍北方司令部在與黎巴嫩接壤的北部邊界上與真主黨不斷交鋒，真主黨一直在向以色列軍隊、陣地、飛機和偶爾的平民社區發射火箭、導彈、無人機和部署狙擊手，以試圖將以色列的國防資源從加薩轉移出去。自7月5日以來，已有多名真主黨戰士被殺，還有大約十幾名與真主黨一起進攻的哈馬斯和PIJ戰士被殺。與此同時，葉門的胡塞武裝發射了無人機、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其中大部分被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攔截。以色列邊境社區已被疏散，警報器經常將人們送入全國各地的避難所和安全房間。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些威脅將持續下去。

隨著以色列開始在加薩開展大規模地面行動，必須認識到不可能迅速擊敗哈馬斯。與自 1982 年第一次黎巴嫩戰爭以來的大多數以色列行動相比，有必要進行一場長期的運動來削弱、孤立並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加薩根除哈馬斯，就像美國領導的聯盟花了數年時間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持久擊敗伊斯蘭國（或伊斯蘭國）一樣。此外，為了取得持久的成果，長期戰爭不能完全依靠武力。它必須包括外交、資訊、法律和經濟努力，並得到區域和國際夥伴的支援。

從以色列歷史上較長的衝突中汲取靈感

因此，以色列將無法將其目前對哈馬斯的打擊行動模仿到以前在加薩的行動中。相反，以色列戰略家需要從以色列歷史上較長的衝突中汲取靈感，包括 1948-49 年的獨立戰爭、1967-70 年的消耗戰和 2002 年的防禦盾牌行動，在數百名以色列人在第二次起義中喪生後，該行動試圖根除約旦河西岸的恐怖主義威脅。

這些長期戰爭為如何開展此類戰役提供了相關的經驗教訓。這是一種涉及持續、全面動員和全社會努力的戰爭模式，其中不同強度的軍事行動在多條戰線上進行，結果不是立即交付，而是在更長的時間跨度內交付。這些早期的戰爭也凸顯了長期戰役的高昂成本和潛在風險，包括戰爭努力和戰爭經濟所需的特殊資源，以及堅持數月甚至數年所需的深刻的國家決心。

例如，2002年開展的「防禦盾牌行動」是一次旨在剷除哈馬斯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恐怖組織的行動，在西岸城鎮部署了以色列國防軍的五個師。這次大規模行動有效地打破了第二次起義，成為一個轉捩點，加上持續的反恐努力，減少了恐怖襲擊和受害者的數量。但與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面臨的情況相比，目前來自加薩哈馬斯的威脅要複雜得多，一個全副武裝的敵人隱藏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區，平民人口非常多。因此，有必要更有力地使用武力，同時努力避免人道主義危機，並開展宣傳工作，以對抗哈馬斯在爭取世界輿論的鬥爭中的激烈宣傳。

長期戰爭範式其自身的陷阱

當前戰爭的具體方面也可以借鑒前幾十年的特種作戰。例如，據報導，以色列安全機構 Shin Bet 建立了一個行動室來追捕 7 月 11 日大屠殺的肇事者，這與以色列消滅在 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上殺害 7 名以色列運動員的黑色九月恐怖分子的運動相呼應。這一努力需要在全球範圍內持續不斷的情報和行動努力，以及多年運動中的政治支援;它造成了一些不幸，但它確立了以色列不會接受任何對其人民的此類攻擊的堅定理解。哈馬斯領導人自然在以色列的目標名單上名列前茅，幾名哈馬斯軍事領導人已經在加薩的戰鬥中喪生。

當然，長期戰爭範式也有其自身的陷阱。以色列在黎巴嫩曠日持久的運動提供了一個警示故事。從1982年開始，隨著黎巴嫩境內巴勒斯坦武裝組織的成功剷除和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被驅逐出貝魯特，這次行動將以色列拖入黎巴嫩的泥潭，並演變成與真主黨的曠日持久的戰爭，這場戰爭實際上一直持續到2000年以色列撤軍。這一遺產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以色列在過去二十年中不願發動大規模和決定性的地面行動的原因，這為對加薩採取有限衝突方法提供了理由。

因此，可以現實地期望在加薩展開的針對哈馬斯的戰爭將不僅限於單一的、有限的攻勢。相反，它可能會圍繞一系列廣泛的軍事行動形成，每一次行動都會削弱哈馬斯的特定能力，直到該組織被擊敗。正如已經清楚的那樣，戰爭努力現在集中在加薩的激烈攻勢上，將重裝甲地面部隊與來自空中、陸地和海上的廣泛火力相結合，並得到大量情報的支援。地面部隊正面臨著地上和地下準備充分的敵人，他們利用平民和醫院等敏感地點作為人體盾牌和反以色列宣傳的素材。以色列需要在公開場合和城市地區、隧道、海灘、空中和國際媒體上擊敗哈馬斯。

唯一比擁有盟友更糟糕的事情就是沒有盟友

但與此同時，以色列不能忽視其他戰線。在加薩行動的同時，必須保持強有力的防禦戰略，以挫敗所有即將到來的威脅。鑒於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關鍵支援，以色列還必須從聯盟戰爭中吸取一些教訓，這對於其軍事和戰略文化來說是不尋常的。回顧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話，以色列最好記住，唯一比擁有盟友更糟糕的事情就是沒有盟友，它必須不斷努力與世界和該地區的夥伴進行溝通和協調。

定義擊敗哈馬斯的意義也很重要。除了軍事失敗和結束哈馬斯在加薩的統治之外，這場戰爭還需要解決哈馬斯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方面的權力。將該組織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連根拔起，現在在巴勒斯坦社會中已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需要的不僅僅是在戰場上粉碎它。哈馬斯的激進意識形態和敘事對溫和的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構成威脅，必須由地方和區域的聲音來反擊。卡達半島電視台站在哈馬斯一邊，使哈馬斯在該地區的阿拉伯人口中具有重要優勢，加薩不斷的破壞和苦難景象激起了哈馬斯的強烈興趣。在以色列取得初步軍事勝利之後，必須繼續努力防止哈馬斯捲土重來，並允許溫和的替代方案占上風。換言之，以色列必須設法團結巴勒斯坦和區域各方，以實現可持續的解決辦法。

以色列陷入了艱難的人道主義困境

7月9日襲擊的空前性質也使以色列陷入了艱難的人道主義困境。一個是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哈馬斯衛生部報告說，有更多人受傷。這個數字沒有區分戰鬥員和平民。為了維護國際法並維持其在加薩發動必要戰爭的合法性，以色列警告加薩北部居民撤離到加薩地帶的南部，以降低他們在以色列襲擊哈馬斯目標時成為附帶損害的風險。然而，哈馬斯敦促居民留在原地，並繼續將它們用作人體盾牌。

對以色列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哈馬斯在加薩扣押的240多名人質的問題，其中包括以色列人和外國人。除了軍事行動外，以色列還需要在國際和區域夥伴及調解人的説明下，盡一切努力確保人質安全獲釋。在這種情況下，軍事行動是雙向的。一方面，它們可以向哈馬斯施加壓力，要求釋放人質，並可能增加營救行動的可能性——正如以色列軍隊在地面攻勢開始三天後營救一名人質所證明的那樣。但軍事行動也增加了人質本身的風險，人質被哈馬斯用作人體盾牌。在戰鬥結束之前，可以通過舉行人道主義停頓或開放安全走廊來進行人質釋放交易，哈馬斯將盡最大努力利用戰鬥中的任何暫停來破壞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並加劇以色列公眾、政府、武裝部隊和公民被扣為人質的外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新加薩，新以色列

儘管以色列目前在加薩的攻勢可以做很多事情，但黎巴嫩仍然是一個主要問題。2006年戰爭后，真主黨公然粉碎了聯合國安理會第1701號決議授權的與以色列建立緩衝區的概念。越來越多的真主黨戰鬥人員死亡，這證明真主黨的精銳拉德萬部隊部署在以色列邊境，真主黨對以色列北部社區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這些社區現已撤離。如果外交和經濟工具以及有限的武力無法消除威脅，就必須考慮其他代價高得多的選擇。

一旦以色列實現了對哈馬斯的軍事目標，它將需要處理更大的問題。第一是如何穩定加薩局勢。以色列不能對加薩的治理負責，但以色列政府必須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允許有關各方和夥伴滿足那裡巴勒斯坦平民的需求，並防止恐怖主義威脅的死灰復燃。全球和區域夥伴，包括海灣國家，以及《亞伯拉罕協定》成員國和以色列的老牌區域夥伴埃及和約旦，將在支持溫和、合法和負責任的巴勒斯坦政府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提供政治支持和財政支援;並説明它面對重建、治理、去極端化和穩定的艱巨任務。

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關係正常化

直到最近，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關係正常化的努力一直是美國和以色列政府關注的焦點，但哈馬斯的襲擊造成了重大打擊，哈馬斯襲擊旨在使其脫軌。儘管在戰爭期間不太可能取得重大和正式的進展，但沙烏地阿拉伯仍然是説明塑造加薩未來和以巴關係的重要參與者，現在可能更是如此。然而，卡達的作用必須受到限制。它向加薩輸送了數十億美元，為哈馬斯提供了用於建立恐怖軍隊的資源，通過半島電視台在阿拉伯世界的強大影響力支援其事業，並在多哈接待哈馬斯的政治領導層。

從本質上講，加薩最終必須由有能力的加薩人和巴勒斯坦人管理，他們得到區域和國際支援，並得到認真的監督，以防止恐怖主義死灰復燃。如果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能夠齊心協力，爭取民眾、地區和國際支援，致力於防止恐怖主義，並克服哈馬斯可能的暴力反擊，哈馬斯肯定會在以色列的主要行動結束後試圖重新集結，那麼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可能會在那裡發揮潛在的領導作用。將安全和基本治理委託給溫和的巴勒斯坦團體將符合以色列國防機構對約旦河西岸採取的方法，巴勒斯坦安全部隊與以色列打擊哈馬斯和其他極端主義團體的目標相同。但這與現任以色列政府的右翼成員不太一致，他們認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是恐怖代理人，並不比哈馬斯好。

以色列公眾遲早會要求問責和改變

儘管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表達了對兩國解決方案的希望，但目前的情況使這一願景似乎遙不可及。鑒於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糟糕的局勢和以色列在7月<>日之前的幾年和幾個月里日益兩極分化的政治，為未來保留兩國選項已經是一個挑戰。從那時起，它變得更加牽強附會。然而，阿拉伯和西方領導人堅持認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必須成為加薩殘局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本身雖然對實際治理加薩並不熱衷，但已經將其在那裡的作用與解決整個巴勒斯坦戰區的更廣泛框架聯繫起來。人們可能會認為，戰爭的後果將包括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和區域參與的一些政治進程，也許是更廣泛的一體化努力的一部分。

對以色列來說，最重要的是制定一種新的安全方法，以保護其邊界並確保其人民的安全。歸根結底，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始於國內。內塔尼亞胡政府於2022年7月成立后，圍繞政府司法改革的政治動蕩和抗議活動席捲了該國數月，削弱了其復原力、防禦力和威懾力，並加劇了其敵人的攻擊時機。約旦河西岸的衝突以犧牲加薩邊界為代價，吸引了那裡的部隊和注意力，同時與哈馬斯就經濟措施保持諒解，加深了人們的共同信念，即升級的可能性不大。所有這些因素都導致了災難性的情報、軍事和政策失敗，導致<>月<>日事件發生。

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和情報局局長肯定會在戰爭結束後辭職

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和情報局局長已經接受了他們的責任，他們肯定會在戰爭結束後辭職。到目前為止，內塔尼亞胡拒絕對他領導下發生的災難負責，並繼續在偏轉和否認之間周旋，承諾“戰後答案”。迄今為止，長期戰爭的概念是無限期的，儘管以色列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但它可能會讓現任政府繼續掌權。然而，儘管時程表仍然未知，但目前為戰爭努力動員起來的以色列公眾遲早會要求問責和改變。

尋求大膽的新途徑以擺脫與巴勒斯坦人的死胡同衝突

自10月大屠殺以來將近一個月，加薩戰爭才剛剛開始。發動它，以色列將需要實現其目標，並在未來幾年繼續為哈馬斯的持久失敗而戰。即使現在避免了一場更廣泛的戰爭，包括在北部和與伊朗的戰爭，德黑蘭在以色列周圍的恐怖軍隊遲早仍然需要被融化，而且肯定是在伊朗試圖成為核武大國之前。以色列的下一任國防領導層將需要重建和加強其情報和預警能力、決定性軍事力量、國防力量、民防和第一反應能力、邊境防禦和社區保護安排。

鑒於伊朗正在對以色列發動多線作戰，其代理恐怖軍隊的威脅正在增加，以色列將需要將對抗伊朗的“抵抗軸心”作為未來幾年的最高國家優先事項。與此同時，以色列必須避免在其經濟中引發“失去的十年”，就像 1970 年代中期在 1973 年贖罪日戰爭的戰略意外之後發生的那樣。 除了展示其軍事力量外，以色列還需要培養和加強與地區和全球夥伴的關係， 推進美國領導的中東安全架構， 並尋求大膽的新途徑，以擺脫與巴勒斯坦人的死胡同衝突。

以色列將需要漫長而痛苦的治療，以恢復平衡、防禦姿態和鎮定。但首先，它需要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場戰爭不同於它多年來打過的任何一場戰爭，它必須改變其安全方法。兩者都需要很長時間和非凡的努力。但是，除非以色列堅定不移地致力於這些基本任務，否則它可能很快就會陷入另一場可怕的危機。自襲擊事件發生以來，使該國團結起來的團結能量給人們帶來了希望，即它能夠迎接挑戰。

多位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員推出跨黨派法案，目的在於追究侵犯人權的香港官員的責任，並加強行政當局制裁這些香港官員的能力。議員希望透過立法措施向面臨北京《國家安全法》審查的香港人表示支持。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金映玉（Young Kim）等多位跨黨派議員星期四（11月2日）推出了《香港制裁法》（Hong Kong Sanctions Act）。

法案列舉了49位香港官員，要求總統依據美國現有的法規，包括《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以及《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對這些被點名的香港官員作出是否應該進行制裁的評估。

被點名的香港官員包括律政司長林定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區志光、警衛處處長蕭澤頤、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杜麗冰、香港裁判法院總裁判官蘇惠德等49位香港政界和法界的高層人員。多位被點名的法官都是被委為港版國安法的指定法官。

金映玉說，如果法案獲得通過，將允許行政當局「採取強有力和果斷的行動，支持熱愛自由的香港人民，並追究侵犯人權的香港官員的責任」。「很不幸的，黎智英一案正是北京利用《國家安全法》對香港人進行控制的最新例證，」金映玉星期四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實施的《國家安全法》對香港人權和民主造成了沉重打擊，」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麥戈文在聲明中說，「美國法律已經授權對負責執行這項不公正法律的官員實施制裁。”

國際危機組織報告指出，隨著2024年台灣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日漸接近，台海緊張不斷升級，美中大國競爭又增加地區衝突風險，美、中、台有必要在三方之間提出再保證以便更好地為台海緊張局勢降溫，明年台灣的選舉就有可能為兩岸恢復對話提供機會之窗。

總部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上星期五(10月27日)發布《防止台海戰爭》(Preventing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的報告。

報告指出，隨著中國國力增強、美中競爭擴大，台灣人民又發展出與中國不同的獨特身分認同，這些因素使得數十年來維繫台海和平安全的結構開始瓦解，因而也導致台海緊張加劇。

即便近期內中國對台灣採取軍事攻勢的可能性不大，不過報告說，「衝突的風險正在增加。台灣依然是美中之間最可能的熱點。大國間的一場直接對抗可能意味著全球大規模衝突、全球經濟震盪及潛在的核升級。”

報告認為，為了管理這個潛在風險，美、中、台三方需要重建信任基線，恢復長期以來的政治理解，

「華盛頓應該對北京提出可信的保證說，它不謀求台灣與大陸永久分離。台北應該向北京提出可信的保證說，它不謀求正式獨立。北京應該向華盛頓和台北提出可信保證說，它尚未決定通過武力與台灣統一。與此同時，台北的軍事脆弱也是一個問題：它應該發展更好的防衛能力，以便使遏止有最好的成功機會。”

報告建議美、中、台三方相互間做出保證，重申數十年來存在三方的政治理解依然不變，「中國應該減少對台灣的軍事、經濟與政治脅迫；美國應該釐清並遵守其'一個中國'政策；台灣的下一任總統應該尋求與大陸恢復對話並加強台灣的防衛。”

報告提到，當前台海發展趨勢雖然危險，但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必然」會導致戰爭，這需要三方重新註入努力恢復此前促使衝突不致發生的政治理解框架，尤其是美中兩國更應該協調出一系列對等的將緊張局勢降溫的做法，不過北京必定不願採取行動，因為內部壓力使它必須在台灣議題上展現強硬立場，因此它需要有來自華盛頓和台北的姿態作為依據。

同時，美國也應該做出一系列政治姿態來釐清其「一個中國」政策。
「它應該降低公開支持台灣的調門，並明確表示即便美國在加強台灣的自衛能力，但美台安全合作是有限制的。這些信號對於表明華盛頓不支持台灣正式獨立，也不反對任何台海兩岸可能達成協議的和平結果至為重要，」報告說。

報告同時指出，“2024年1月的總統選舉為恢復兩岸對話帶來機會之窗。”
報告進一步闡釋說，如果國民黨贏得選舉，兩岸對話的道路會比較清晰，因為國民黨與北京之間已經有一個理解存在；「如果是民進黨獲勝，雙方應該在選舉日到就職日的幾個月期間尋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關於兩岸關係的政治表述。”

報告認為，如果民進黨再度勝選，新的民進黨總統應該再次提出現任民進黨政府在2016年時提出的政治表述，包括兩岸事務應該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來進行，那個憲法已經涵蓋了「一個中國」的概念，考慮到與民進黨達成共識的長期利益，北京應該接受這兩種表述，「尤其是因為民進黨連續三任執政，顯示了該黨已達到穩固地位的跡象。 」

不過由於北京對民進黨的不信任，報告也提到，民進黨與中國大陸短期內不大可能改善關係，所以要讓雙方關係解凍可能需要替代方案。

「北京想要對其國內受眾展示它在與台灣統一事業上有所進展，為此，一個新的民進黨政府可以指明雙方重啟對話後將深化合作的領域清單，如此將可明示對北京的好處，」報告說。

報告總結指出，要遏止對台灣的軍事攻擊需要恢復三方間的相互保證，不過也需要給中國一個“可信的威脅”，讓中國知道如果它追求入侵台灣，那麼它將陷入貪功冒進而力所不及的狀態；同時台北也為此必須調整其防衛以表明它有能力抵擋外來攻擊直到美國的援助抵達，儘管華盛頓對於是否提供這種援助依然保持有意的模糊。為此，台北應該持續投資於不對稱能力、改善軍隊訓練質量，並強化其公民韌性。

目前的戰爭有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還有以色列軍隊和伊斯蘭組織哈馬斯的戰爭。世界上發生了嚴重的衝突，但都還沒有找到如何結束的方法。在這種國家層次的爭端，人們期待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能夠成為解決爭端的地方，但可惜的是，我們聽到許多聲音都認為聯合國與安全理事會的功能不彰。

ㄧ、有關烏克蘭安全保障之《布達佩斯備忘錄》

有關烏克蘭的安全問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上個月出席了安全理事會，批判了聯合國的框架。他特別指出，俄羅斯是侵略者，並表示「侵略者手中所持有的否決權正是使聯合國陷入僵局的原因」。由於俄羅斯對於安全理事會的所有處理與倡議擁有否決的能力，因此不可能阻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發表演講，指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明顯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而批判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他表示俄羅斯的侵略在越來越多極化的世界產生了很深的分裂，不僅造成了對烏克蘭的損害，還使世界走向分裂。

烏克蘭主張，這場戰爭不只是為了捍衛自己的主權，還是為了民主主義本身而戰，並呼籲國際社會有合作的必要。

這是一個對聯合國充滿期待的聲明，但是在許多國家，人們也聽到了許多人說：「聯合國並未能履行其本來的任務」。因此，我們有必要去確認聯合國是否具有《停止戰爭的功能》和《預防新戰爭爆發的功能》。

我們需要有正確的理解，否則過高的期望反而可能會導致事態的惡化。

本來，烏克蘭的安全框架是基於1994年的「布達佩斯備忘錄（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該備忘錄是在蘇聯解體之後簽署的。簽署國包括烏克蘭、俄羅斯、美國和英國，根據備忘錄，其內容是：「烏克蘭將放棄其自己國家領土內的核武器，作為回報，俄羅斯、美國和英國將尊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並保證其安全」。但是，這一個框架並不像北約那樣是基於條約的共同防禦體制，簽署國家對於烏克蘭並沒有義務給與軍事協助。中國和法國也決定在不同的文件中，同意保障烏克蘭的安全，但其內容同樣是沒有義務的。儘管在2014年俄羅斯對頓涅茨克共和國和盧甘斯克共和國的軍事入侵後，簽署了明斯克協議（Minsk Protocol）和明斯克2協議（Minsk II），但這些都只是承諾停火的協議，而不是新的安全保障框架。

對於烏克蘭來說，如果布達佩斯備忘錄不起作用的話，那麼能夠成為唯一依賴的安全保障機構就是聯合國了。

二、聯合國成立是為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但問題是，聯合國究竟具有保護烏克蘭安全的功能嗎？聯合國憲章共有111條，記載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權力，其權力包括對於《對和平的威脅》、《破壞平和》、《侵略行為》做決定，並提供建議為了維護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必須採取的措施。

但這些措施需假如沒有經過安全理事會的批准，是不能採取行動的，但是對於是敵國的國家則可以強制行動，這是一個例外，這可以在未經批准的情況下來進行。這些敵國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聯合國憲章的簽署任何簽署國》之敵對的國家，也就是1942年1月1日簽署和批准聯合國宣言的國家（原始成員國），或者是在1945年6月26日於舊金山參加聯合國會議的國家之敵國。當時正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所以對於聯合國的成員國而言，這些敵國是指日本和德國。換句話說，聯合國是一個旨在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爆發的框架，它基本上是為了防止過去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爆發而被創建的。

其後，聯合國已經對於各種衝突與紛爭等問題做了因應，但是它的主要活動是透過維和行動（PKO）等方式在停戰後監視相互對立的國家。不幸的是，它不能阻止當前發生的戰爭和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

聯合國機構成立已經接近80年，既然它是基於聯合國憲章而被創設，那麼它基本的角色仍然是根深蒂固地殘留著。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既然無法對於聯合國抱有期望，因此他就繼續個別向各國領袖等提出幫助的要求，以追求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中恢復領土的目標，而這是最確實和最需要的行動。

由於這個世界上沒有超國家的政府，所以各國必須努力去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和國家利益的對立。因此，相互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但這個目標在目前《以安全理事會為中心的聯合國》是否可能實現呢？那麼我們必須評估說：這是很困難的。

三、為什麼北約的一致決策方式是有效的呢？

同樣是國際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決策是全會一致方式，必須獲得所有成員國的共識（concensus）。儘管在達成決策上可能需要很長時間，甚至有時不可能達成決策，但為了獲取共識，堅持不懈而進行深入的討論，正是實現各國之共有認識的手段與過程。尊重每個成員國的主權，聆聽每個國家基於其立場的主張，可以說是國際組織的角色之一。

另一方面，聯合國要求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達成一致意見才能作出決策，因此一旦常任理事國使用否決權，那麼討論就會停滯。除了常任理事國之外的成員國被定位為是參與多數決這個方式的國家，而既然是多數決，那麼與其深入討論，因為在多數決的情況下，就變成很容易通過議案的方式。

全會一致的決策方式雖然在達成決策上需要時間，但它透過徹底的討論來推進彼此的理解，即使意見不一致，也可以透過討論來實現理解的進展。另一方面，在多數決方式則使得彼此理解的進展有所限制。

四、地區性安全保障架構的必要性 

總結來說，根據目前的聯合國憲章，我們不得不承認聯合國機構在防止戰爭方面存在著限制。我們可能需要對安全理事會進行全面改革，亦即保留現行的多數決方式讓決策可以較容易並較早提前做出，但這就有可能造成討論未臻完整，就有可能由聯合國採取強制措施的可能性會出現不少。另一方面，也有改革案主張增加常任理事國的數量，但有否決權的國家和沒有否決權的國家既然都存在，所以和現在一樣無法做出決策的的問題還是殘存著。順便一提的是：許多國家的政治意思的決定是採取多數決的方式，但如果採取全員一致方式的話，就可能無法即時處理與周邊國家的衝突的解決與國內的問題。

為了修改聯合國憲章，首先需要決定召開憲章全體大會，這需要三分之二的大會成員國的多數以及安全理事會成員國的投票。然後，根據全體大會三分之二的多數所提出的憲章修改建議，需要獲得三分之二的會員國批准才能生效，包括安全理事會的全體常任理事國。坦率地說，聯合國憲章制定了幾乎不可能修改的程序。
最終，我們可能只能基於新條約建立新的國際機構。或者，更合理且更迅速的方法是發展聯合國憲章所允許的區域性協定呢？

五、按照各個地區去形成安全保障的架構之必要性

從結論來看，以現有的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聯合國基機構在防止戰爭戰爭功能，我們必須說其有界限存在。將安全理事會完全改革，使各地的代表參加為成員，而能對國際問題採取強制措施，使否決權無法發揮作用，而改以全會一致方式來做決策至少是使僵局難以產生的做法。

但是要修改聯合國憲章，需要決定召開憲章再審議的全體會議，而有必要由總會構成國的2／3之多數與安全理事會理事國的投票。此外，全體會議的2／3之多數所建議的憲章變更需要有包含安全理事會理事國的加盟國的2／3之批准才生效力，清楚來說，聯合國限憲章其實是規定了修正不可能的程序，結果只好基於新的條約來形成新的國際機構，不，或許比起這個方式的行使，聯合國發展出聯合國憲章所承認的地區協定或許是更適當且更近的道路。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聯合國的目標和原則相符，儘管自冷戰後其成員國翻了一倍，但該地區未爆發衝突。我們可能應該按地區建立集體安全機構，並通過堅持一致的決策方式，積極建立機構，以抑制周邊威脅國家的武力行動。

六、聯合國的改革問題

聯合國功能不彰已是眾所周知，而中國、俄國、伊朗、北韓的同盟體制早已形成，兩個陣營的對立將會使聯合國一無是處，這四個邪惡軸心的影子都出現在烏俄戰爭與以哈戰爭什麼上面，邪惡軸心能力雖有威脅，但要發動全球戰，早晚會出問題，或許他們的失敗是國際變局能塵埃落定，而可能對聯合國大力進行改革。台灣加入集體安全機構是可行的方式，而在破除2758好的決議上，因為兩大陣營的形成，我們會處於很有利益的地位，

文 / 曾子固

民粹主義始終是政客玩弄民主的法寶。一個貪腐的政黨，一個惡名昭彰的政客，到了選舉，竟然還有一大票人擁戴他們，十之八九都是他們勇於操弄民粹主義。19世紀英國哲學家、法學家和社會改革家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早就看出這些傢伙的手段。他的名言：「民主的代價是永遠要保持警惕」卻只能掛在牆上，路過的人從來不看一眼。V. Venkateswara Rao發表在最新一期《地緣政治》(The Geopolitics) 的<波蘭表明民粹主義者並非不可戰勝>(Poland Shows That Populists Are Not Invincible)指出，匈牙利和土耳其掌權的民粹主義者都得逞了；此外，民粹主義聯盟贏得了義大利的選舉。民粹主義者在許多國家的力量正在增長。人們不再不可能想像民主和法治正在受到民粹主義領導人的攻擊和削弱。

也許唯一的例外是巴西選舉

在兩個州（黑森州和巴伐利亞州）舉行的德國地區選舉中，極右翼的德國聯盟（AfD）捲土重來。在最近的土耳其選舉中，一個六黨反對派聯盟未能推翻受歡迎的右翼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通常，第三次選舉勝利會給威權領導人足夠的時間去佔領民主制度，制服司法機構，在公共行政部門配備忠誠者，壓制獨立媒體，並將他們的對手打上不愛國的標籤。

也許唯一的例外是巴西選舉，左翼領導人路易士·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在 2022 年以一把鬍鬚贏得了總統選舉，擊敗了現任的雅伊爾·博爾索納羅。盧拉獲得了50.8%的選票，而博爾索納羅獲得了49.2%的選票。

民粹主義者捲土重來的最新例子是斯洛伐克

「那裡有許多制度限制了博爾索納羅的行動能力，因此我將他的政府歸類為激進右翼，而不是極右翼，在民粹主義激進右翼的意識形態家族中，」 「另一方面，博爾索納羅可以歸類為右翼極端主義領導人，因為他一直是巴西軍事獨裁最暴力時期的辯護者，不接受民主遊戲規則」 大衛聖保羅天主教大學（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Sao Paulo）國際關係教授馬加良斯（Magalhaes）對即將卸任的總統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及其政府進行了區分。

民粹主義者捲土重來的最新例子是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SMER）方向黨的民粹主義領導人羅伯特·菲科（Robert Fico）在2006年至2010年以及2012年至2018年統治期間治理記錄不佳，醜聞纏身，但在政治上捲土重來。菲科在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反對基輔尋求加入北約和歐盟、阻止移民並將斯洛伐克人放在首位的民粹主義平台上競選。

如今，自由派沒有得到選民的太多回應來讓他們振作起來，但來自波蘭的最新消息出人意料地讓他們歡呼。大批波蘭人投票否決了過去八年來一直統治該國的民粹民族主義法律與正義黨。他們賦予了由前總理兼歐洲理事會前主席唐納德·圖斯克領導的反對派聯盟的堅實授權。反對派聯盟在下議院460名議員的下議院贏得了66個席位，在上議院參議院贏得了100個席位中的個席位。

歐洲現代歷史上民粹主義者第一次在民主選舉中被擊敗

這是一場非常不公平的競爭，法律與正義黨被國有媒體鼓動，並由國有公司提供大量資金。儘管反對反對派聯盟的滿了骰子，但這是歐洲現代歷史上民粹主義者第一次在民主選舉中被擊敗。

儘管自由民主在幾個國家面臨壓力，民粹主義領導人的沙文主義訴求引起了許多選民的共鳴，但波蘭的情況表明，民粹主義領導人並非不可戰勝。

反對黨的聯合鬥爭在匈牙利和土耳其失敗了。那裡的國有媒體成功地將反對派描繪成沮喪的五花八門的團體，將執政黨描繪成國家價值觀的可靠捍衛者。相比之下，三個反對黨在波蘭分別競選。波蘭選民知道反對黨將在組建政府時相互合作，他們可以選擇投票給符合他們觀點的政黨。這也有一些戰術優勢。波蘭國有媒體無法將火力集中在一個反對派集團上。

反對黨還通過民主示威來大規模動員人民

在選舉之前，反對黨還通過民主示威來大規模動員人民，以慶祝波蘭1989年舉行的第一次半自由選舉周年紀念日。波蘭的自由派反對派領導人也表現出公民勇氣，努力工作。

這也幫助他們在明確的領導人圖斯克（Tusk）背後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反對派陣線，圖斯克是一位具有國際地位的人物，具有與民粹主義者抗衡的地位。

中間派第三條道路黨的圖斯克和霍洛尼亞幾個月來廣泛旅行，到達該國最偏遠的地區。他們參加在往往明顯敵視反對黨的地區舉行的公開活動並發表講話。一場關於國有TVP的電視「辯論」，由法律和正義黨的忠誠者偏見和主持，對執政黨適得其反。顯然，代表法律與正義黨的總理莫拉維茨基在與公民平臺黨的唐納德·弗朗西謝克·圖斯克和第三條道路黨的西蒙·霍洛尼亞以及左翼黨代表的辯論中表現不佳。

波蘭的媒體自由排在世界第58位

無國界記者組織將波蘭的媒體自由排在世界第58位。通過2021年波蘭法律，墮胎權大幅縮減，只允許在強姦和亂倫的特殊情況下使用。LGBTQIA+權利也受到了反對。波蘭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值得稱讚的是，執政的法律與正義黨一直是烏克蘭的堅定支援者，自俄羅斯入侵以來，它吸收了大約一百萬來自烏克蘭的難民。

對於自由反對黨來說，這是一場微弱的勝利，35%的波蘭選民仍然投票給執政的法律與正義黨，另有7%投票給極右翼的聯邦。然而，波蘭的首次選民和婦女發揮了作用，為親民主政黨提供了多數席位。

波蘭指明瞭道路。儘管執政的民粹主義者完全控制了國有媒體並佔領了國家機構，但親民主反對派的勝利表明，右翼民粹主義的發展並非不可避免。它為其他民主國家的自由主義者點燃了一線希望。

文 / 蘇同叔

在全球核外交的複雜形勢下，俄羅斯考慮退出《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引發了值得仔細考慮的討論。這一決定雖然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引發了爭論，但其根源在於俄羅斯對戰略均勢的追求和對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承諾。這是對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關於可能恢復核試驗的建議的回應，反映了加強國家核能力的務實態度。莫斯科高級外交官米哈伊爾·烏里揚諾夫（Mikhail Ulyanov）在國際核機構代表莫斯科在國際舞臺上傳達了這一意圖，他強調了俄羅斯與美國結盟的願望，儘管美國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但從未批准過它。然而，必須認識到，俄羅斯考慮撤軍的動機是希望進行建設性對話，確保在核軍備領域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不是立即打算進行核試驗。

賽義德·賴揚·阿米爾(Syed Raiyan Amir)發表在最新一期《地緣政治》(The Geopolitics) 的<俄羅斯會退出《禁止核試驗條約》嗎？>(Will Russia Withdraw from th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分析其歷史脈絡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賽義德·賴揚·阿米爾是KRF孟加拉國和全球事務中心的研究助理。他曾在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和國際共和研究所（IRI）擔任研究助理。

反映了俄羅斯與美國之間關係的複雜狀況

烏克蘭衝突引發了一系列地緣政治後果，其中一些對全球安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後果包括俄羅斯出人意料地考慮撤銷其對《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全面禁試條約》）的批准。這種潛在的逆轉對該地區構成了戰略威脅，並反映了俄羅斯與美國之間關係的複雜狀況。在本文中，我們將研究俄羅斯在正在進行的烏克蘭戰爭背景下重新考慮其對《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承諾的背景、影響和可能的動機。

1996年制定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明確禁止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任何形式的核武器試爆。雖然它擁有187個國家的簽名和178個國家的批准，但其生效需要參與談判的44個國家的批准，這些國家當時擁有核能力或研究。令人遺憾的是，包括中國、朝鮮、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巴基斯坦和美國在內的八個國家尚未批准該條約。俄羅斯的核試驗將是自1990年蘇聯進行最後一次核試驗以來的首次，從而破壞了自冷戰時代以來關鍵的核不擴散進展。

外交挑釁的嚴重性，可能會破壞核風險管理

鑒於這一事態發展，普丁在索契發表講話時提到了核武器，並考慮了對新開發的武器進行潛在試驗的必要性。自 2022 年 2010 月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普丁的言論中反覆出現核姿態，利用俄羅斯龐大的核武庫作為對烏克蘭國際支援的威懾力量。此外，國家杜馬主席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表示，俄羅斯將迅速評估撤銷《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米哈伊爾·科瓦爾丘克（Mikhail Kovalchuk）暗示俄羅斯可能在新地島進行核試驗。希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強調，這些行動是外交挑釁的嚴重性，可能會破壞核風險管理。俄羅斯早些時候暫停了《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這加劇了人們的擔憂。日內瓦的帕維爾·波德維格（Pavel Podvig）認為新地島的活動是例行公事，但對《全面禁試條約》的不批准表示了更大的擔憂。鑒於美國沒有測試計劃，普丁保證不會在沒有美國跡象的情況下進行測試，這提供了一些保證。

俄羅斯在地緣政治動態中考慮撤銷核試約

俄羅斯考慮撤銷其批准《全面禁試條約》的動機是多方面的。這可以看作是對西方制裁和俄羅斯在全球舞臺上被孤立的回應。俄羅斯退出《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將是一個重要的聲明，表明它願意對西方國家採取對抗立場。其次，俄羅斯此舉也可能是出於軍事和戰略考慮。通過恢復核試驗，俄羅斯可以尋求實現其核武庫的現代化並增強其軍事能力。這可能會為俄羅斯在瞬息萬變的全球安全格局中提供戰術優勢。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是俄羅斯考慮撤銷其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又一個催化劑。持續向烏克蘭供應武器加劇了俄羅斯的擔憂，並加強了其可能退出《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戰略動機。這種對烏克蘭的武器支援為推動俄羅斯重新考慮其核試驗立場的多方面因素增添了另一層。

退出《條約》的可能性：不確定的前景

美國於1996年決定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但隨後沒有得到參議院的批准，這一直是俄美關係中爭論的焦點。這種揮之不去的分歧導致了俄羅斯認為核格局固有的不對稱。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這種情況為美國提供了明顯的優勢，使其能夠在沒有必要進行實際核試驗的情況下開始發展先進的核軍備。這種看法凸顯了在遵守國際軍備控制協定方面的根本差距，導致兩個核超級大國之間的信任受到侵蝕。

與此同時，俄羅斯已開始實施一項旨在實現其核武庫現代化的實質性而雄心勃勃的計劃。這項現代化計劃包括開發和部署尖端核武器，特別是高超音速導彈。然而，俄羅斯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議程受到《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禁止核試驗的阻礙。進行核試驗的能力將為俄羅斯提供評估和微調這些新生軍備的重要工具。因此，缺乏這種試驗能力限制了俄羅斯充分發揮其新興核技術潛力的能力。

俄羅斯發出了最後通牒，包括要求取消制裁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是目前對美國和俄羅斯具有約束力的主要軍備控制協定，它對每個國家被允許擁有的戰略核彈頭數量進行了限制。然而，俄羅斯對這項條約的立場越來越強硬。俄羅斯發出了最後通牒，包括要求取消制裁，從而將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問題與軍備控制的命運聯繫起來。此外，俄羅斯暗示，如果《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條件得不到滿足，俄羅斯可能會退出該條約。這反映了軍備控制和外交演習交織在一起的更廣泛趨勢，這給本已緊張的關係增加了另一層複雜性。

國內，俄羅斯面臨主張退出《全面禁試條約》的國內壓力。俄羅斯民族主義圈子內的某些派別認為，該條約的條款不利於俄羅斯更廣泛的安全利益。這種觀點認為，遵守《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會使俄羅斯相對於其國際競爭對手處於戰略劣勢。因此，這種內部壓力使俄羅斯關於其遵守國際核軍備控制協定的政策審議更加複雜。

核姿態：俄羅斯逆轉《條約》對全球安全的後果

俄羅斯可能推翻《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對歐洲和全球安全格局構成重大戰略威脅。如果俄羅斯進行核試驗，可能會引發危險的連鎖反應，導致該地區的軍備競賽。其他國家，包括鄰國和可能的北約成員國，可能會感到有必要重新考慮自己對條約的承諾。

近年來，俄羅斯言論的一個顯著轉變是，它越來越多地使用核威脅和挑釁來恐嚇對手。這種新發現的揮舞其核能力作為維護其利益的手段的意願，代表了其以前更克制的核威懾方法的背離。核言論的放大凸顯了俄羅斯核態勢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和更廣泛的戰略影響。

這一事態發展可能會影響全球軍備控制議程，並可能引發核武國家之間的進一步對抗。例如，《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不擴散條約）審議大會可能受到影響，因為圍繞裁軍承諾和進展的討論停滯不前，阻礙了不擴散目標的實現。

駕馭核外交：回應俄羅斯對《約》的逆轉考慮

鑒於俄羅斯提議撤銷對《全面禁試條約》的批准，外交倡議和不擴散努力變得至關重要。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必須與俄羅斯進行外交對話，以防止地區和全球安全惡化。此外，聯合國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原子能機構）等國際組織應密切監測和評估局勢，以確保遵守現有的不擴散協定。

俄羅斯批准禁止核試驗的可能性逆轉是地區和全球安全嚴重關切的問題。它反映了俄羅斯和美國之間關係的複雜狀態，而正在進行的烏克蘭戰爭加劇了這種關係。此舉可能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引發軍備競賽，進一步破壞本已脆弱的國際安全格局的穩定。外交倡議和不擴散努力對於防止這一局勢升級和維護國際不擴散協定的完整性至關重要。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全球穩定與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田牧（德國）

世界動蕩，烽火硝煙。歐洲俄軍入侵烏克蘭戰爭還在持續，中東又爆發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以巴燃起了戰火。亞洲台海戰爭危機，一直是全世界的最大憂患，近年來歐洲媒體持續發出警告：「台灣是地球最危險之地」。

維護自由民主，保衛世界和平，人人有責，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對中國民主人士和民運來說，臺灣問題不僅是當前國際政治的主題，更是中國民運眼下重要的政治議題與任務。民運的初衷與目標是：建立中國憲政民主制度。臺灣是天下華人的民主燈塔，是民運學習的榜樣，從自由民主價值觀來說，中國民運應當義無反顧地站在世界民主陣營一邊，維護與保衛臺灣的民主與安全。

古人道：「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即：君子居安思危，才能防患於未然。歐洲之聲、墨爾本「太平洋民主論壇」與英國「中國觀察」，特此於11月4日舉行「關注世界動蕩，關切台海風險」視頻座談會。

討論會開設Zoom網絡會場，並安排YouTube實況轉播。
具體時間：美西7:00-8:30點；美東10:00-11:30點；英國時間15:00-16:30點；德國時間16:00-17:30點；墨爾本時間11月5日1:00-2:30點；紐西蘭11月5日3:00-4:30點。

會議的主要議題有：
1、俄烏戰爭及以哈衝突對台海局勢的影響。
2、台灣飽受中共武力威脅，支持與聲援民主台灣成為世界主流。
3、面對台海危機，中國民運何去何從？

討論會主持：廖天琪
出席討論會的嘉賓有：魏京生、萬潤南、謝志偉、胡平、王丹、王軍濤、林培瑞、瑪麗•侯芷明、黃慈萍、李恒青、王冠儒、高健、陳維健、潘永忠等。

白宮就拜登總統會晤中國外長王毅發表聲明(全文)

美國總統拜登週五(10月27日)會晤了來訪的中國最高外交主管王毅。拜登強調兩國都必須負責任地管理競爭。拜登也就中國前總理李克強逝世表示哀悼。
以下是白宮就這次會晤發表的聲明的全文翻譯:

有關喬·拜登總統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長王毅的新聞稿

約瑟夫·R·拜登總統今天會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長王毅。

總統強調美國與中國都需要負責任地管理兩國關係中的競爭並保持溝通管道的開放。他特別指出美國與中國必須一道努力來處理全球挑戰。

拜登總統對前總理李克強逝世表示了哀悼。

文 / 蘇明允

許多觀察家看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決定顯然是不合理的。烏克蘭是歐洲最大的國家，而俄羅斯總統普丁既缺乏精良的軍隊，也缺乏優質的武器。沒有其他國家（除了白俄羅斯）同情莫斯科應該控制基輔的想法，而美國已經揭露了普丁的入侵計劃，然後將其發佈到整個地球。世界上大多數最大的經濟體都威脅稱，如果俄羅斯繼續發動攻擊，將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北約國家也明確表示將武裝基輔。凱倫‧亞裡-米洛Keren Yarhi-Milo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為什麼聰明的領導者會做蠢事: 外交政策理性嗎？>(Why Smart Leaders Do Stupid Things: Is Foreign Policy Rational?)道出其中的緣由。

對這些專家來說，領導者的心理並不重要？

但對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和塞巴斯蒂安·羅薩託來說，普丁的決定仍然有意義。在他們的新書《國家如何思考：外交政策的合理性》中，他們認為普丁和他的顧問「根據簡單的均勢理論進行思考」，將烏克蘭視為對抗北約和基輔可能加入該組織的堡壘作為「紅線」。作者寫道，將烏克蘭留在俄羅斯的專欄中，對克里姆林宮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作者認為，如果俄羅斯繼續輸掉烏克蘭戰爭，或是普丁因衝突而失去權力，那也不會是因為入侵是非理性的。相反，這將是俄羅斯軍事無能和北約幫助烏克蘭制衡俄羅斯努力的結果。

曾經有一段時間，米爾斯海默和羅薩託的信念在國際關係學者中是傳統智慧，或至少是相當流行的。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現實主義」——一種因肯尼思·沃爾茲、亨利·基辛格和喬治·凱南等人而廣泛流行的理論——主導了話語。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國家的行為遵循同樣的、不可阻擋的邏輯。他們行為理性，努力最大化自己的權力，並在無政府世界中保護自己免受攻擊。對這些專家來說，領導者的心理並不重要。國際體系的形狀、輪廓和權力分佈決定了國家的行為方式。

領導者如何思考、他們持有哪些偏見？

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該領域發生了一場悄悄的革命。政治學家開始研究領導者如何思考、他們持有哪些偏見，以及這些特徵如何影響決策。他們發現，心理學對國際舞台上領導人的行為有著巨大的影響。領導者經常依靠啟發式方法做出選擇——尤其是在危機期間。領導者的信念、個性以及對同事的印像都會影響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們的感受決定了他們處理不同問題和情況的方式。例如，普丁對控制烏克蘭的執著常常被認為是他入侵該國的原因。

《國家如何思考》試圖破壞這些主張並復興舊有的思維方式。作者認為，大多數國際決策其實都是理性的。他們致力於在各種政治心理學家和理性選擇理論家的學術研究中找出漏洞，理性選擇理論家對理性的定義（領導者根據結果的預期價值做出決策）與作者更為狹隘的定義不同。這本書的標題是對已故羅伯特·傑維斯編輯的一本開創性的政治心理學著作《政治家如何思考》的改編。（全面披露：傑維斯是我的導師。）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認為，人格在國際政治中可能並非完全無關，但它們並不像學者想像的那麼重要。

米爾斯海默和羅薩託的書是國際關係理性辯論的重要切入點，它很好地展示了為什麼學術界難以確定哪些決策可以被認為是理性的。但這本書最終 未能證明各國的行為方式是理性的。作者無法對合理性提出令人信服的定義。他們沒有解釋為什麼對領導人來說合理的事情對國家來說也是合理的。他們忽略了大量與他們的論點相反的原始資料和檔案資料。他們對他們認為合理的事情提出事後解釋，強調他們自己的偏見。他們用來證明自己主張的例子經常會削弱他們的主張──包括入侵烏克蘭。

國家總是會最大化其權力以保證自身的生存

米爾斯海默和羅莎托並不是他們學科中的暴發戶。米爾斯海默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學家之一。他於 2001 年出版的開創性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確立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念，認為國家總是會最大化其權力以保證自身的生存。米爾斯海默的前學生羅薩托因從邏輯上推翻民主和平理論而出名：民主國家之間往往不會發生戰爭。

他們的新書風靡一時。在《國家如何思考》一書中，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研究了政策制定者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的集體選擇。他們重新審視過去常常被認為荒謬的重大選擇，並認為這些選擇其實是相當理性的。甚至德國1941年災難性的入侵蘇聯和日本同年襲擊珍珠港也被認為是理性的決定。

米爾斯海默和羅薩託的一些批評是有道理的。作者正確地指出，「理性」是一個模糊的術語，他們理所當然地對那些決定某項行動是否成功「然後向後推理」以確定其是否合理的評論者不屑一顧。作者也有效地駁斥了過於狹隘的理性定義，這些定義使幾乎所有領導者都顯得像卡通瘋子。

但當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開始闡明他們自己的理性理論時，書中的主張就被揭穿了。他們寫道，理性是“理解世界，以便在追求期望目標的過程中駕馭世界”，而理性決策是基於“現實假設”、“令人信服的因果邏輯”和“證據支持”所支持的理論的決策。 」。這個表述與他們所記下的定義一樣模糊。畢竟，所有領導者都認為他們的理論、想法和選擇是一致的、合乎邏輯的並且得到充分支持——而且很少有客觀的測試可以證明事實並非如此，或者不依賴事後推理。

沒有客觀原因說明骨牌理論決策是非理性的

作者在解釋哪些理論他們認為可信、哪些理論不可信時，無意間說明了這個問題。他們認為骨牌理論缺乏說服力，該理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成為民主國家或共產主義獨裁國家，那麼它的鄰國很快就會做出同樣的轉變。然而他們認為，普丁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是一個國家的一部分的信念是可信的，因為從歷史上看，烏克蘭一直是莫斯科針對歐洲其他國家的戰略緩衝區。沒有客觀原因說明骨牌理論指導下的決策是非理性的，而普丁對烏克蘭的攻擊卻不是。但有一個主觀因素。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都是現實主義者，根據他們的現實主義版本，普丁的決定是對北約擴張的自然反應。換句話說，理論的可信度是情人眼裡出西施。

在試圖闡明他們的論點時，米爾斯海默和羅薩託也忽略了國際關係領域關於領導人如何思考這一主題的大量文獻——這些文獻取材於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使用主要來源材料，並以精英的實驗數據為特色。即使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試圖駁斥對立的研究，他們幾乎沒有提及基礎研究，這些研究表明領導者如何受到情感、既有信念、對聲譽的擔憂和其他因素的激勵。

俄羅斯總統可能會入侵，因為他認為自己處於損失之中

即使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關於哪些決策是理性的是正確的，也不代表領導者是出於理性原因做出這些決策的。例如，普丁入侵烏克蘭的決定可能與均勢運算沒有太大關係。相反，俄羅斯總統可能會入侵，因為他認為自己處於損失之中，這使得他不太厭惡風險，或者因為他想避免多米諾骨牌效應，即烏克蘭加入北約將促使更多與俄羅斯接壤的國家加入北約。組織。作者認為這兩種解釋都不合理。領導者可以同時持有多種理論，有時甚至是相互競爭的理論。例如，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認為美國太擔心傷亡而不敢入侵他的國家。但他仍然擔心入侵的可能性，因此他暗示他可能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阻止襲擊。學者根本沒有足夠的資訊來確定領導者正在遵循哪些理論，或者他們是否按照專家預測的方式這樣做。

人們可能是非理性的，會受到心理偏見的引導

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對阿道夫·希特勒臭名昭著的綏靖政策提供了另一個恰當的例子。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表示，張伯倫決定讓納粹領導人在 1938 年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地區，而不是與德國戰爭機器作戰，這一決定是理性的，是出於均勢推理。他們認為，綏靖政策符合英國政府的理論，即希特勒的擴張主義意圖是有限的，柏林希望避免戰爭。但當張伯倫飛往慕尼黑時，他掌握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德國想要更多的領土，並將使用武力來獲得它。因此，他意識到關於希特勒行為的另一種理論，一種認為柏林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不會停止自行擴張。儘管如此，總理仍然堅信他可以親自勸阻希特勒。

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承認，人們可能是非理性的，並且可能會受到心理偏見的引導。但他們認為，個人一再無常在外交政策中很少成為問題。他們寫道：“當事關國家安全的事關重大時，領導人就會有強大的動力從理論上進行思考。” 這是一個簡單的論點：當受到壓力時，人們往往會變得理性。

屈服於認知捷徑、情緒和其他非理性行為

但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事實上，人們也可以輕易地提出相反的觀點：當 風險很高且政策制定者處於緊要關頭時，他們更有可能屈服於認知捷徑、情緒和其他非理性行為。如果領導者沒有足夠的數據，或者沒有時間篩選和審議數據以做出明智的決策，則尤其如此。例如，以色列的人類情報表明，阿拉伯國家正計劃在 1973 年襲擊它。但以色列政府相信，其鄰國不會愚蠢到在沒有空中優勢的情況下入侵。它忽視了證據，因此在埃及進攻時措手不及。

即使領導人在事關重大時確實做出理性選擇，也不代表國家會理性行事；對一個國家來說什麼是理性的，對它的領導者來說什麼是理性的，這之間往往是有區別的。例如，保持權力的願望可能會促使領導人進行牽制性戰爭或其他損害國家利益的代價高昂的行動。研究表明，阿根廷於 1982 年入侵福克蘭群島，部分原因是軍政府在國內越來越不受歡迎，他們認為入侵將產生團結的效應，從而增強他們的支持。起初，它確實做到了，避免了軍隊的垮台。但這場戰爭顯然不符合阿根廷的利益，即使透過談判解決英國領土問題的希望已經破滅，儘管軍政府錯誤地認為英國不會幹預。布宜諾斯艾利斯很快就失敗了，不久之後，軍政府垮台了。

領導人很少尋找新資訊或替代觀點

當獨裁者將自己的想法傳達給他人時，他們並不是要求進行直覺檢查。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試圖透過強調決策中深思熟慮的作用來迴避領導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差異。他們寫道，為了做出理性的選擇，領導者必須堅持合理的理論，並在協商後做出決定。但作者對審議的定義是有缺陷的。它只是要求相關政策制定者進入房間並進行「激烈」辯論，並由主要決策者打破僵局。但就像作者對理論可信度的描述一樣，這個標準既模糊又難以最終確定，特別是在獨裁國家。

這本書未能讓讀者相信審議是否存在，部分原因在於它的方法論。作者依賴分析性敘述，而不是原始數據，並且沒有對他們強調的案例進行真正的過程追蹤（研究一段時間內的一系列事件並排除不同的解釋）。結果，他們錯過了與他們的結論相矛盾的明確證據。當讀者瀏覽作者引用的許多商議案例時，他們會發現，這些案例並不是仔細的辯論，而是領導人進行的表演性討論。顧問們要麼編造自己的論點，使之看起來與領導者的信念一致，要麼只是簡單地認可領導者已經頒布的法令。這種行為在獨裁國家尤其普遍，領導人很少尋找新資訊或替代觀點。當獨裁者將自己的想法傳達給他人時，他們並不是要求進行直覺檢查。他們只是想被告知他們是對的。

莫斯科決定入侵的過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再考慮一下俄羅斯的入侵。米爾斯海默和羅薩託的結論是， 莫斯科決定入侵的過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告訴記者，莫斯科的「決策機制」已「充分利用」。但事實表明，這樣的過程並不存在。根據《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報道， 美國情報界認為普丁早在2021年3月就做出了入侵烏克蘭的決定，但他在入侵前幾天才將此事告知了大部分高級顧問。持不同政見的部長和軍官被趕出家門、流放或失蹤。普丁在開始入侵之前確實與他的顧問舉行了電視轉播會議，表面上是討論俄羅斯是否應該承認烏克蘭最東部省份的獨立。但這顯然只是為了展示。「我想強調的是，我沒有事先與你們任何人討論任何事情，」普丁對他的官員說，他們看起來明顯很緊張。然後他們一一站起來支持總統的計畫。當有人偏離劇本說俄羅斯應該吞併這些領土時，普丁對他厲聲斥責，顧問很快就糾正了自己。

伊拉克戰爭很可能是非理性的

入侵烏克蘭的決定並不是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唯一歪曲的決定。作者將入侵伊拉克的決定視為非深思熟慮的決定，認為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沒有深入參與其政府內部的相關辯論」。伊拉克戰爭很可能是非理性的；結局肯定很糟糕。但是，整整書架上的書都寫了關於入侵的錯誤決定，它們都表明布希和他的團隊進行了真正的對話。總統在做出決定之前與他的顧問會面並討論了這個想法。美軍早有預謀，並沒有向高層指揮官隱瞞意圖。政府遵循一個明確的理論：它需要一場預防性戰爭來阻止伊拉克獲得核武。他們這樣做是基於美國的情報，無論多麼有缺陷，並認為薩達姆再次欺騙美國。那麼，米爾斯海默和羅薩托認為入侵伊拉克是非理性的，並不是因為它未能滿足他們清單上的所有項目。這是因為入侵無法用他們的現實主義均勢理論來解釋。

當談到北京時，「人們感到有必要互相推銷」？

儘管米爾斯海默和羅薩託的書有邏輯缺陷且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但它對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仍具有重要價值。他們的工作表明，國際政治是一門重要的學科，證明領導者依靠理論（無論是否可信）來幫助他們做出決策。美國領導人對自由霸權的信念推動了冷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同樣，西方擴大北約的決定部分是受到民主和平理論的推動。書中也證明了過程在決定領導人或國家是否做出理性決策的重要性，而這一點被學者們忽略了。作者寫道，如果政策制定者想要避免陷入群體思維或成為偏見和誤解的犧牲品，深思熟慮至關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民主社會通常具有地緣政治優勢。

華盛頓在考慮如何對付北京時應該記住這一事實。美國國內仍然存在著關於如何應對中國的爭論，但美國關於中國的論述越來越多地以攻擊性言論為主。如今，正如傑西卡·陳·韋斯 (Jessica Chen Weiss)在這些頁面中指出的那樣，當談到北京時，「人們感到有必要互相推銷」。“結果，”她說，“就是群體思維。”

人們期望一本關於「國家如何思考」的書

鑑於美中關係對現代政治的重要性，人們期望一本關於「國家如何思考」的書能夠 詳細討論這個主題。然而，奇怪的是，米爾斯海默和羅薩託的著作中卻沒有提及當今的中國。想必，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作者相信華盛頓不斷加強的遏制北京的力度是合乎邏輯的。但要確定目前的行動方針是否合理，需要了解中國是一個有選擇的機會主義國家還是一個擴張主義國家，而這反過來又需要洞察北京的意圖。這是作者們可能不願意承認的事。畢竟，如果這個國家純粹是防禦性的，那麼華盛頓的侵略立場就沒有意義，而它需要做的是保證它不會試圖削弱北京。

中國官方週五宣布，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去世，享年68歲。中國官媒說，李克強“近日在上海休息”，“10月26日因突發心臟病，經全力搶救無效，於10月27日0時10分在上海逝世。”正式的訃告後將隨後發表。

港媒報導，李克強對推動中國經濟有功，經濟思維被稱為「克強經濟學」。他去世的消息震驚外界，網上一片討論聲。香港星島日報報導則說，李克強今年3月退休後都未公開露面，直到9月現身敦煌莫高窟參觀。

「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一詞源自時任英國巴克萊資本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巴克萊在當時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列出，李克強經濟學有三個重要支柱，包括「避免大規模刺激」、「去槓桿化」以及「結構性改革」，核心是向市場放權讓利。

李克強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成為僅次於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排名第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並在第二年成為總理。當時曾有「習李體制」的說法。但實際上，習近平獨掌大權，並在2018年修改憲法，廢除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實現了黨的總書記的三連任，隨後在2023年實現國家主席三連任，而李克強則在任職兩場之後於去年中共二十大上卸去了黨的領導職務，今年3月卸去總理職務。

李克強畢業於北京大學，畢業後留校在共青團委工作，後來進入共青團中央。他被認為是「團派」人士，而且擅長經濟工作，支持更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但是他最終屈從於習近平強調共產黨控制的立場。

2022年3月11日，李克強在記者會上說：「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都會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長江、黃河不會倒流。」

李克強在2020年一次記者會上說，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這番話引發了有關中國的貧困以及貧富不均問題的辯論。

文 / 烈堂 

阿瑪尼·賈馬爾和麥可·羅賓斯(Amaney A. Jamal and Michael Robbins)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巴勒斯坦人對哈馬斯的真實看法>( What Palestinians Really Think of Hamas)指出，「戰前，加薩領導人極不受歡迎，但以色列的鎮壓可能會改變這種狀況。」(Before the War, Gaza’s Leaders Were Deeply Unpopular—but an Israeli Crackdown Could Change That)

加薩人都是哈馬斯恐怖主義暴行的同謀？

自10月7日哈馬斯的殘暴襲擊在一天內造成14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以來，以色列的反應給加薩人民造成了沉重打擊。據巴勒斯坦衛生部稱，迄今為止，已有6,000多名加薩人在以色列的空襲中喪生，1,7,000多人受傷。如果以色列繼續進行預期的地面入侵，傷亡人數可能會迅速攀升。以色列總統艾薩克·赫爾佐格、總理班傑明·內塔尼亞胡、以色列國會議員阿里爾·卡爾納和其他知名官員呼籲對加薩全境發動軍事行動。以色列的飛彈已經摧毀了加薩約百分之五的建築物，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在響應以色列撤離家園的呼籲後尋求庇護的地區。一些以色列高級官員以哈馬斯在2006 年巴勒斯坦議會選舉中的成功為由，實際上宣稱所有加薩人都是哈馬斯恐怖主義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是該組織暴行的同謀，因此是以色列報復的合法目標。

大多數加薩人也不贊同哈馬斯的意識形態

當人們審視事實時，有關加薩全體人民應對哈馬斯行為負責的論點很快就被推翻了。我們作為聯合首席調查員的研究網絡「阿拉伯晴雨表」在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爆發前幾天在加薩和西岸進行了一項調查。首次在此發表的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加薩人並不支持哈馬斯，而是對武裝組織的無效治理感到沮喪，因為他們承受著極端的經濟困難。大多數加薩人也不贊同哈馬斯的意識形態。與目標是摧毀以色列國的哈馬斯不同，大多數受訪者支持兩國解決方案，即獨立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並存。

持續的暴力不會讓大多數加薩人所希望的未來更加接近。以色列過去的鎮壓行動不但沒有消除人們對恐怖主義的同情，反而讓加薩普通民眾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反而增加了對哈馬斯的支持。如果目前加薩的軍事行動對巴勒斯坦輿論產生類似的影響，那麼長期和平的事業將進一步受挫。

只有 29% 的加薩人政府有「很大」的信任

阿拉伯晴雨表與巴勒斯坦政策和調查研究中心合作並在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支持下對西岸和加薩進行了調查，提供了普通公民在最近衝突前夕的看法的概況。作為該地區運行時間最長、最全面的民意項目，阿拉伯晴雨表自2006 年以來已開展了八輪調查，涵蓋中東和北非的16 個國家。所有調查都旨在具有全國代表性，其中大部分（包括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最新調查）是在受訪者的居住地進行面對面訪談，收集到的資料是公開的。在每個國家，調查問題旨在衡量受訪者對各種經濟、政治和國際問題的態度和價值觀。   

我們最近一次訪談是在 9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期間進行的，調查了西岸的 790 名受訪者和加薩的 399 名受訪者。（在加薩的訪談於 10 月 6 日完成。）調查結果顯示，加薩人對哈馬斯領導的政府缺乏信心。當被問及他們對哈馬斯當局的信任程度時，多數受訪者（44％）表示他們根本沒有信任；「不太信任」是第二常見的回答，佔 23%。只有 29% 的加薩人表示對政府有「很大」或「相當大」的信任。此外，72% 的受訪者表示，政府機構存在大量（34%）或中等（38%）的腐敗現象，少數人認為政府正在採取有意義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加薩人民哈馬斯、巴勒斯坦領導層都失望

當被問及如果在加薩舉行總統選舉且哈馬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和被監禁的法塔赫中央委員會成員馬爾萬·巴爾古提參加投票時，他們將如何投票時，阿巴斯領導的政黨中，只有24%的受訪者表示會投票給哈尼亞。巴爾古提獲得了最大的支持率，為 32%，阿巴斯則獲得了 12%。百分之三十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會參加。加薩人對管理西岸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看法也好不到哪裡去。微弱多數（52％）認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負擔，67％的人希望看到阿巴斯辭職。加薩人民不僅對哈馬斯失望，也對整個巴勒斯坦領導層失望。

加薩的貧窮率上升到 2021 年的 59%

調查結果也清楚反映了加薩經濟問題的突出性。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加薩的貧窮率從 2011 年的 39% 上升到 2021 年的 59%。由於資源匱乏和成本高昂，許多加薩人難以獲得基本必需品。在調查受訪者中，78% 的人表示，加薩的糧食供應是一個中度或嚴重的問題，而只有 5% 的人表示這根本不是問題。相似的比例（75%）表示，即使有食物，也有中度至重度的困難；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表示食品負擔能力不是問題。

加薩家庭敏銳地感受到了糧食短缺的影響。75%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過去 30 天內的某個時候已經耗盡了食物，並且沒有錢購買更多食物。相較之下，在 2021 年阿拉伯晴雨表調查中，只有 51% 的人持相同觀點。短短兩年內的這種變化令人震驚。加薩人被迫調整自己的習慣以維持收支平衡，75% 的人表示他們已開始購買不太受歡迎或較便宜的食物，69% 的人表示他們減少了膳食量。

大多數加薩人將缺乏食物歸咎於內部問題，而不是外部制裁。以色列和埃及自2005年起對加薩實施封鎖，限制人員和貨物進出該領土。封鎖的強度各有不同，但在2007 年哈馬斯控制加薩後，封鎖明顯變得更加嚴格。儘管如此，許多調查受訪者(31%) 認為政府管理不善是加薩糧食不安全的主要原因， 26% 的人將其歸咎於通貨膨脹。只有 16% 的人指責外部實施的經濟制裁。簡而言之，加薩人更有可能將自己的物質困境歸咎於哈馬斯的領導，而不是以色列的經濟封鎖。然而，自調查以來，這種看法可能已經改變。10 月 7 日襲擊事件發生後，以色列切斷了對加薩的水、食物、燃料和電力供應，使該地區陷入嚴重的人道危機。此後，一些國際援助已進入加薩，但巴勒斯坦人所經歷的苦難可能使他們的態度變得強硬，從而可能破壞長期和平與穩定。

政治不再像往常一樣

總體而言，調查結果顯示加薩人渴望政治變革。自 2021 年以來下降了 8 個百分點，只有 26% 的人表示政府非常（3%）或很大程度上（23%）對人民的需求做出了回應。當被問及一般民眾影響政府的最有效方法是什麼時，多數人表示「沒有任何方法有效」。第二個最受歡迎的答案是利用個人關係聯繫政府官員。大多數加薩人看不到公開表達對哈馬斯領導的政府的不滿的途徑。只有40%的人表示言論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或中等程度上得到了保障，68%的人認為在哈馬斯統治下，參與和平抗議的權利沒有受到保護或僅得到有限程度的保護。

一半的加薩人表示支持民主

大約一半的加薩人表示支持民主：48% 的人確認「民主總是優於任何其他類型的政府」。一小部分受訪者（23%）表示對任何類型的政權都缺乏信心，同意這樣的說法：“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我們擁有什麼樣的政府並不重要。” 只有 26% 的人同意「在某些情況下，非民主政府可能會更好」。（最後一項發現與美國的民調結果類似，在2022 年的一項調查中，五分之一的41 歲或以下成年人同意這一說法：「獨裁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件好事。 ”）

鑑於大多數加薩人對其政府的評價較低，他們對哈馬斯作為一個政黨的不滿也就不足為奇了。只有 27% 的受訪者選擇哈馬斯作為他們的首選政黨，略低於支持阿巴斯領導的管理約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政黨的比例（30%）。哈馬斯在加薩的支持率也有所下滑，從 2021 年調查的 34% 下降。最近的反應也存在顯著的人口統計差異。30 歲以下的成年人中有 33% 表示支持哈馬斯，而 30 歲及以上的成年人中這一比例為 23%。與富裕的加薩人相比，較貧窮的加薩人支持哈馬斯的可能性較小。在那些無法支付基本開支的人中，只有25%的人支持執政黨。在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中，這一數字上升至 33%。事實上，受嚴峻經濟狀況影響最嚴重的人們以及那些記得哈馬斯統治之前生活的人們更有可能拒絕該黨，這一事實突顯了加薩人對哈馬斯運動的支持的局限性。

加薩人並不同意哈馬斯消滅以色列國的目標

領導風格並不是加薩人對哈馬斯唯一反感的地方。總的來說，加薩人並不同意哈馬斯消滅以色列國的目標。當提出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三種可能解決方案（以及選擇「其他」的選項）時，大多數受訪者（54%）贊成 1993 年奧斯陸協議中概述的兩國解決方案。在這種情況下，巴勒斯坦國將與以色列國毗鄰，其邊界是基於 1967 年六日戰爭之前存在的事實上的邊界。自2021年以來，對該決議的支持程度沒有太大變化；在那次調查中，58％的加薩受訪者選擇了兩國方案。

73％的加薩人贊成和平解決巴以衝突

令人驚訝的是，在最近的敵對行動爆發之前，替代性政治安排在加薩人中幾乎沒有獲得任何支持，因為兩國解決方案現在看來是多麼難以置信。該調查提出了另外兩個選擇：以色列-巴勒斯坦聯邦——兩個國家都是獨立的，但仍保持密切聯繫並允許公民自由流動——以及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單一國家。這些分別獲得了 10% 和 9% 的支持。

整體而言，73％的加薩人贊成和平解決巴以衝突。在哈馬斯 10 月 7 日發動攻擊前夕，只有 20% 的加薩人贊成採取可能導致以色列國家毀滅的軍事解決方案。提供此答案的人中，絕大多數（77%）也是哈馬斯的支持者，約佔成年人口的 15%。在其餘支持武裝行動的受訪者中，13% 的人表示沒有政治傾向。

加薩人不同意哈馬斯消滅以色列國的目標

總的來說，加薩人不同意哈馬斯消滅以色列國的目標。同時，加薩人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看法一直持負面態度。在最近的調查中，只有 10% 的人表示支持這項舉措，與 2021 年的比例相同。許多加薩人可能認識到，阿拉伯團結是確保包括獨立巴勒斯坦國在內的政治安排的關鍵。如果阿拉伯國家要解決與以色列的分歧，而不把解決以巴衝突作為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那麼兩國解決方案的任何揮之不去的希望都將化為泡影。

在哈馬斯攻擊以色列之前，加薩人的外交政策觀點顯示既與美國的某些政策優先事項保持一致，也對美國不信任。百分之七十一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37% 的人表示希望加薩與美國發展更牢固的經濟關係，高於希望加深與伊朗或俄羅斯經濟關係的比例（兩者均為 32%）。然而，只有 15% 的加薩人認為美國總統拜登的政策對阿拉伯世界有利或非常有利。過去幾週，鑑於加薩、約旦河西岸和該地區阿拉伯國家普遍認為華盛頓以犧牲加薩為代價來援助以色列，拜登和美國的支持率肯定有所下降。 。

加薩人因不斷升級的暴力逃離家園而感到痛苦

最後的發現是人們與他們所居住的土地的聯繫的強度，這一發現現在得到了無數媒體報道的支持，這些報導表明加薩人因不斷升級的暴力迫使他們逃離家園而感到痛苦。絕大多數受調查的加薩人（69%）表示，他們從未考慮過離開自己的祖國。這個比例高於伊拉克、約旦、黎巴嫩、摩洛哥、蘇丹和突尼斯的居民被問到同樣問題的比例。（對於所有這些國家，最新的可用數據來自阿拉伯晴雨表的2021-22 年調查波。）加薩人面臨一系列挑戰，從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到反應遲鈍的政府以及看似不可能的獨立建國之路，但他們堅定地希望留在加薩。

6% 的人選擇西岸現任領導人阿巴斯

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條件比加薩好，但經濟和政治情勢依然嚴峻。西岸近一半的受訪者（47%）表示上個月挨餓，只有 19% 的人信任法塔赫領導的西岸政府，比例甚至低於加薩人信任哈馬斯政府的比例。然而，治理失敗並沒有促使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馬斯。當被問及他們與哪個政黨最親近時，約旦河西岸只有 17% 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哈馬斯。對法塔赫的支持率與加薩相同（30%）。然而，就個別領導人而言，西岸居民的反應反映了普遍的不滿，尤其是對阿巴斯的不滿。在假設的總統選舉中，巴爾古提是他們的首選，就像他在加薩一樣，有35% 的支持率，而只有11% 的人選擇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6% 的人選擇西岸現任領導人阿巴斯。近一半的受訪者（47%）表示他們不會參加。

以色列政府現在必須保持克制。

隨著以色列在加薩的行動升級，戰爭將對平民造成難以估量的傷亡。但即使以色列如美國一些鷹派政客所呼籲的那樣“夷平加薩” ，它也將無法完成消滅哈馬斯的使命。我們的研究表明，以色列對加薩的鎮壓往往會增加加薩普通民眾對哈馬斯的支持和同情。2006年，哈馬斯在議會選舉中贏得了44.5%的巴勒斯坦選票，但2007年6月哈馬斯與法塔赫之間的軍事衝突導致哈馬斯接管加薩，該組織的支持率直線下降。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於2007年12月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只有24%的加薩人對哈馬斯表示好感。接下來的幾年裡，隨著以色列加強對加薩的封鎖，加薩普通民眾也感受到了影響，哈馬斯的支持率有所上升，2010年達到了40%左右。同年，以色列部分放鬆了封鎖，哈馬斯在加薩的支持率趨於平穩，然後下降2014 年，這一比例升至 35%。在以色列鎮壓加薩期間，哈馬斯的強硬意識形態似乎對加薩人更具吸引力。因此，以色列以剷除哈馬斯為名對加薩造成痛苦的政策非但沒有推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走向和平解決，反而可能使暴力循環永久化。

短期內，以色列、尤其是美國領導人需要確保加薩平民的安全，其中140 萬加薩平民已經流離失所。美國應該與聯合國合作，建立明確的人道走廊和保護區，華盛頓應該為聯合國呼籲提供3億美元援助以保護巴勒斯坦平民做出貢獻——數十名美國參議員表示他們將支持這項舉措。最後，以色列和美國必須認識到，巴勒斯坦人民是尋求持久政治解決方案的重要夥伴，而不是實現這一有價值目標的障礙。如果兩國祇尋求軍事解決方案，他們可能會將加薩人推入哈馬斯的懷抱，從而保證在未來幾年重新爆發暴力。

美國週四（10月26日）證實，計劃派遣負責中國、台灣和蒙古事務首席主任辛西婭·卡拉斯（Cynthia Carras）代表美國國防部出席本月在北京舉行的香山論壇。一年一度的香山論壇，定於10月29日至31日舉行。

這場由中國國防部主辦的國際會議旨在討論安全合作，並提高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地位，並成為與美國及其亞洲盟國，包括日本和韓國等國的競爭對手。

去年8月份，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問了台灣，中國隨後凍結了美中兩國間的軍事交流。

美中之間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中國國防官員拒絕接聽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的電話，而此前一架飛越北美的疑似中國間諜氣球被美國擊落，引發了雙方之間的重大外交危機，使得雙方的關係跌至歷史最低點。

五角大廈在聲明中表示，國防部「歡迎有機會在香山論壇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就確保暢通與可靠的溝通管道、確保危機溝通管道、降低戰略和行動風險以及避免誤解進行接觸。 」

週四早些時候，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大校對記者表示，「中方重視中美兩軍關係。」

「我們認為參加論壇人員的級別並非最重要的事項，雙方溝通重在實質內容，」吳謙說。

中國最高外交主管王毅已抵達華盛頓，他計劃會晤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中國將其拒絕重啟軍事交流歸咎於華盛頓實施的制裁，其中包括拒絕允許時任國防部長李尚福訪問美國。李尚福2018年在擔任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時，因涉及與俄羅斯軍火商的重大交易而被美國制裁。

本週二，中國宣布解除了李尚福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的職務，但沒有給出任何解釋或指定接替人。

中國週四還發布了一段視頻，稱中國海軍與“拉爾夫·約翰遜號”（USS Ralph Johnson）驅逐艦近距離接觸，並稱美國驅逐艦在8月19日在中國海軍在南中國海進行例行訓練時，騷擾了中國最新一代052型驅逐艦「桂林號」。

中國聲稱「拉爾夫·約翰遜號」驅逐艦急轉彎並加速，在有爭議的帕拉塞爾群島附近越過中國軍艦的船頭，中國稱帕拉塞爾群島為西沙群島。

「美方想一邊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一邊不受約束地挑釁滋擾，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吳謙說。他並補充說，“中國軍隊始終保持高度戒備，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

美國印太司令部周四公佈影片顯示，一架中國殲-11戰鬥機的飛行員週二在南中海國際空域對一架美國空軍B-52飛機進行了美方所說的「不安全」的攔截。

印太司令部說，當時，這架B-52飛機正在“合法展開日常行動”，殲-11飛行員進行了夜間攔截，以“不安全和不專業的方式”貼近，在B-52的機身前方和下方不到10英尺飛過，致使兩機有相撞危險。

共和黨籍的麥克·約翰遜(Mike Johnson)10月25日當選美國眾議院議長，51歲的約翰遜是三屆眾議員，他以220票對209票當選議長。眾議院議長在美國總統繼承順序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副總統。

所有在場的209名民主黨眾議員都投票支持由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擔任議長。

約翰遜是來自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聯邦眾議員，他曾把共和黨人凝聚在前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周圍，支持推翻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的努力。

約翰遜在作為議長的首次發言中強調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他說：「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今天都有著巨大的責任，利用神給我們的恩賜來為這個偉大國家的傑出人民服務，這是他們理應得到的，並確保我們的共和國仍然作為世界所急需的光明、希望與自由的偉大燈塔而屹立不倒。」

伊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眾議院在會場發表講話，說明為何提名約翰遜時說，他「有深厚的信仰。麥克象徵著一位公僕領導人意味著什麼。麥克是一位深受尊敬的憲法律師，將畢生貢獻給維護美國有關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偉大原則。”

拜登(Joe Biden)星期三下午發布聲明，向約翰遜表示祝賀。

「正如我在這一程序開始時所說，無論誰當議長，我都將尋求本著誠意並為了美國人民與他們共事，」拜登說。「這是我一直堅持的原則，我也就此採取了行動——就基礎設施、在競爭中戰勝中國、槍支改革和照顧退伍軍人達成了重大的兩黨立法。」

約翰遜星期二晚間獲得了共和黨會議的提名，在此之前，共和黨眾議員湯姆·埃默(Tom Emmer)星期二下午退出了競選。星期二中午過後，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發文稱，他不太了解埃默，並稱他為“RINO”，意思是“只是名義上的共和黨人”。

約翰遜星期三早晨得到了川普的支持。

川普對媒體說：「麥克約翰遜做得很好。他是一位很棒的國會議員，受到每個人的尊敬。我聽說真得很好。我沒有聽到一句關於他的負面評論。每個人都喜歡他，人人都尊敬他。」

10月3日八名共和黨議員與全部212名眾議院民主黨議員一起投票罷免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使他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被罷免的議長。

澳洲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週二（10月24日）抵達白宮，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及第一夫人吉爾·拜登（Jill Biden）迎接。阿爾巴尼斯是拜登任內第4位國事訪問美國的外國領袖，他將與拜登就中國、烏克蘭和以色列–哈馬斯衝突進行會談。

美國正尋求強化與長期盟友澳洲的關係，這是在印太區域對抗中國廣泛戰略的一環。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John Kirby）表示：「美國總統期待著這次國事訪問，我們與區域重要盟友和合作夥伴有許多事情要做。」科比也說，這次訪問將宣布兩國技術合作，包括聚焦於人工智慧的32億美元微軟（Microsoft）投資案、清潔能源和關鍵礦產，以確保供應鏈的安全。

兩位領導人也將討論澳英美3方安全夥伴關係（奧庫斯AUKUS），該協議計畫為澳洲提供核動力常規武裝潛艦。

在以色列–哈馬斯衝突之際，阿爾巴尼斯希望美國政府也能關注澳洲的鄰國問題。阿爾巴尼斯訪美前呼籲：“保持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的關注非常重要。” “這將是一次重要的訪問，與美國的聯盟是澳大利亞外交政策核心，”阿爾巴尼斯說。

阿爾巴尼斯週三（10月25日）將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拜登會談，並在玫瑰園舉行聯合記者會，也將在白宮南草坪接受國宴款待。

不過，考慮到以色列–哈馬斯衝突，第一夫人吉爾·拜登在國宴前一天宣布，取消原定搖滾樂隊“B-52s”的表演，改由美國陸戰隊及空軍弦樂團在國宴中演出。

吉爾拜登表示：「我們原本的計劃是讓B-52s表演他們最著名的派對音樂，但由於現在所處的時機，許多人正面臨悲傷和痛苦，所以我們做了一些調整。」 「

B -52s」是1970年代成立的新浪潮搖滾樂隊，最知名的代表作為1989年推出的“Love Shack”，曲風極其歡樂。

阿爾巴尼斯此次訪問將以白宮國宴作為句點。這次國宴有超過300名國會議員、商界巨頭和名人受邀與會，白宮在嘉賓入場前才會公佈名單。

吉爾拜登表示：「促進我們與盟友之間的夥伴關係十分重要，尤其是如此動盪的時刻。食物具有撫慰人心、讓人心安的療癒功能，我們希望在這次晚宴上也能讓人有如此感受。」

阿爾巴尼斯在11月初訪華之前先行訪美，也是繼法國、韓國與印度國家領袖之後，第4位受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領導人，顯示澳大利亞是美國最緊密盟友之一。

白宮新聞秘書卡琳·讓-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表示，拜登與阿爾巴尼斯此時的會面“遠比選在任何其他時機還要重要” ，並稱他們即將進行的對話“非常重要」。

共和黨眾議員湯姆·埃默爾(Tom Emmer)週二（10月24日）退出競選國會眾議院議長，這是議員們為填補這一美國政府最高領導職位之一而掙扎了三週之後遭遇的最新挫折。

自10月3日眾議員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 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被罷免的眾議院議長以來，該職位一直空缺。八名共和黨議員與全部212名眾議院民主黨議員一起投票罷免了他。

共和黨右派派系發起罷免麥卡錫的動議是因為他們對他通過一項臨時開支議案感到不滿。那項臨時開支議案為聯邦政府提供資金，使聯邦政府在9月30日最後期限後保持開放。

埃默爾爾在周二幾輪不記名投票中擊敗了其他八名候選人。62歲的埃默爾自今年稍早以來一直擔任多數黨黨鞭，這是眾議院共和黨會議的最高領導職位之一。自2015年以來，他一直代表中西部的明尼蘇達州。

週二下午早些時候，前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在他的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發帖稱，他不太了解埃默爾，並稱他為“RINO”，意思是“只是名義上的共和黨人」。

川普的貼文寫道：「共和黨不能冒這個險，因為那不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選民的心之所向。投票給像湯姆·埃默爾這樣的全球主義RINO將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

多達20名共和黨眾議員表示，他們不會投票給埃默爾，埃默爾在當天晚些時候退出。

自從麥卡錫被罷免議長職務以來，眾議院共和黨人一直未能成功地團結在一位繼任者周圍。他們首先提名了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聯邦眾議員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但他未能獲得當選議長所需的選票。

共和黨團接下來考慮了中西部俄亥俄州聯邦眾議員吉姆喬丹（Jim Jordan ）。喬丹是一位具有鼓動性的保守派人士，也是川普的堅定支持者。

但喬丹也未能在眾議院獲得217票多數票。他在第一次眾議院全體投票中的票數遠遠落後於這個門檻，並在隨後的兩次投票中接連失利。

共和黨的內訌使得議長的角色空缺，導致眾議院無法解決關鍵的預算問題。11月17日是政府部分關門將生效的時間，也是解決預算問題的最後期限。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在總統繼任順序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副總統。

以色列遭逢史上最嚴重恐怖攻擊，台灣與國際民主陣營，除了齊聲譴責恐怖主義，對傷亡的平民致哀，也積極參與關懷以色列數萬受難及撤離家庭的生計。台灣駐以色列代表處參與Pitchon-Lev急難救援計畫，有200戶家庭1,000人受惠。

駐以色列代表李雅萍表示，台灣愛心無國界，過去不論是在烏俄戰爭、土耳其震災或近期的利比亞水災，都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台灣救援隊挺身而出。

李雅萍表示：「我非常自豪，台灣是最早向以色列表達聲援的國家之一，並對以色列的損失表示哀悼。今天，我很榮幸代表台灣人民和政府，與Pitchon Lev合作，展現台灣精神可以幫助和幫助有需要的人，不分種族、宗教和性別。”

李雅萍受訪時肯定Pitchon-Lev很有系統地做援助及執行力，並強調：“我們跟Pitchon-Lev其實是一個長期的合作。因為它是一個有動員力的組織。”

Pitchon-Lev的希伯來名字為「敞開心扉」之意， 是一個無黨派的非營利組織，成立於1998年，每年幫助約16萬人，不分性別、宗教、種族、背景或國籍。主要任務是拯救貧窮、支持脆弱家庭的健康，以及促進青少年教育，打破以色列世代貧窮的循環。該組織與受益者保持直接聯繫，以適應當地環境和獨特需求，服務遍及整個國家，是該地區最重要的社會福利組織之一。

Pitchon-Lev執行長柯恩(Eli Cohen)告訴美國之音：「我們與台灣代表處的合作關係真的令人驚嘆。在10月7日事發後，8日我收到的第一個訊息是有人問：'你好嗎？我能幫忙做點什麼嗎？'這是事發後， 第一個問我是否可以提供幫助，而這個人是台灣代表的丈夫，Jeff。這突顯了駐以代表處、台灣人民和政府與我們組織之間的獨特關係。”

台灣駐以代表處與Pitchon-Lev的合作始於1年半前，柯恩說：「當時他們來訪問我們，做志願者，實地考察我們的工作，並最終為我們的教育計畫捐款。」今年5月代表李雅萍與代表處的員工也曾前往Pitchon-Lev擔任社福義工，參與濟貧活動，發放食品營養包及衣服等生活物資。執行長柯恩(Eli Cohen)當時表示，台灣駐以色列代表處是第一個參與該社福機構擔任義工的外國使領館，從未有外國使領館參與現地物資發放的善行。

今年6月台灣駐以色列代表處與以色列藝術育成機構「設計領航站」（Design Terminal Bat Yam）合邀台灣原住民藝術家優席夫在特拉維夫南邊的貝特雁（Bat Yam）市，以「愛無界」(Love: Without Borders)為名舉辦特展，展畫作23幅，其中一副自畫像的拍賣所得作為支持Pitchon-Lev機構的捐款。

根據柯恩的說明，台灣駐以色列代表的丈夫，Jeffrey Lee，是讓Pitchon-Lev成為優席夫畫作的受益組織的背後促成者。受訪時Jeffrey Lee表示他是「駐派以色列的外交人員配偶和伴侶」(Diplomatic Spouses and Partners of Israel or DSPI)協會的董事會成員之一。其他董事會成員包括英、美、德和比利時等四國，整個組織大概有200名會員，主要致力於協助外交人員配偶能快速融入駐地社會、發揮輔助功能、建立關係且回饋當地社會。

文 / 阮仲容

哈馬斯是一個控制加薩的巴勒斯坦組織，對以色列的空前攻擊以及以色列隨後的報復，導致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長期衝突的血腥爆發。以色列持續轟炸加薩，迅速升級為最激烈的衝突，包括中東的潛在戰爭和地區衝突。Abhinav Mehrotra發表在最新一期《地緣政治》(The Geopolitics) 的<解開以色列-哈馬斯衝突：歷史概述與和平之路>(Unravelling the Israel–Hamas Conflict: A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Path to Peace) 深入研究衝突的歷史背景，闡明哈馬斯的性質和起源，並闡明可能發生的國際違規行為。此外，它還探討了和平解決目前衝突的潛在途徑。Abhinav Mehrotra是印度Sonipat的O.P.金達爾全球大學Jindal全球法學院的助理教授。

衝突可以追溯到1917年

目前的衝突可以追溯到1917年，當時英國外交大臣亞瑟·詹姆斯·貝爾福發表了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支援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民的家園」。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授權英國統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抵抗英國統治，導致1936年的起義。英國鎮壓了起義，並承諾限制正在增加的猶太移民。不久，猶太民兵成立，以抵抗英國統治並打擊當地的阿拉伯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導致對猶太國家的支持越來越多，更多的猶太人逃往英國託管巴勒斯坦。在猶太人的抵抗也變得暴力之後，英國將這個問題交給了新成立的聯合國，聯合國於1947年投票決定將巴勒斯坦分為兩個獨立的國家，一個是猶太人，另一個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色列接受了聯合國的計劃並宣布獨立，而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將聯合國的計劃視為歐洲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許多鄰國向以色列宣戰，以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而不是英屬巴勒斯坦。以色列不僅贏得了這場戰爭，而且還按照聯合國的計劃通過了邊界，包括耶路撒冷西部，將許多巴勒斯坦人驅逐出家園，並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造成大規模的難民危機。

1949年以色列與約旦和埃及達成停戰協定后，以色列佔領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領土，埃及控制加沙，約旦控制約旦河西岸。1967年，以色列和鄰近的阿拉伯國家又打了一場戰爭，以色列贏了，佔領了整個巴勒斯坦領土，從敘利亞手中奪取了戈蘭高地，從埃及手中奪取了西奈半島。此後，以色列開始統治巴勒斯坦領土，以色列和埃及於1978年簽署了美國斡旋的大衛營協定，將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並實現關係正常化。因此，最初作為事實上的邊界開始演變成國際公認的法律邊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成立於1960年代，旨在通過包括暴力方法在內的一切手段尋求巴勒斯坦國。國際社會在1972年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允許巴解組織進入聯合國安理會（UNSC）。2012年，聯合國大會投票決定給予巴勒斯坦在聯合國的非成員觀察員地位。

哈馬斯：起源和性質

哈馬斯是一個伊斯蘭激進運動，由巴勒斯坦神職人員謝赫·艾哈邁德·亞辛（Sheik Ahmed Yassin）創立，他從開羅的伊斯蘭學術過渡到穆斯林兄弟會當地分支機構的活動。它之所以成立，部分原因是加沙的一群巴勒斯坦人認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正在尋求妥協，並經常被批評為無效，而哈馬斯的一個暴力極端主義團體則致力於徹底摧毀以色列。

國際違規行為

歷史表明，雙方的極端主義暴力過去曾被用來破壞和平。在目前的衝突中，發生了許多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哈馬斯劫持人質的行為尤其違反了設立國際刑事法院的《羅馬規約》第8條。禁止電力、食物和水全面圍困加沙，導致對加沙所有居民進行集體懲罰，這在國際法上也是非法的。必須指出，國際刑事法院在處理這些侵犯行為方面可以發揮關鍵作用。與衝突有關的更廣泛的國際法問題包括國家在國際關係中使用武力的條件（訴諸戰爭權）和關於如何進行戰爭的條例（戰時法）。這些原則載於《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道主義法。公然違反這些法律突出表明，迫切需要找到解決當前危機的辦法。

通往和平之路

解決衝突的一個潛在途徑是國際刑事法院對包括西岸、東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帶在內的巴勒斯坦領土行使屬地管轄權。然而，在確定可進行調查的具體領土方面出現了挑戰。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是建立一個特別法庭，該法庭側重於地方一級處理侵犯人權行為的努力，並為倖存者提供一個分享經驗和懲罰有罪者的平臺。

最近以色列-哈馬斯衝突的升級突出表明，迫切需要採取步驟結束雙方人民的大規模苦難。像國際刑事法院這樣的管道和通過特別法庭在地方一級作出的努力，為解決困擾西亞區域的痛苦和不確定性帶來了希望。重要的是，必須支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不要訴諸選擇性的憤怒，並呼籲國際社會和政客們採取更多暴力行動，優先考慮追究責任，以恢復和平和秩序，以便利用外交與和平方法解決影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更廣泛衝突。

外交部10月20日表示，一架搭載十四名台籍和其他國籍人士的專機從以色列起飛前往羅馬。這是政府為幫助台灣公民離開中東戰亂採取的專項行動。

撤僑專機由台灣外交部安排，台北時間週五17點40分從特拉維夫機場起飛。這十四名乘客中有九名台灣人，四名瓜地馬拉僑民和一名巴拉圭僑民。瓜地馬拉和巴拉圭都是台灣的邦交國。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週五表示，有137名台灣人或台灣僑胞選擇留在以色列，其中有留學生和已經加入以色列籍並在當地長期定居的台灣人。台灣在當地的代表處與這些人保持聯繫，並告訴他們，如果改變決定願意離開，台灣方面將會為他們提供不同方式的交通工具，包括空路或陸路。

吳釗燮說，在幫助台籍人士撤離過程中，曾有35名中國大陸人士與台灣代表處聯繫，希望搭乘台灣專機離開，但後來沒有再連繫。吳釗燮說，當包機確定之後，「我們希望能夠跟他們拿護照這些相關資料，沒有護照，沒有辦法上飛機。」但是，「他們之後就沒有任何的回應，」吳釗燮補充說。

哈馬斯極端分子10月7日向以色列發動突襲，以色列政府宣布全國進入戰爭狀態，並向哈馬斯展開反擊。以色列軍隊向加薩等地的哈馬斯據點發動連續空襲、加薩居民大批轉移、恐怖分子不斷發射火箭。當地局勢緊張又充滿危險。

在以色列遭到恐怖攻擊之後，美國、德國、日本、韓國、泰國、加拿大、菲律賓等許多國家都積極展開從以色列的撤僑行動。但中國這次表現並不積極，沒有派專機接國人脫離危險。中國外交部要求在以色列的中國公民自行搭乘商業飛機回國。

網路上不斷傳出，有些中國留學生找到當地中國使館，請求撤離協助。他們得到的答覆是「自己想辦法」。

英國、美國、澳洲等51個國家組成的國際聯盟，對中國在新疆侵犯人權表達深切擔憂。英國大使詹姆斯·卡里烏基（James Kariuki）10月18日代表51個國家發表明確聲明，敦促中國應對這些關切並積極實施評估的建議。

這項集體關切源自於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去年的評估，該評估認為中國在新疆的侵犯人權可能構成反人類罪。

評估強調了新疆存在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包括任意拘留、全面監控、文化和宗教限制、酷刑和強迫勞動。

「自評估發布以來已經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但中國尚未就這些發現進行任何建設性的討論，」聲明中寫道。“我們敦促中國結束其在新疆的人權侵犯，積極與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合作，並全面實施評估的建議。”
中國堅決否認在新疆犯有任何不當行為，並將這些指控視為美國等西方國家領導的干涉其內政的別有用心的手段。

中共《中國日報》週四還發表社論，把矛頭指向西方，尤其是英國和美國，指責他們對新疆人權狀況提出批評。社論認為這些指控毫無根據，是乾涉中國內政的廣泛策略的一部分。社論暗示西方國家試圖將自身的價值觀強加於人，列為評估人權的唯一標準，並暗示中央情報局等情報機構與這些指控有關。

社論聲稱，西方國家本身存在不完美的人權記錄，因此無權對其他國家的人權問題提出指責。

美國總統拜登美東時間10月19日晚間，將向全國發表電視談話，強調美國向以色列和烏克蘭這兩個處於戰爭狀態下的國家繼續提供軍事援助的重要性。

這次談話的目的是向國會尋求1000多億美元的對外援助款項。這筆援助款項除了用於向以色列和烏克蘭提供援助外，受到北京威脅的台灣以及不堪非法移民困擾的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地區也是受益者。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引述不具名美國官員的話說，拜登將在談話中告訴美國人民，在世界處於急劇變化之時，支持以色列和烏克蘭事關美國的國家安全。

「他會表示，無動於衷或視而不見的代價將會更加高昂，」其中一位官員向CNN表示。

拜登政府今年八月向國會提出最新一次額外的撥款請求，其中包括在今年年底之前向烏克蘭提供241億美元的援助，但國會因為忙於短期或臨時聯邦政府撥款，沒有批准白宮的撥款請求。

CNN報告說，美國民意也很難對美國對外援助形成一致的看法。

CNN最近一次自己所作的民調顯示，在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突然襲擊之後，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同情以色列，但是在美國應該向以色列提供多少援助問題上，受訪者卻沒有明顯的共識。35%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向以色列提供了適當的援助，另有36%的受訪者則不確定美國對以色列提供的援助是否足夠。

根據一項有效期為十年的諒解備忘錄，美國現在每年向以色列提供40億美元的援助。拜登即將向國會提出的新的撥款要求，預計將向以色列提供額外的數十億美元的援助。

但美國民眾對持續援助烏克蘭的支持卻大大下降。CNN今年八月做的一項民調顯示，55%的受訪者認為國會不應該批准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援助。在是否應該持續向烏克蘭提供援助問題上，美國國會兩黨之間在是否繼續援助烏克蘭問題上分歧也越來越大。將近四分之三的共和黨議員反對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援助，而有62%的民主黨議員支持繼續援助烏克蘭。

根據基輔世界經濟研究所的統計，自從俄羅斯去年二月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援助累計已達750億美元。

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接受英國天空新聞台（Sky News）採訪時表示，美國有能力同時向兩場戰爭提供援助。

以色列國防部長約夫·加蘭特（Yoav Gallant）週四（10月19日）告訴該國數十萬地面部隊，準備攻入加薩走廊。以色列戰鬥機已經對哈馬斯控制的領土發動了新的空襲。

加蘭特會見了駐紮在加薩邊境的以色列步兵，告訴部隊“組織起來，做好準備”，但沒有說何時下令進攻。

「現在無論誰從遠處看到加薩，到時候都會從內部看到加薩，」他說。“我保證你們會看到。”

哈馬斯10月7日對以色列發動令人震驚的跨國攻擊造成14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平民。此後，以色列在邊境集結了30萬或更多的軍隊。

在加蘭特發表聲明後不久，以色列總理內塔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發布了一段視頻，視頻中他與邊境附近的部隊承諾以色列將會勝利。

即將對加薩進行地面攻入之際，英國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在美國總統拜登訪問以色列之後也訪問以色列，以表明西方對打擊哈馬斯武裝分子戰爭的支持。

「你們遭受了無法形容的可怕恐怖主義攻擊，我想讓你們知道英國和我與你們站在一起，」蘇納克說。

後來，他告訴內塔亞胡總理，“我們將與你們的人民站在一起。我們也希望你們能取得勝利。”

拜登星期三在短暫訪問特拉維夫後表示，他與以色列領導人進行了坦率的討論。以色列發動了軍事打擊，在加薩奪走了3,400多人的生命，其中許多是平民。

「我對以色列人非常直言不諱，」他在空軍一號上告訴記者。拜登說，雖然以色列“受到嚴重傷害”，但以色列“有機會減輕加薩無辜平民的痛苦”，因為“他們無處可去”。

他補充說，這是以色列「應該做的」。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以色列國從不故意以平民為目標。我們只針對軍事目標。

文 / 王半山

拜登訪問以色列時，他將表達對一個遭受創傷的國家的支持，但他也必須努力引導該國擺脫盲目的憤怒。(Visiting Israel, the President will express support for a traumatized nation, but he must also try to steer it from the blindness of rage.)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發表在最新一期《紐約客》(New Yorker) 的<拜登的中東負擔>(Biden’s Middle East Burden)帶著讀者思考拜登在中東應該扮演的腳色。

哀悼、保護、捍衛和反擊，「根除」、「壓平」、「結束它們」

拜登總統抵達中東。據白宮稱，除了與以色列人交談外，他還將在安曼與埃及、約旦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領導人舉行會議。二十個月來，拜登政府成功鞏固了北約對烏克蘭的支持，這是一項涉及高風險外交和政治技巧的極其複雜的壯舉。然而，在一個普遍混亂的世界裡，不可能一次只處理一件事。

在最近幾天與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進行了多次交談之後，在參觀了 10 月 7 日大屠殺的地點之後，我發現很難表達整體的恐懼和憤怒以及復仇要求的強度。這裡的氣氛在某些方面讓人想起9/11之後美國的氣氛。在最原始的層面上，人們不僅要哀悼、保護、捍衛和反擊，而且要「根除」、「壓平」、「結束它們」，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須抵制它。

拜登正陷入情感漩渦

拜登總統需要抑制這種要求更多流血的呼聲。他與以色列的親情表達感動了許多以色列人。他們指出，美國軍艦在地中海東部的部署不僅是對真主黨和伊朗的警告，也是對以色列領導人不要「重新佔領」加薩的警訊。拜登必須大力推動內塔尼亞胡總理採取戰略遠見和克制的行動。內塔尼亞胡現在越來越不受歡迎，並因令人震驚的軍事和情報失誤而受到廣泛指責，導致以色列南部發生大屠殺。

拜登正陷入情感漩渦。打開這裡的收音機，或末日滾動瀏覽您選擇的社交媒體，盯著您的 WhatsApp - 每時每刻都會帶來更多殘酷的故事。打開電視新聞，又是飛彈警告，又是一次空襲。警覺的感覺是無情的。他們用推土機衝破了加薩的圍欄，騎著摩托車和皮卡車，帶著 AK-47 和火箭呼嘯著進入以色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有人談到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及其代理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黎巴嫩真主黨）之間的多戰線衝突。

內塔尼亞胡最終可能面臨辭職

似乎沒有人準備好指望內塔尼亞胡。他的支持率直線下降，他最終可能面臨辭職的前景。他一貫將自己的政治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當哈馬斯領導人上週決定實施他們的可怕陰謀時，時機對其成功至關重要。他們認識到以色列國防及其自吹自擂的「新創國家」技術的弱點；他們也看到了一個分裂的國家和一個極其反動和無能的領導層。

大規模地面入侵加薩的後果是未知的，儘管它很容易導致數千人喪生。死亡人數已經在迅速增加。據當地衛生部稱，週二晚上，有報告稱加薩市一家醫院遭到空襲，造成數百人死亡。根據美聯社報道，如果這些報導得到證實，這將是自2008 年以來以色列對加薩最致命的空襲。以色列安全官員否認對爆炸負責，而是將其歸咎於伊斯蘭聖戰組織發射的火箭失火。

加劇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和怨恨，以色列會更安全嗎？

與其他國家一樣，以色列有權保護其存在及其公民，如果有某種簡單的方法可以不付出代價地打擊哈馬斯，那就太愚蠢了。但是，以加速殘酷來回應殘酷，透過無休止的轟炸行動，透過重新佔領部分或全部加薩，會產生什麼結果呢？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將加劇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和怨恨。這會讓以色列更安全嗎？大規模地面戰爭會對以色列與埃及、約旦、摩洛哥和其他相對溫和的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產生什麼影響，更不用說對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潛在正常化產生影響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領導階層——老化、腐敗，而且由於以色列政府的不當破壞而變得軟弱——只會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失去更多的地位。

授予復仇議程許可不會有好結果

拜登無疑將向以色列領導人、被哈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質以及大屠殺的倖存者表示支持。但授予復仇議程許可不會有好結果。在這片小小的土地上——飽受歷史、仇恨和災難性錯誤的折磨——柵欄兩邊無數的生命都處於危險之中。以色列「縮小」衝突、忽視衝突的想法始終是一種幻想。如果不採取某種解決辦法，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最終將是不可能的。

前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週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接待俄羅斯總統普丁，「是試圖在歐洲推動混亂，在中東推動混亂，最終試圖在中國前院推動混亂。”

博明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和普丁「試圖顛覆一個和平的世界秩序，一個建立在民主原則上的、從二戰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
中國在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之前與俄羅斯簽訂協議，建立「無上限」夥伴關係。習近平今年3月訪問莫斯科，繼續深化中俄關係。自俄羅斯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從未對俄羅斯提出譴責，也不曾將俄羅斯的行為稱作「侵略」。針對目前的以哈衝突，中國和俄羅斯都沒有對發動攻擊的哈馬斯提出譴責。

「現在習近平在北京接待普丁，這是在延續這種深化的夥伴關係,」 博明認為，中國繼續與俄羅斯獨裁政權綁在一起，試圖在歐洲、中東和台海推動混亂。「習近平的重點是他所謂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一個邪惡的、令世界深感不安的願景。它是和平民主秩序的對立面，」博明說，「 這是企圖把獨裁政權和獨裁政權的軸心置於世界權力的頂峰。如果我們讓它成為現實，那將是一個非常黑暗的世界。我們一定不能讓它實現。”

博明認為，美國需要讓中國知道，和俄羅斯捆綁是有代價的。美國應該「向我們的盟友靠攏，邀請其他夥伴加入，並向北京明確表示，他們將付出相關的代價，」博明說，「不僅是名譽的代價，肯定有名譽的代價，而且也有與獨裁政權聯合的經濟代價。

美國國務院週三回覆美國之音詢問對習近平與普丁會晤的評論時表示： 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與俄羅斯結盟感到擔憂。在俄羅斯繼續對烏克蘭發動非法和殘酷的戰爭之際，中國接待普丁令人遺憾地展現了對俄羅斯的支持。我們先前曾說過，我們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應該為普丁先生提供推動侵略烏克蘭戰爭的平台。

博明認為，雖然今年以來美中兩國政府溝通和高官會晤有所增加，但這並不代表美中關係真正“回暖”，“這是中國領導層的戰術，”他說，“我在他們在中國發表的聲明、演講和文件中沒有看到任何跡象，表明他們希望與美國更密切地合作，或者放鬆習近平正在追求的這些宏偉的全球野心。”

博明認為，美國需要看清中國的實際意圖。在烏克蘭戰爭和以哈衝突的問題上，“美國不應該相信，歐洲領導人或世界任何地方的領導人也不應該相信北京正在表達任何善意或良好的意圖。”

文/曹長青

哈馬斯突襲以色列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以色列要軍事反擊。對此問題，國際上很多爭議，有的支持以色列，有的支持巴勒斯坦。

在美國的保守派內部，甚至川普總統的華人支持者中間也有分歧。一些華人保守派反感猶太人的左傾，認為極左派禍害美國、禍害世界，而不支持以色列，甚至傾向巴勒斯坦。

但猶太人知識份子左傾，和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應有生存權利，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可混為一談。尤其對哈馬斯這樣殘殺以色列平民，絕不可容忍！

今天全球左派高喊的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巴勒斯坦人沒有國家的問題，主要是巴勒斯坦知識份子和政客造成的，也是當年五個阿拉伯國家幾次聯手入侵以色列、要把這個民主國家從地球上抹掉的暴力攻擊成的後遺症。

看巴以衝突，評判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不要從美國和歐洲角度，也不要從阿拉伯和穆斯林角度，只應該一個角度，那就是歷史事實和真實！

請看我最新哈馬斯和以色列衝突的視頻評論：
https://youtu.be/J0IV-Qyanbo?si=KeZ7GgcSCwZhXQ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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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抵達特拉維夫的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對加薩一家醫院發生大規模爆炸，造成數百人死亡，並引發地區抗議一事指出：「根據我們迄今為止看到的資訊；這似乎是加薩一個恐怖組織火箭發射錯誤的結果。」

加薩官員稱以色列要對週二的爆炸負責，但以色列否認有過錯，並表示巴勒斯坦激進組織伊斯蘭聖戰運動發射的一枚火箭錯誤擊中了醫院現場。伊斯蘭聖戰運動否認對此負責。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艾德麗安沃特森（Adrienne Watson）表示：「雖然我們繼續收集信息，但根據對空中圖像、攔截和開源信息的分析，我們目前的評估是，以色列對昨天加薩醫院的爆炸不負有責任。」

拜登訪問以色列的目的是在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造成1400多人死亡後對以色列表示支持。以色列此後向哈馬斯宣戰，並對加薩進行猛烈轟炸，加薩衛生部表示已有約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拜登在演講中表示，以色列已同意人道援助可以開始從埃及運往加薩，並宣布美國向巴勒斯坦人提供1億美元援助。他發誓要向以色列提供自衛所需的一切，但敦促其克制報復行動。

「你不能按照恐怖分子的規則生活。你們生活在法治之中。當衝突是正當的時侯，你就遵循戰爭法治，」他說。

在談到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攻擊的後果時，拜登表示，雖然美國「看到了正義並得到了正義，但我們也犯了錯誤」。

「我知道領導層的選擇從來都不是明確或容易的。總是有代價的，」拜登說。「但這需要深思熟慮；（它）需要提出非常棘手的問題，需要明確目標，並誠實評估你所走的道路是否能夠實現這些目標。」

拜登原定從特拉維夫前往安曼，會見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討論對加薩人的人道主義應對措施。但加薩醫院爆炸後，峰會以及訪問約旦的行程被取消。

哈馬斯武裝分子指責以色列要對加薩阿赫利阿拉伯醫院的爆炸負責，稱其為「種族滅絕罪，再次暴露了這個罪犯敵人及其法西斯和恐怖主義政府的醜惡嘴臉」。

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數百人傷亡，其中大多數是流離失所的家庭、病人、兒童和婦女。」巴勒斯坦當局稱，約500人遇難。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海軍少將丹尼爾·哈加里（Daniel Hagari）週三（10月18日）告訴記者，建築物沒有遭到結構性損壞，也沒有形成彈坑，而彈坑與以色列的空襲相符。他還指責哈馬斯誇大了傷亡人數。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週三在以色列戰時內閣會議上與拜登一起發表講話，他表示全世界對醫院的襲擊感到憤怒，「但這種憤怒不應該針對以色列，而應該針對恐怖分子。」

爆炸引發了中東各地城市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包括黎巴嫩、伊朗、突尼斯和土耳其，示威者將爆炸歸咎於以色列。

美國領導人承諾確保以色列擁有自衛所需的一切。

文 / 山巨源

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的攻勢正在加強。10月7日，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馬斯從加薩撤離，對以色列發動殘酷攻擊，該飛地目前已被圍困。以色列已切斷電力、水、燃料和食物的供應。以色列的警告導致加薩走廊數十萬巴勒斯坦人逃離家園，以色列的炸彈已經造成數千人死亡。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備受期待的地面入侵之前，這可能會導致雙方重大傷亡。一些分析人士，例如《 外交事務》的馬克·林奇和《紐約時報》 的侯賽因·伊比什 ，認為“入侵加沙將是一場災難”，以色列“將走進陷阱”。他們很可能是對的。城市地區的軍事行動是出了名的困難和致命。哈馬斯作為一場社會運動而不僅僅是一個激進組織，將不可能被徹底剷除。史蒂文·西蒙 Steven Simon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哈馬斯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What Comes After Hamas?)指出，「將加薩走廊歸還巴勒斯坦人並確保以色列安全的計劃」(A Plan to Return the Gaza Strip to Palestinians and Keep Israel Safe)嗎？

如果以色列確實擊敗了哈馬斯，會發生什麼事？

但以色列或許仍能實現摧毀哈馬斯領導層和軍事能力的最高限度戰爭目標。以色列國防軍目前已部署35萬名預備役人員和17萬名現役人員。儘管這些部隊的大部分將被分配到面對黎巴嫩和激進組織真主黨的北部戰線，但仍有大量士兵留在加薩行動。同時，哈馬斯最多可以部署 15,000 名戰士。以色列國防軍完全控制加薩的領空、海岸線和陸地邊界。為了粉碎哈馬斯，以色列公眾除了已經遭受的重大損失外，還準備承受大量傷亡。以色列得到了重要外部國家的支持，尤其是美國。對於以色列正在考慮的艱難戰役來說，很難想像有比這更有利的條件了。

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如果以色列確實擊敗了哈馬斯，會發生什麼事？儘管拜登政府將地面進攻和對加薩的封鎖視為對區域穩定的威脅，並擔心正在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但美國目前改變以色列路線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以色列被證明對 10 月 17 日加薩北部阿赫利阿拉伯醫院爆炸案負責，造成數百人死亡，那麼以色列可能會縮小自己的選擇範圍。但如果以色列計畫中的攻擊是既成事實，美國及其合作夥伴必須開始仔細考慮一系列情景，包括沒有哈馬斯的加薩。

將以色列對加薩的控制權移交給聯合國臨時管理？

武裝組織的癱瘓將是血腥的，但哈馬斯的解散可能會提供一個短暫的機會，在加薩建立一個比以前更好的新政權。戰後人們還會爭論人類所遭受的痛苦是否值得。但如果以色列擊敗哈馬斯，美國應該與區域和國際大國合作，找到一種方法，將以色列對加薩的控制權移交給聯合國臨時管理，並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強有力授權的支持。該聯合國特派團隨後將幫助加薩重新回到巴勒斯坦的控制之下。除非最終目標是復興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及其對加薩的控制，否則阿拉伯國家將不願意參與這樣的隔天計畫。在對聯合國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以色列，這仍然是一個很難接受的事情。但這樣的進程不僅可以使加薩的巴勒斯坦人免受以色列無限期佔領的前景以及與以色列反覆發生的破壞性小規模衝突甚至戰爭，而且還可以透過恢復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在加薩的行政管理，保留兩國並存的可能性。- 陳述現在看來如此遙不可及的解決方案。

加薩戰爭打亂了美國推動的以色列阿拉伯關係正常化

在加薩建立更好的安排的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哈馬斯的失敗。但其他事態發展可能會使這種結果更有可能出現。以色列現在由一個新的緊急聯合政府統治，其中包括中間派，他們過去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兩國解決方案，其中包括兩名前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本尼·甘茨和加迪·艾森科特。以色列戰時內閣反映了多元化的觀點，有助於制衡極右翼分子。去年底總理內塔尼亞胡組建新政府後，極右翼分子已成為以色列政治的前台。 

拜登政府除了斷斷續續地試圖限制伊朗核計畫之外，還急於重申美國在中東的角色，這也將有所幫助。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尤其希望展示外交作為政策工具的效用，而當前的危機正是為此目標量身定制的。他目前正在各地區首府之間穿梭。儘管加薩戰爭打亂了美國推動的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但談判進程開闢了溝通管道，使這三個國家之間就加薩的未來協調政策成為真正的可能性。

以色列軍隊現在在該領土上面臨著一場可能漫長而艱苦的戰役。這場運動的結果仍不確定。哈馬斯戰士比他們的以色列國防軍對手更了解這個密集的城市景觀，那裡佈滿隧道和潛在的誘殺裝置。包括伊朗和黎巴嫩激進組織真主黨在內的外部勢力可能會對以色列發動攻擊，希望使以色列在加薩的攻擊變得更加複雜。但實力上的優勢仍屬於以色列。在超級大國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很可能成功實現推翻哈馬斯領導層並摧毀該組織統治加薩能力的目標。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以色列撤軍後誰控制地面。

加薩的控制權可能會移交給軍閥或哈馬斯繼承組織

以色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尚不清楚。其戰後計劃似乎包括對加薩實施嚴格封鎖，嚴格限制進口，嚴格控制以色列和加薩之間邊界的人員流動，以及在以色列認為有必要時對加沙境內的目標發動機會主義襲擊和空襲。加薩的控制權可能會移交給軍閥或哈馬斯繼承組織，他們可以統治廢墟，但無法殺死以色列人。這種安排可能不會特別耐用。畢竟，儘管以色列嚴格控制並對加薩進行嚴密監視，哈馬斯還是獲得了軍火庫並建造了龐大的隧道網絡。以長期、不可滲透的方式封鎖加薩是很困難的，也許是不可能的。以色列將讓自己成為監獄看守，無限期地管理一個巨大的戰俘營（加薩長期以來一直被拿來與此相比較）。對於以色列和加薩的巴勒斯坦人來說，將控制權移交給第三方將是更好的行動方針。否則，局勢最終將恢復到更嚴峻的狀態，雙方都會有更多人死亡，加薩的重要基礎設施被摧毀。

中國和俄羅斯可能會阻礙這項決議的通過

對於這悲觀的預測，至少還有一種替代方案。美國可以領導一個聯絡小組，由一系列鄰國和選定的外部勢力組成，即以色列、埃及、約旦、沙烏地阿拉伯、歐盟、聯合國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該組織將制定一項計劃，一旦戰鬥行動停止，將加薩的控制權從以色列移交給聯合國。對聯合國來說，這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因為聯合國的機構能力已經受到僵化而複雜的官僚機構的束縛。撇開這些缺陷不談，現階段的關鍵步驟是確保以安理會決議的形式獲得聯合國授權，授權成員國組織加薩過渡政府，與以色列協調維持民事秩序和公共服務，並制定西岸和加薩選舉計劃。作為擁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和俄羅斯可能會阻礙這項決議的通過。但確保派遣請求來自埃及等國並得到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聯合國觀察員國）的認可，可能會讓中國和俄羅斯更容易在安理會投票中投棄權票，甚至支持這項努力。

如果以色列成功擊敗哈馬斯，會發生什麼事？

有先例：1999年安理會決議將科索沃置於聯合國臨時管理之下，授權兩個實體－聯合國科索沃特派團（作為過渡行政當局）和科索沃部隊（北約部隊，執行聯合國的指示）。安全理事會。此外，聯合國的授權並不決定聯合國特派團的要求。在此，2023 年安理會決議授權肯亞駐海地維和部隊的先例允許非聯合國特派團在可償還的基礎上從聯合國供應庫存中提取物資。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2014 年至 2022 年在烏克蘭的監測團擁有這樣的權力，非洲聯盟則對其 2007 年至 2022 年在索馬裡的部隊擁有這樣的權力。這一程序賦予了任務的組織者，例如聯絡小組，自由發揮，打造最好的團隊。而且由於這項任務可能不是聯合國的任務，因此持懷疑態度的以色列人可能會放心其效用。

如果安理會要批准一項授權在加薩進行過渡安排的決議，則後續特派團的規模、結構和定義必須適當。由於時間至關重要，聯絡小組必須與聯合國機構協調，確定和招募捐助國，並裝備和部署維持和平和「保護平民」部隊。車輛和電腦等基本設備將從聯合國庫存中提取。特派團的交戰規則必須允許自衛開火，而維和人員的主要功能是維持治安。這支部隊本身必須由來自阿拉伯國家的部隊組成，部分原因是為了盡量減少語言障礙，同時也是為了強化這個使命是由阿拉伯人領導的觀念。依照每 1,000 名平民配備 5 名維和人員的經驗法則，部隊規模必須達到 10,000 人以上。聯合國特派團總部將與以色列當局、聯合國總部和聯絡小組聯絡。

要求以色列做出領土讓步並停止在西岸建設定居點

聯合國支持的臨時政府將與聯合國在科索沃的治理任務有一些相似之處，聯合國在科索沃的治理任務在脆弱的環境中取得了相對成功，而聯合國在利比亞的任務則支持兩個敵對政府之一。不乏有能力組織選舉的聯合國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隨著新總統和新的巴勒斯坦立法機構的選舉，聯合國使命將從類似科索沃的角色轉變為更像聯合國在利比亞的使命，國際組織在利比亞支持民選政府。聯合國的使命需要一位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一個能夠對抗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人，能夠與外部勢力的高級官員打交道的人——比如荷蘭副首相西格麗德·卡格（Sigrid Kaag） ，他曾擔任高級官員。聯合國駐敘利亞和黎巴嫩官員兼特使。

這裡的政治目標是重振垂死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該權力機構於 2006 年（上次舉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失去了對加薩的權力。如果該領土的控制權不以某種形式返回巴勒斯坦人手中，全球南方的主要大國（可能是近年來與以色列關係日益密切的印度除外）也不會批准這樣的計畫。事實上，許多阿拉伯國家以及南半球國家所要求的可能不僅僅是選舉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重新控制該領土；他們可能要求以色列做出領土讓步並停止在西岸建設定居點。如果不能在實地取得成果，恢復後的加薩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將缺乏可信度，看起來就像一個傀儡政權。以色列可能會對做出此類讓步的前景猶豫不決，但聯合政府的中間派成員可能會幫助打破平衡。

中國和俄羅斯可能會選擇阻撓安理會通過必要的決議

如果不迅速採取行動重建遭到破壞的加薩，這些措施都毫無意義。沙烏地阿拉伯對於加薩從以色列控制權成功移交給聯合國以及隨後鞏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對西岸和加薩的控制至關重要。重建費用將是巨大的。公共基礎設施——包括醫院、學校、道路、變電站、水管、衛生系統和政府辦公室——可能會成為廢墟。光是清理廢墟就需要時間和金錢。美國肯定會盡力成為慷慨的捐助者，在以色列的合作和眾議院正常運作的情況下，國會將撥款必要的資金。然而，沙烏地阿拉伯不僅擁有發揮作用的資金，而且其參與也將為企業帶來地區合法性，從而加強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許多障礙阻礙了這項安排的實現。中國和俄羅斯可能會選擇阻撓安理會通過必要的決議。阿拉伯國家可能不願意加入被其許多公民視為佔領地帶的軍隊。在哈馬斯的攻擊和以色列的軍事勝利之後，以色列可能拒絕向巴勒斯坦人讓步。但外交的目的之一是探查意圖並促使人們在緊急情況下考慮更廣泛的選擇。這就是當下所需要的。另一個選擇是加薩成為一個永恆的反烏托邦，暴力在更廣泛的地區蔓延，各國處理各種社會和環境混亂的能力較差——換句話說，中東發生了變化，但並不完全像華盛頓所設想的那樣。

文 / 蘇同叔

丹尼爾·拜曼和塞思·G·瓊斯Daniel Byman and Seth G. Jones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以色列在加薩將面臨什麼: 鎮壓哈馬斯的高昂代價>( What Israel Will Face in Gaza: The High Costs of Crushing Hamas) 指出，即使以色列一路戰勝，但對加薩的長期軍事佔領對以色列或加薩人民來說並不理想。儘管軍事行動對以色列來說將是困難的，但為加薩找到臨時的政治和治理解決方案也將是衝突中最具挑戰性的部分。

(相關報導請看《銳傳媒》<華盛頓正鼓勵以色列發動一場極其錯誤的戰爭 >)

以色列一直以為奪回加薩從來都不值得

以色列即將發動大規模入侵。過去三天，政府已徵召超過30萬名預備役軍人。它正在加薩走廊附近集結部隊，並開始轟炸該地區。10月13日凌晨，它要求聯合國從加薩北部撤離110萬人，當天晚些時候，它在該地區散發傳單，要求人們向南遷移。問題不再是以色列是否會派遣軍隊進入加薩，而是以色列軍隊將深入飛地多深以及在那裡停留多久。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以色列對加薩的攻擊並非完全史無前例。自從該激進組織在 2007 年奪取政權以來，以色列和哈馬斯在該地區多次發生衝突。但這些戰鬥相當有限。以色列對加薩人員和關鍵基礎設施進行空襲，對哈馬斯進行了沉重打擊，但只冒險對地面進行零星襲擊。這種克制的原因很簡單：以色列在加薩的地面進攻極其血腥且艱難。在 2014 年的最後一次重大襲擊中，儘管軍隊只深入飛地幾英里，但仍有大約 66 名以色列士兵、6 名以色列平民和 2,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大多數巴勒斯坦死亡者是平民；四分之一是兒童。那麼，對於以色列人來說，試圖奪回該領土似乎從來都不值得，特別是因為以色列政府相信它可以在不下令發動大規模襲擊的情況下控制和威懾哈馬斯。

屠殺不分青紅皂白震驚了以色列和全世界

然而，今天的計算方法已大不相同。2014 年的行動在當時看來規模宏大，是為了回應哈馬斯的火箭攻擊。這些攻擊對以色列構成了威脅，但大部分被該國的鐵穹飛彈系統攔截，造成的傷害很小。相較之下，哈馬斯最近對以色列的攻擊要致命得多。這一死亡人數——一天內有超過 1,300 名以色列人被殺——可能是該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生命損失。屠殺的殘酷和不分青紅皂白（受害者包括許多兒童和老人）震驚了以色列和全世界。以色列人熱衷於流血，任何可信的以色列領導人都無法呼籲恢復原狀或僅對哈馬斯取得微薄的進展。恢復原狀將使哈馬斯完全掌控加薩，再次增強其實力。

哈馬斯在太多地方根深柢固，無法僅靠炸彈和攻擊來根除

因此，以色列目前的軍事目標將是摧毀或至少嚴重削弱哈馬斯。以色列將尋求殺死、俘虜或驅趕哈馬斯的政治和軍事領導層，並試圖摧毀哈馬斯的基礎設施和武器庫。反過來，這些目標可能需要至少暫時佔領全部或部分加薩。哈馬斯在太多地方根深柢固，無法僅靠炸彈和攻擊來根除。

但事實證明，佔領加薩將使以色列付出高昂的代價。以色列軍隊需要與做好充分準備並致力於讓入侵者付出每一寸代價的敵人進行挨家挨戶的城市戰鬥。進展將是緩慢的，戰鬥將是殘酷的。以色列將需要使用壓倒性的火力來取得重大進展並實現其目標。在此過程中，它可能會殺死大量平民。

當以色列重新佔領該領土時，戰鬥也不會結束。以色列不信任任何巴勒斯坦實體可以取代哈馬斯管理加薩。因此，軍事勝利可能意味著以色列必須在可預見的未來管理該領土。換句話說，以色列官員將不得不統治那些將他們視為敵人並可能發動遊擊戰的貧困人民。這種抵抗的前景使得以色列規劃者對加薩的新佔領相當不高興。對以色列來說，最好的方案可能是嚴厲打擊哈馬斯，並大幅加強以色列與加薩的邊界，但不要停留太久。

哈馬斯和加薩團體對城市巷戰景觀非常熟悉

為了佔領加薩，以色列將不得不在極度荒涼的地區作戰。該飛地每平方英里有超過 20,000 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而這些居民並不是以色列國防軍 (IDF) 的朋友。該地帶的大部分地區都已建成，有狹窄的小巷、住宅區和不同高度的混凝土建築——哈馬斯和其他加薩團體對這一景觀非常熟悉。他們將利用這一地理位置和知識來誘捕和減緩以色列軍隊的速度。

相對於大多數軍隊，以色列國防軍在城市作戰方面非常有能力，這要歸功於在約旦河西岸的多年行動。但即使對於最優秀的軍隊來說，城市戰也是困難的。防禦者在城市中幾乎總是擁有戰術優勢，至少在最初是這樣，以色列國防軍士兵將面臨來自狙擊手、簡易爆炸裝置、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反坦克導彈、火箭推進式手榴彈和無人機的威脅。在加薩街道上公開行動將使士兵面臨直接和間接火力，因此他們會盡可能通過製造“老鼠洞”移動房屋，這是一個繁瑣的過程，士兵在牆上打洞以前進。

哈馬斯擅長的地道戰將加劇以色列的城市鬥爭

哈馬斯擅長的地道戰將加劇以色列的城市鬥爭。多年來，該組織已成功利用隧道將貨物和武裝人員走私進出加薩及其周邊地區。以色列國防軍摧毀了哈馬斯的一些隧道基礎設施，但從未摧毀全部，而且它通常專注於摧毀其邊境附近的隧道。這次，以色列將不得不更加擔心加薩境內龐大的隧道網絡。如果過去是前奏，哈馬斯武裝分子將利用這些隧道隱藏領導人，並突然出現在以色列國防軍後面，可能會讓哈馬斯伏擊、綁架和殺害以色列軍隊。

在困難地形中進行行動時，以色列軍隊通常依靠戰術奇襲來獲得優勢，從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動攻擊，試圖欺騙對手，或以其他方式出其不意地攻擊敵人。然而，哈馬斯在這場戰爭中擁有主動權：它的攻擊讓以色列感到驚訝，而且它肯定期待著毀滅性的回應。它的力量已經動員起來，幾乎可以肯定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哈馬斯還將得到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其他組織的戰士以及加入戰鬥的平民的補充。

摧毀或削弱哈馬斯需要暫時佔領加薩大部分地區

由於哈馬斯劫持了大量人質，以色列的慣常策略將變得更加複雜。以色列對其士兵和平民被俘事件高度敏感。例如，2011年，它用1000多名囚犯換取了一名被哈馬斯俘虜的以色列士兵。該國還釋放了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和其他四人，以換取真主黨釋放兩名以色列士兵的屍體。但這些交流對於今天來說是不可能的模板。哈馬斯在上次行動中俘獲了大約 150 名人質，其中包括美國和泰國公民。以色列官員要拯救他們將極為困難。

從戰術上講，以色列會擔心其軍隊在射擊或轟炸可疑的哈馬斯目標時可能會意外殺死人質（哈馬斯聲稱這種情況已經發生）。然而，從戰略上講，該國擔心哈馬斯無論如何都會殺害這些人質。該組織警告稱，作為對以色列軍事行動的回應，它將處決人質。沒有人認為哈馬斯是在開玩笑，以色列的攻勢越成功，哈馬斯就越有可能執行處決。

哈馬斯有將人類變成盾牌的歷史

人質並不是以色列攻擊中唯一面臨死亡風險的無辜者。戰爭可能導致數千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儘管以色列軍事規劃者將盡力限制這些死亡，但哈馬斯有將人類變成盾牌的歷史。它也喜歡將指揮控制大樓、武器庫和戰鬥陣地等戰略地點置於平民住宅區附近或之內。它用救護車走私戰士和武器，並利用清真寺和學校作為軍事行動地點。它可能會再次從事這些做法。

即使哈馬斯不使用平民作為保護，以色列國防軍也很難限制平民死亡。加薩人口稠密的城市環境使得專門打擊武裝分子變得極為困難。這種環境也使得人們很難將恐怖分子及其支持網絡與平民區分開來。受到哈馬斯攻擊的以色列國防軍士兵將承受巨大的壓力，並且必須在攻擊地點的資訊不完全的情況下迅速做出決定。以色列擁有強大的人力、信號和其他情報能力，並且能夠快速將從感測器和間諜收集的情報傳遞給操作員，它將使用這些工具進行目標定位。但以色列未能預見 10 月 7 日的襲擊表明，其在加薩地帶的情報能力可能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強大，從而增加了致命錯誤的可能性。

削弱哈馬斯的能力，也尋求恢復威懾力

在過去的行動中，以色列在發動軍事攻擊的同時，也幫助向巴勒斯坦公民提供了人道援助。例如，在2008年和2009年的戰鬥中，以色列國防軍設立了一個「人道主義行動室」，負責管理向加薩運送人道主義援助物資並應對巴勒斯坦人的需求。隨著進展，它可能會再次嘗試提供援助。

但考慮到即將實施的行動的規模和範圍，此類交付將會困難得多。以色列不再只是試圖削弱哈馬斯的能力。它正在尋求恢復威懾力，考慮到以色列所遭受的損失，這個過程將需要付出非常高的代價。這樣的代價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廣泛的破壞，包括民用基礎設施的破壞。從長遠來看，打擊和地面戰鬥可能會損害醫療保健、食物分配和其他基本系統。加薩正處於一場危機之中，而且只會變得更加嚴重。

以色列將如何試圖佔領加薩呢？

那麼以色列將如何試圖佔領加薩呢？正如它已經所做的那樣，它首先將在該地帶部署情報、監視和偵察資產，包括具有先進感測器功能的無人機和偵察機。以色列希望這些資產能讓以色列國防軍深入了解士兵前進時需要穿越的房屋和樓層。以色列國防軍將利用來自人力、衛星和其他來源的情報來補充這些信息，為軍隊進入地面提供全面指導，並幫助其識別哈馬斯的陣地並避免伏擊。

以色列軍隊已經用火砲和 F-15 和 F-16 等固定翼飛機打擊哈馬斯。以色列國防軍將使用 Hermes 450 和 Heron 900 等軍用無人機進行類似的襲擊。以色列已派遣一些特種作戰部隊深入加薩地帶，他們可能在那裡進行突襲，殺死哈馬斯領導人並營救囚犯。以色列特種部隊技術精湛，但哈馬斯很可能已經為此類攻擊做好了準備，因此這些攻擊是有風險的。

重新佔領加薩將使以色列能夠根除哈馬斯領導人

最終，在哈馬斯的軍事資產被削弱後，以色列軍隊將利用裝甲運兵車運送的步兵並在梅卡瓦主戰坦克和推土機的支援下慢慢進入加薩。以色列國防軍將謹慎行事，避免己方傷亡。他們會盡量不亂開火，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削弱哈馬斯，這個目標需要大量火力。最終，以色列國防軍的目標是盡量減少自己的傷亡，當其部隊察覺到威脅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先開槍。

哈馬斯能力的不確定性使得這次襲擊變得更加難以預測。過去對哈馬斯的評估表明，該組織的實力和技能有限。但針對以色列的精心策劃的襲擊涉及保密、行動欺騙和戰術創新，這表明該組織比人們通常認為的更有才華。即使以色列軍隊在加薩與哈馬斯對峙，他們也可能會在領土之外遭遇更多意外。例如，哈馬斯在 2021 年爆發戰鬥期間試圖在以色列和西岸內部煽動內亂。它可能會再次這樣做，特別是在許多阿拉伯以色列人居住的城鎮以及猶太裔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

應對誰將在加薩建立法律和秩序的挑戰

對以色列來說幸運的是，哈馬斯陷入了困境。加薩被埃及、以色列和地中海包圍；哈馬斯戰士無處可去。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會躲起來，但許多其戰士和政治網絡成員將被殺害或俘虜。如果以色列重新佔領整個加薩，它可以慢慢地找到、孤立、逮捕或殺死哈馬斯領導人，儘管即使控制了該領土，將他們從平民中清除也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但即便如此，以色列也將不得不應對誰將在加薩建立法律和秩序的挑戰。以色列不能將控制權交還給哈馬斯或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其他恐怖組織，但也沒有其他簡單的選擇。2007年被逐出加薩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在那裡幾乎沒有合法性，而且它作為西岸管理機構也沒有表現出任何能力。以色列唯一的解決方案可能是在可預見的未來佔領加薩，設立檢查站來監測人口流動，偶爾進行襲擊，並在加薩和以色列之間建立更堅固且布有大量地雷的邊界。

然而，以色列對加薩的長期軍事佔領對以色列或加薩人民來說並不理想。儘管軍事行動對以色列來說將是困難的，但為加薩找到臨時的政治和治理解決方案也將是衝突中最具挑戰性的部分。因此，以色列可能會發現最好的選擇是嚴厲打擊哈馬斯，但最終撤軍以避免無限期和痛苦的佔領。

文 / 蘇和仲

10月13日凌晨，以色列軍方向加薩北部120萬巴勒斯坦人發出警告：他們必須在24小時內撤離，以免遭受地面入侵。以色列發動此類襲擊的公開目標是終結哈馬斯組織，以報復其 10 月 7 日對以色列南部發動的令人震驚的突然襲擊，屠殺了 1,000 多名以色列公民並扣押了 100 多名人質。馬克·林奇 Marc Lynch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入侵加薩對以色列來說將是一場災難>( An Invasion of Gaza Would Be a Disaster for Israel)指出，「美國必須說服盟友從崩潰的邊緣退一步」。(America Must Prevail on Its Ally to Step Back From the Brink) 但華盛頓目前的做法是鼓勵以色列發動一場極其錯誤的戰爭，並承諾透過阻止其他國家參戰並阻止任何透過國際法追究責任的努力來避免其後果。但美國這樣做是以犧牲自己的全球地位和區域利益為代價的。如果以色列對加薩的入侵按照最有可能的方式進行，伴隨著所有的屠殺和升級，拜登政府將會後悔自己的選擇。

(相關報導請看《銳傳媒》<以色列在加薩將面臨高昂代價>)

將到來的對加薩的入侵將是一場人道主義、道德和戰略災難

從哈馬斯突破加薩地帶周圍安全線的那一刻起，以色列的地面攻勢似乎就不可避免了。華盛頓全力支持以色列的計劃，特別是沒有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在過熱的政治環境下，美國國內最響亮的聲音是要求對哈馬斯採取極端措施的人。在某些情況下，評論員甚至呼籲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因為伊朗涉嫌支持哈馬斯的行動。

但現在正是華盛頓必須保持冷靜並拯救以色列的時候。即將到來的對加薩的入侵將是一場人道主義、道德和戰略災難。它不僅會嚴重損害以色列的長期安全，對巴勒斯坦人造成難以估量的人力成本，還會威脅美國在中東、烏克蘭以及華盛頓與中國圍繞印太秩序展開競爭的核心利益。現在只有拜登政府——利用美國獨特的影響力和白宮對以色列安全的密切支持——才能阻止以色列犯下災難性的錯誤。既然已經表達了對以色列的同情，華盛頓必須轉向要求其盟友完全遵守戰爭法。它必須堅持要求以色列找到與哈馬斯作戰的方法，但又不會造成無辜巴勒斯坦平民流離失所和大規模屠殺。

以色列一直對加薩持續實行令人窒息的封鎖

哈馬斯的攻擊顛覆了近二十年來定義以色列和加薩之間現狀的一系列假設。2005年，以色列單方面撤出加薩地帶，但並未結束對加薩走廊的事實上的佔領。它保留了對加薩邊界和領空的完全控制，並繼續（與埃及密切合作）從安全邊界外對加薩的人員、貨物、電力和資金的流動實施嚴格控制。哈馬斯在立法選舉中獲勝後於 2006 年掌權，並在美國支持的以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取代該組織的努力失敗後於 2007 年鞏固了自己的控制權。

自2007年以來，以色列和哈馬斯一直保持著不穩定的安排。以色列對加薩持續實行令人窒息的封鎖，這嚴重限制了該地區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同時也透過將所有經濟活動轉移到其控制的隧道和黑市來增強哈馬斯的實力。在2008 年、2014 年和2021 年間歇性爆發衝突期間，以色列大規模轟炸了人口稠密的加薩城市中心，摧毀了基礎設施，殺死了數千名平民，同時削弱了哈馬斯的軍事能力，並為挑釁行為付出了代價。所有這些都沒有削弱哈馬斯對權力的控制。

以色列一直認為現狀可以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以色列領導人開始認為這種平衡可以無限期地持續下去。他們認為，哈馬斯透過以色列大規模的不成比例的軍事反應吸取了過去冒險主義的教訓，哈馬斯現在滿足於維持其在加薩的統治，即使這意味著控制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等較小激進派別的挑釁。以色列國防軍 (IDF) 在 2014 年短暫的地面進攻中遇到的困難削弱了其嘗試更多進攻的雄心。以色列官員對長期以來對封鎖造成的人道主義影響的抱怨不予理睬。相反，該國滿足於將加薩置於次要地位，同時加速其日益挑釁的行動，以擴大其定居點和對西岸的控制。

哈馬斯還有其他想法。儘管許多分析人士將其戰略轉變歸因於伊朗的影響，但哈馬斯改變其行為並攻擊以色列也有自己的理由。其2018年透過大規模非暴力動員挑戰封鎖的策略——俗稱「回歸大遊行」——以大規模流血告終，以色列士兵向抗議者開槍。相較之下，哈馬斯領導人認為，2021 年，他們在耶路撒冷因以色列沒收巴勒斯坦人房屋以及以色列領導人在阿克薩建築群進行挑釁而發生的激烈衝突中向以色列發射飛彈，從而在更在廣泛的巴勒斯坦公眾中獲得了重大政治利益：伊斯蘭教最聖地，一些以色列極端分子想要拆除它以建造猶太寺廟。

伊朗近年來加大了對哈馬斯的支持

最近，以色列不斷升級的土地掠奪和軍方支持的定居者對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襲擊引發了憤怒的、動員起來的公眾，而美國和以色列支持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似乎無法也不願意解決這個問題。美國為促成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正常化而採取的高調行動，也可能看起來像是哈馬斯在地區情勢對哈馬斯不利之前採取果斷行動的機會之窗。也許，以色列反對總理班傑明·內塔尼亞胡司法改革的起義使哈馬斯預見到一個分裂且心煩意亂的對手。

目前尚不清楚伊朗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這次突襲的時間或性質。當然，伊朗近年來加大了對哈馬斯的支持，並尋求協調其什葉派民兵「抵抗軸心」和其他反對美國和以色列支持的地區秩序的行為體的活動。但忽視哈馬斯採取行動的更廣泛的當地政治背景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巴勒斯坦人不相信戰鬥結束後他們會被允許返回加薩

以色列最初對哈馬斯的襲擊進行了比平常更猛烈的轟炸行動，並實施了更嚴厲的封鎖，切斷了食物、水和能源。以色列動員了其軍事儲備，向邊境派遣了約 30 萬軍隊，為即將到來的地面戰役做準備。以色列呼籲加薩平民在24小時內離開北部。這是一個不可能的要求。加薩人無處可去。高速公路被摧毀，基礎設施化為廢墟，電力所剩無幾，少數醫院和救援設施都位於北部目標地區。即使加薩人想離開加薩地帶，通往埃及的拉法過境點也遭到了轟炸——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也沒有表現出提供友好避難所的跡象。

加薩人了解這些事實。他們不認為撤離的呼籲是一種人道主義姿態。他們認為，以色列的意圖是實施另一場n akba（ 即「災難」）：1948 年戰爭期間強迫巴勒斯坦人離開以色列。他們不相信——也不應該相信——戰鬥結束後他們會被允許返回加薩。這就是為什麼拜登政府推動建立人道主義走廊以允許加薩平民逃離戰鬥是一個獨特的壞主意。如果說人道走廊能取得什麼成就的話，那就是加速加薩人口的減少和新一波永久難民的產生。相當明顯，它也將為內塔尼亞胡政府中的右翼極端分子提供在耶路撒冷和西岸採取同樣行動的明確路線圖。

哈馬斯已經發出可怕的計劃

以色列對哈馬斯襲擊的這一反應來自公眾的憤怒，迄今為止已經贏得了國內外領導人的政治讚揚。但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這些政治人物認真考慮過加薩、約旦河西岸或更廣泛地區戰爭的潛在影響。一旦戰鬥開始，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加薩將認真應對最終結局。最重要的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人們在思考對加薩平民的集體懲罰以及不可避免的人類災難的道德和法律影響。

對加薩的入侵本身就充滿了不確定性。哈馬斯肯定預料到了以色列的這種反應，並做好了充分準備，與以色列軍隊的長期城市叛亂作鬥爭。它可能希望對多年沒有參與此類戰鬥的軍隊造成重大傷亡。（以色列最近的軍事經驗僅限於極其片面的行動，例如今年七月對約旦河西岸傑寧難民營的襲擊。）哈馬斯已經發出可怕的計劃，將利用其人質作為對以色列行動的威懾。以色列可能會快速獲勝，但這似乎不太可能；可能加速該國行動的舉措，例如轟炸城市和減少北部人口，都會帶來巨大的聲譽成本。戰爭拖得越久，世界就會越多地被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死傷的圖像轟炸，發生意想不到的破壞性事件的機會就越多。

加薩人無處可去，將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推向懸崖

即使以色列確實成功推翻了哈馬斯，它也將面臨管理這片2005年放棄的領土的挑戰，然後在隨後的幾年裡遭到無情的封鎖和轟炸。加薩的年輕人不會歡迎以色列國防軍作為解放者。不會提供鮮花和糖果。以色列最好的情況是在一個獨特的敵對環境中進行長期的反叛亂行動，以色列有過失敗的歷史，人們已經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

在最糟糕的情況下，衝突將不僅限於加薩。不幸的是，這種擴張是有可能的。對加薩的長期入侵將給西岸帶來巨大壓力，而阿巴斯總統領導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幾乎沒有能力——或許也沒有意願——遏制這種壓力。去年以來，以色列對西岸土地的無情侵占和定居者的暴力挑釁已經讓巴勒斯坦人的憤怒和沮喪達到了頂峰。加薩的入侵可能會將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推向懸崖。

揭露以色列一國現實的殘酷真相

儘管以色列對內塔尼亞胡政府近乎史無前例的戰略失敗感到憤怒，但反對派領導人本尼·甘茨在沒有罷免右翼極端分子伊塔馬爾·本-格維爾和內塔尼亞胡的情況下，加入民族團結戰爭內閣，幫助內塔尼亞胡解決了重大政治問題，而且沒有付出明顯的代價。貝扎雷爾·斯莫特里奇。這項決定意義重大，因為它表明，本-格維爾和斯莫特里奇去年帶頭在西岸和耶路撒冷進行的挑釁只會在這種不穩定的環境下繼續下去。事實上，它可能會加速，因為定居者運動試圖利用這一時機吞併部分或全部西岸並取代其巴勒斯坦居民。沒有什麼比這更危險的了。

約旦河西岸的嚴重衝突——無論是新的起義或以色列定居者掠奪土地——加上加薩的破壞，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它將揭露以色列一國現實的殘酷真相，甚至連最後的頑固派也無法否認。衝突可能引發另一場巴勒斯坦人被迫逃亡，新一波難民被湧入已經不堪負荷的約旦和黎巴嫩，或是被埃及強行收容在西奈半島的飛地。

超越蒼白，將人民的憤怒轉移到外部敵人身上

阿拉伯領導人本質上是現實主義者，專注於自身的生存和國家利益。沒有人期望他們為巴勒斯坦做出犧牲，這一假設推動了美國前總統川普和美國總統拜登領導下的美國和以色列政策。但他們對抗激烈動員的大眾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別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沙烏地阿拉伯很可能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這是拜登政府令人好奇的痴迷，而這樣做幾乎沒有政治成本。當阿拉伯公眾被來自巴勒斯坦的可怕圖像轟炸時，它就不太可能這樣做。

在過去的幾年裡，阿拉伯領導人經常允許反以色列抗議活動作為發洩情緒的一種方式，將人民的憤怒轉移到外部敵人身上，以避免他們自己糟糕的記錄受到批評。他們很可能會再次這樣做，導致憤世嫉俗者放棄大規模遊行和憤怒的專欄文章。但2011年的阿拉伯起義最終證明，抗議活動可以輕鬆、迅速地從局部的、受遏制的事件升級為能夠推翻長期統治的獨裁政權的區域浪潮。阿拉伯領導人不需要被提醒，讓大量公民走上街頭會威脅到他們的權力。他們不希望被人看到站在以色列這邊。

自美國入侵伊拉克以來，還沒有對即將到來的慘敗如此清晰

在這種氣氛下，他們不願討好以色列不僅僅是政權生存的問題。阿拉伯政權在地區、全球以及國內的多個競爭環境中追求自己的利益。尋求擴大影響力並聲稱自己是阿拉伯世界領導者的雄心勃勃的領導人能夠洞悉流行趨勢。過去幾年已經暴露出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地區大國願意在最關鍵問題上挑戰美國的程度：對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維持高油價、與中國建立更牢固的關係。這些決定表明，華盛頓不應將他們的持續忠誠視為理所當然，特別是如果美國官員被視為明確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極端行動。

如果美國繼續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阿拉伯距離遠非美國所面臨的唯一地區轉變。這遠不是最可怕的：真主黨也很容易被捲入戰爭。到目前為止，該組織已仔細調整其反應以避免挑釁。但入侵加薩很可能成為迫使真主黨採取行動的紅線。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的局勢升級幾乎肯定會發生。美國和以色列一直試圖阻止真主黨參戰，但如果以色列國防軍不斷升級，這種威脅只會達到這種程度。如果真主黨以其強大的飛彈庫加入戰鬥，以色列將面臨半個世紀以來的首次兩條戰線戰爭。這種情況不僅對以色列不利。目前尚不清楚，已經因去年的港口爆炸和經濟崩潰而陷入癱瘓的黎巴嫩能否在以色列的另一次報復性轟炸中倖存下來。

世界從未如此接近災難

一些美國和以色列的政治家和專家似乎歡迎一場更廣泛的戰爭。他們特別主張對伊朗發動攻擊。儘管大多數主張轟炸伊朗的人多年來一直採取這一立場，但對伊朗在哈馬斯襲擊中所起作用的指控可能會擴大那些願意與德黑蘭爆發衝突的人的聯盟。

但將戰爭擴大到伊朗將帶來巨大風險，不僅表現為伊朗對以色列的報復，也表現為對海灣石油運輸的襲擊，以及伊拉克、也門和伊朗盟友控制的其他戰線的潛在升級。迄今為止，對這些風險的認識甚至限制了最熱情的伊朗鷹派人士，就像川普選擇不對2019 年沙烏地阿拉伯布蓋克煉油廠遭到報復一樣。即使在今天，美國和以色列官員不斷洩密，淡化伊朗的作用，顯示伊朗的立場正在改變。避免事態升級的興趣。但儘管做出了這些努力，持久戰的動態仍然難以預測。世界從未如此接近災難。

犯罪就是犯罪

那些敦促以色列以最高目標入侵加薩的人正在將他們的盟友推入戰略和政治災難。無論是算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死亡、陷入長期泥淖的可能性，或是巴勒斯坦人大規模流離失所，潛在的代價都非常高。衝突蔓延的風險也大得驚人，特別是在約旦河西岸和黎巴嫩，但範圍可能更廣。除了滿足復仇要求之外，潛在的收益非常低。自美國入侵伊拉克以來，還沒有對即將到來的慘敗提前如此明確。

道德問題也沒有那麼明確。毫無疑問，哈馬斯對以色列公民的野蠻襲擊犯下了嚴重的戰爭罪行，應該被追究責任。但毫無疑問，透過封鎖和轟炸以及強迫居民流離失所對加薩進行集體懲罰，構成了嚴重的戰爭罪行。這方面也應該有問責制，或者更好的是尊重國際法。

儘管這些規則可能不會讓以色列領導人感到困擾，但它們對美國的其他最高優先事項構成了重大戰略挑戰。美國為保護烏克蘭免於俄羅斯的殘酷入侵而推行國際準則和戰爭法，而美國在加薩卻傲慢地無視同樣的準則，兩者之間很難調和。遠離中東的南半球國家和人民將會注意到這一點。

華盛頓正鼓勵以色列發動一場極其錯誤的戰爭

拜登政府已明確表示支持以色列應對哈馬斯攻擊事件。但現在是它利用這種關係的力量來阻止以色列製造一場巨大災難的時候了。華盛頓目前的做法是鼓勵以色列發動一場極其錯誤的戰爭，並承諾透過阻止其他國家參戰並阻止任何透過國際法追究責任的努力來避免其後果。但美國這樣做是以犧牲自己的全球地位和區域利益為代價的。如果以色列對加薩的入侵按照最有可能的方式進行，伴隨著所有的屠殺和升級，拜登政府將會後悔自己的選擇。

自從10月7日以來，中東的巴勒斯坦自治區的加薩走廊發生了大規模的戰鬥，這個被牆壁和籬笆包圍，而人們和物資的移動受到嚴格限制的地區就被稱為“沒有屋頂的監獄”，那麼，這個加薩地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一、加薩地區有多大呢？ 

加薩地區是一個狹長的地區，被以色列和埃及所包圍，面向地中海，長度約50公里，寬度在5至8公里之間，約有220萬人居住在這裡，這裡被稱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大多數居民是巴勒斯坦人，使用阿拉伯語，信仰遜尼派的伊斯蘭教。加薩地區在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西南80公里的地方，這個地區就成為連接耶路撒冷和地中海、以及敘利亞和埃及的重要地帶。

二、加薩地區複雜的歷史 

地中海東岸的巴勒斯坦地區在西元前11世紀左右，存在著猶太人的“以色列王國”。加薩地區曾經是菲利士人（希臘語：Philistîno）統治的土地，但似乎也曾在某些時期是處於猶太人的統治之下。

當羅馬帝國開始統治時，猶太人曾在西元1至2世紀之間爆發反叛，但最終就被鎮壓下來，猶太人於是從巴勒斯坦地區分散到世界各地。因此，從7世紀以後，巴勒斯坦地區就開始有更多的阿拉伯人進住其中。

巴勒斯坦在被奧斯曼帝國統治以後，英國於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佔領了該地區，英國人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一直持續到1948年。在這段時間內，猶太人之間出現了回歸祖先之地的錫安主義運動（Zionism，猶太復國運動），於是猶太人的移民就急劇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就《於巴勒斯坦上建立猶太國家的問題》發生爭執。聯合國於1947年通過了巴勒斯坦分割計劃，該計劃決定在加薩地區和約旦河西岸地區建立阿拉伯人的國家，其他地區則建立猶太人的國家。阿拉伯人對於《給予猶太人超過一半土地的內容》是表示強烈的反對。

當猶太人於1948年宣佈以色列建國時，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就群起反對並爆發了戰爭。加薩地區於同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當中，被埃及軍隊占領。於是逃離以色列統治的四周圍的巴勒斯坦難民就湧入，加薩地區於是就變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區。

自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以後，以色列軍隊就一直占領著加薩地區。但是，因為連續不斷的恐怖攻擊，以色列在2005年就從加薩地區撤退。

儘管如此，加薩地區仍然被以色列軍隊圍困著。由於人和物資的進出受到極端的限制，導致燃料、食物、日常用品、醫療用品等長期短缺，人們靠著聯合國和救援團體提供的救援物資來維持生計。

三、以色列軍隊撤退後，「哈馬斯」接管加薩地區，成為與以色列衝突的據點

哈馬斯是一個為了建立伊斯蘭國家而成立的武裝組織。自以色列軍隊撤退後，開始建設學校、醫療設施等基礎設施，而贏得了加薩地區居民的支持。在2006年，他們贏得了巴勒斯坦自治區議會的過半數議席，進入政權。但是，在2007年，他們與聯合政府的合作夥伴「法塔赫」發生衝突，就以武力控制了加薩地區。

儘管哈馬斯在2005年同意以色列的停火提議，但是在2006年，由於以色列軍隊的炮擊導致加薩地區居民死亡，他們就重新展開武裝衝突。他們分別在2009年、2012年、2014年、2021年與以色列軍發生大規模的戰鬥。

然後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從加薩地區對以色列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以色列也進行了大規模的空襲作為回應，導致死亡人數不斷增加。根據新聞的報導，截至台灣時間的11日，以色列至少有1000人死亡，加薩地區則有900人死亡。雙方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900人。而死傷人數隨著雙方的開戰而不斷增加。

田牧（德國）

10月7日，哈馬斯突襲以色列加沙地帶，這是近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突襲，據傳足足準備了兩年之久。數千枚導彈射向以色列屯墾區，濃煙四起、生靈塗炭。據報導，超過一千二百人喪生、更有數以千計的人受傷。居住在德國的巴勒斯坦人，在柏林、法蘭克福、杜伊斯堡等城市紛紛上街，聚眾慶祝歡呼，引起德國政府的嚴重警告與制止。

哈馬斯支持者上街慶祝

哈馬斯發動襲擊事件後僅幾小時，柏林哈馬斯支持者就走上新克爾恩（Neukölln，柏林第八區）街頭分發糖果，這是柏林移民比重最高的區域，在太陽大道（Sonnenallee）街頭也有人在分發糖果，作為對以色列襲擊的積極反應。據每日新聞報導：警方稱，一名23歲的男子手裡拿著裝有糕點的盤子並分發它們，肩上還扛著巴勒斯坦國旗。

週六晚上警方驅散了慶祝集會。大約有65人參與了親巴勒斯坦集會，集會領導人高呼反以色列口號，且部分與會者戴著口罩。集會者與出面干預的警方發生沖突，針對警方的「抵抗行為，甚至偶爾投擲瓶子」，造成兩名警官輕傷。警方掌握與確定了約40名示威者的個人詳細信息，並提出了6項刑事指控，包括針對執法人員進行人身攻擊、抵抗和破壞和平，以及對集會後未離開的人提出行政犯罪指控。與此同時，還發生不明身分的人從人行天橋上將兩塊重約2.5公斤的鋪路石扔到一輛巡邏車的擋風玻璃上，一名警察被飛濺的玻璃碎片劃傷。

因巴勒斯坦國旗師生發生衝突

周一（9日），柏林新克爾恩的一所學校爆發了師生衝突，一名教師和兩名學生發生肢體衝突。警方告訴rbb（柏林-布蘭登堡廣播公司)記者，涉事雙方是61歲的老師和15歲的學生，見學生在恩斯特·阿貝體育館裡揮舞著巴勒斯坦國旗，老師向他提出警告，並試圖奪走他手中的旗幟，然而學生不服，用頭頂撞了老師，據稱，老師隨即打了學生一巴掌，學生緊接著踢向老師的腹部。警方接獲報警趕到現場，並以相互鬥毆罪提起刑事指控，但警方發言人稱，沒有人被拘捕。
據說，在Instagram和X（以前的Twitter）上流傳的影片中，可以看到老師打了學生一巴掌，然後被學生踢倒了的視頻。

周三（11日），家長代表在學校門前組織了一次集會，口號是「種族主義沒有容身之地，暴力沒有容身之所」。家長代表埃爾-胡斯基（M.El-Houschi）週二告訴rbb記者，暴力行為來自老師，在場的學生都無法證實，該學生是否用頭撞到了老師，即便是如此，「這名學生也是出於自衛。」

該事件已引起教育部門的重視，正在積極協調與處理中。

法蘭克福禁止反以色列示威

加沙走廊爆發襲擊事件後，親巴勒斯坦團體希望在法蘭克福示威三天——主題是「銘記並共同戰鬥」。該市政府禁止集會，黑森州內政部直接參與指示。

週三（11日），法蘭克福禁止了計劃中在市中心舉行的幾場親巴勒斯坦示威活動。社民黨市長邁克·約瑟夫（Mike Josef）表示，示威活動加劇了衝突。「我們城市街道上不應該有任何頌揚暴力的行為。」黑森內政部作為最高的議會權力機構，也呼籲市府禁止反以色列集會。有充分跡象表明，集會期間可能發生刑事犯罪，例如支持和公開鼓勵刑事犯罪以及煽動仇恨。

「巴勒斯坦協會」宣佈，在周三（11日）下午舉行「自發性集會」，並定於週四（12日）在Konstablerwache舉行抗議遊行，呼籲：「讓我們一起戰鬥」，支持那些為自由而戰的人。

官方持續嚴禁反以色列活動

政府當局表示：必须絕對禁止親巴勒斯坦團體在柏林舉行的示威活動。警方周二（10日）晚上宣布，一個有250名參與者的「聲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动」業已登記。示威者希望從新克爾恩的理查德廣場前往科特布瑟門（Kottbusser Tor）舉行「聲援巴勒斯坦示威」及其它活動。同時，還有原定於週三在巴黎廣場舉行的親巴勒斯坦集會。警方宣布：由于「這些示威活动對公共安全和秩序構成威脅」，已被禁止。組織者指責警方存在種族主義，并提出反對。柏林行政法院於周三晚間確認、批准了該禁令。

據報導，德國各界反應强烈，禁止某些巴勒斯坦協會的呼聲越來越高。呼籲政府必須跨黨派跨陣線對「为哈馬斯襲擊而舉行公開慶祝活動的事件」，作出一致的反應與決定。

綠黨呼籲禁止一些极端分子團體，比如：巴勒斯坦薩米敦（Samidoun）社团组织；基民盟希望取消雙重國籍。

朔爾茨：德國站在以色列這邊

12 日上午，德國總理朔爾茨承諾，德國和以色列將團結一致打擊恐怖主義。他在聯邦議院宣布：禁止恐怖組織哈馬斯在德國的活動，同時宣布：巴勒斯坦薩米敦（Samidoun）網絡也將被禁止。這是2012年在美國成立的組織，自稱是在以色列監獄中巴勒斯坦人的團結網絡，德國安全機構將「薩米敦」視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組織。

朔爾茨說：以色列從惡夢中醒來，哈馬斯的重大攻擊造成千餘人死亡、數千人受傷。「親愛的以色列朋友們，我們為你們哀悼，為你們擔憂。」他還表示：「根據國際法，以色列有權防禦這種野蠻襲擊。」

朔爾茨直言：德國別無選擇，「目前德國祇有一個立場，那就是站在以色列一邊。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國存在的理由。」大屠殺歷史使得德國有責任為以色列的安全而努力。

朔爾茨表示，他已要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隨時向他通報，以色列需要哪些協助？還涉及照顧傷者等實際援助，「我們會立即審查以色列提出的其它支持請求。」

《Financial Times》日前刊登一篇評論文章，標題是：「美國與歐盟支持新印度-中東的運輸走廊（US and EU back new India-Middle East transport corridor）」。這篇文章報導說：美歐的領袖在美國和歐洲的二十國集團（G20）領袖峰會的議場外邊，同意去支援建設《一條從印度經由中東至歐洲的陸海交通要道》，並表示這遠比《中國不透明的「一帶一路」倡議可能會使貧窮國家陷入債務陷阱》，其評價會是好太多。這篇評論文章的論點，頗有參考價值，特摘要內容如下：

一、G20議場外的結果

美國和歐洲聯盟（EU）同意支援去《開發新的陸海交通走廊，以連接印度、中東和地中海》，其目的是為了對抗中國在中東至地中海地區的經濟影響力。這一個計劃是以《2023年9月9日在新德里所舉行的G20領袖峰會的議場外面所達成的備忘錄》為基礎，而這個備忘錄是由包含拜登、莫迪和沙烏地阿拉伯新王儲穆罕默德·賓·薩爾曼等領袖所同意的。

而所被提議的這個走廊是包括《新的海底纜線》和《為了輸送能源的基礎設施》，而從印度經由阿拉伯海，然後橫越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以色列，最終抵達歐洲。儘管目前尚未作出具有約束力的財政支出之義務性承諾，但參與國家已同意在未來60天內制定一項「行動計劃」。

歐洲委員會主席馮德莱恩表示：該項計劃將成為連接印度、阿拉伯灣和歐洲之間最直接的聯絡路線，這是一座連接複數個大陸和文明世界的綠色、數位橋樑。

對於美國而言，該項計劃將會成為對付《中國在該地區扶植其影響力擴張》的對抗策略，特別是在：傳統上與美國具有合作關係的阿拉伯國家，包括《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等，正在與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大國加深關係的這個時刻。

歐盟的官員說，這種合作是特別為了對抗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而由歐盟試圖加深與波斯灣各國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之努力的核心。歐盟為了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倡議，並保護歐洲在主要貿易夥伴國家當中的利益，已經開始了「全球門戶計劃（global gateway project）」，歐盟自2021年至2027年之間，將準備最多3000億的歐元用於對海外基礎設施的投資上面。

二、中國一帶一路的對照組

歐美海陸構想的特色這一個計畫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形成鮮明的對比，一帶一路的倡議提供資金已做基礎建設計畫一事一直受到批評，人們認為它誘使貧窮國家陷入債務陷阱，而且不透明。美國國家安全副顧問（Deputy Chief National Security Secretariat ）John Finer表示:這個計畫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評價，因為它是高標準、沒有強制性的，不會強加某些東西給某個地方的國家。

Finer表示：在透過經濟支援、武器供應等的"實彈"供給外交當中，基礎設施建設的經濟影響力是很大的。過去，美國曾比現在更積極地向亞洲等許多開發中國家提供這類的支援，促進受益國的經濟成長，並以之為重要的外交手段之一。

中國在過去也是其中一個獲得日本支援並達成經濟迅速成長的國家，但大約在十年前，中國就開始提出連結與歐洲之間的"一帶一路"之基礎設施供應的構想，並將之當作是其對外政策的招牌，對於在一帶一路的線上的國家提供給資金而給與支持，這就產生了一種吸引，亦即：假如這些國家接受這些資金，就會享受和中國一樣的經濟成長。

即使在東南亞地區，當中國提出了從昆明到新加坡的高速鐵路計劃時，而連接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高速鐵路計劃由馬來西亞政府與新加坡政府發表時，中國就以對抗高速鐵路領域上的開拓者=日本之新幹線的態勢，激烈地拿出一帶一路的構想從正面去迎戰日本。

正如上述文章所指出的，一帶一路這個構想就把各國的政治領導人引導至"不透明"的政治判斷當中（在馬來西亞納吉布《Mohamma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政府時期，這就造成貪污橫行），結果這些國家就脫離了經濟合理性，而背負著不合理的債務。對於這些陷入"債務陷阱"的開發中國家，中國通常要求以"借款的形式"要求這些國家在一帶一路的路上提供港口等使利用權，而誘使這些國家傾斜至中國的外交。這就造成全世界在安全保障方面，對於此一事態感到憂慮。

三、為什麼日本不參與？

在過去幾年，中國透過金磚五國（BRICS）例如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等方式，迅速擴大其在中亞、中東、非洲、中南美等地區的更大影響力。但是，對於中國這樣的動向，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具體反應似乎有點遲緩，但這並不代表為時已晚。例如，最近有報導稱：義大利總理梅洛尼已表明意向要退出"一帶一路"之計劃。

根據美國官員的說法，上述在G20領袖峰會中彼此所同意的構想是透過鐵路來連接中東國家，並以港口來和印度相連接，從而減少運輸時間和燃料的使用量，其目的是要促使波斯灣各國的能源與與貿易流向歐洲。根據所簽署的備忘錄，這個構想是由如下兩個走廊所構成的，一條走廊是《連接印度和阿拉伯灣的東側走廊》，另一條走廊是《連接連接阿拉伯灣和歐洲的北側走廊》。參加的國家預定可以沿著鐵路的路線，安裝用於電力和數據通信的纜線，以及安裝氫氣的輸送管線，而這個氫氣的輸送管線是使用於發電的再生能源之來源。

可惜的是，日本並未參與這一計劃。日本長期以來一直倡導高品質的基礎設施建設，而美國和歐洲國家正在合作，共同進行全球的基礎設施建設計畫。因此，日本或許應該參與這一由美國和歐洲主導的計劃，以推動高品質的基礎設施建設。日本長期以來持續在外交上努力，向各國訴求去建立高品質的基礎建設，所以日本未能參加歐美主導的這個計畫，顯然是可惜的。

四、台灣應設法加入這個海陸構想

對於台灣來說，我們已經是世界第21位的經濟體，雖然我們無法正式以國家身份參與會議的決定，但是如果這個計畫對台灣的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有所貢獻的話，我們似乎可透過這些民主國家（尤其美國）的幫忙參與其中，尤其這個計畫是對抗中國的，台灣是應該會受到歡迎的。

文 / 阮嗣宗

哈馬斯對以色列的令人震驚的襲擊促成了中東的開始和結束。下一場戰爭幾乎不可避免地已經開始——一場血腥、代價高昂、過程和結果難以預測的戰爭。對於任何願意承認這一點的人來說，美國可以擺脫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主導美國國家安全議程的地區的幻想已經結束。蘇珊·馬洛尼 Suzanne Maloney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美國中東退出策略的終結>( The End of America’s Exit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指出，「哈馬斯的攻擊以及伊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揭露了華盛頓的幻想。」(Hamas’s Assault—and Iran’s Role in It—Lays Bare Washington’s Illusions)

(相關報導請看《銳傳媒》<美國將派遣航母戰鬥群前往地中海支持以色列 >)

白宮制定了一項創造性的退出策略

人們很難責怪拜登政府試圖這樣做。二十年來與恐怖分子的鬥爭，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國家建設的失敗，對美國社會和政治造成了可怕的損失，並耗盡了美國的預算。喬·拜登總統繼承了川普政府對該地區反复無常的態度所帶來的混亂後果，他認識到美國在中東的糾葛分散了人們對中國崛起和俄羅斯勢力衰落帶來的更緊迫挑戰的注意力。

白宮制定了一項創造性的退出策略，試圖在中東促成新的權力平衡，使華盛頓能夠縮減其存在和注意力，同時確保北京不會填補這一空白。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關係正常化的歷史性努力承諾將正式與華盛頓的兩個最重要的地區夥伴結盟，共同對抗他們的共同敵人伊朗，並將沙烏地阿拉伯置於中國戰略軌道之外。

在做出這項努力的同時，政府也尋求緩解與伊朗的緊張關係，伊朗是美國在中東面臨的最危險的對手。華盛頓曾試圖透過對伊朗核計畫精心設計的限制和監督網絡來恢復 2015 年的核協議，但未能成功，因此接受了包含回報和非正式諒解的 B 計畫。人們希望，為了換取適度的經濟回報，可以說服德黑蘭放慢核子計畫的工作，並停止在該地區的挑釁行為。第一階段於 9 月到來，協議將五名被不公正拘留的美國人從伊朗監獄中釋放出來，並讓德黑蘭獲得了先前凍結的 60 億美元石油收入。雙方都準備在阿曼舉行後續會談，伊朗石油出口創紀錄水平為外交車輪提供了動力，華盛頓轉移目光而不是實施制裁，這使得外交車輪成為可能。

雄心勃勃的政策什麼地方出錯？

就雄心勃勃的政策而言，這項策略有許多值得推薦的地方，特別是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領導人之間真正的利益融合，已經為在安全和經濟事務上開展更多面向公眾的雙邊合作產生了切實的動力。如果成功，該地區兩個主要參與者之間的新聯盟可能會對整個中東地區的安全和經濟環境產生真正的變革性影響。

不幸的是，這個承諾可能導致了它的失敗。拜登試圖快速逃離中東的嘗試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它嚴重誤解了伊朗這個舞台上最具破壞性的角色的動機。非正式的諒解和少量的製裁救濟不足以安撫伊斯蘭共和國及其代理人，這是不可能的，他們對升級對於推進其戰略和經濟利益的效用有著敏銳且經過時間考驗的認識。伊朗領導人有充分的動機試圖阻止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突破，特別是能夠將美國的安全保障擴大到利雅德並允許沙烏地阿拉伯發展民用核能計畫的突破。

德黑蘭直接參與了此次襲擊的策劃？

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是否在以色列的大屠殺中扮演了任何具體角色。本週早些時候，《華爾街日報》 援引黎巴嫩激進組織哈馬斯和真主黨未透露姓名的高級成員的話說，德黑蘭直接參與了此次襲擊的策劃。該報告尚未得到以色列或美國官員的證實，用副國家安全顧問喬恩·費納的話說，他們只是暗示伊朗「大體上同謀」。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至少，這次行動“帶有伊朗支持的標誌”引用前任和現任以色列和美國高級官員的話說。即使伊斯蘭共和國沒有扣下板機，它的手也很難乾淨。伊朗為哈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激進組織提供資金、培訓和裝備，並在策略和行動上密切協調——特別是在過去十年中。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哈馬斯在沒有伊朗領導人的預見和積極支持的情況下發動瞭如此規模和複雜的襲擊。現在，伊朗官員和媒體對以色列平民遭受的暴行感到歡欣鼓舞，並期待哈馬斯的攻勢將導致以色列的滅亡。

這對德黑蘭有什麼好處？

乍一看，伊朗的姿態可能顯得自相矛盾。畢竟，隨著拜登政府為合作提供經濟誘因，伊朗煽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似乎是不明智的，這無疑會破壞華盛頓和德黑蘭之間解凍的任何可能性。然而，自1979 年伊朗革命以來，伊斯蘭共和國一直將升級作為首選的政策工具。當政權面臨壓力時，革命劇本要求反擊，以嚇阻對手並取得戰術優勢。加薩戰爭推動了伊斯蘭共和國領導層長期以來的目標，即削弱其最強大的地區敵人。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對以色列和美國的狂熱對抗從未動搖。他和周圍的人深信美國的不道德、貪婪和邪惡；他們辱罵以色列並叫囂要摧毀它，這是伊斯蘭世界最終戰勝他們所認為的衰落的西方和非法的「猶太復國主義實體」的一部分。

德黑蘭一直更加堅定地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此外，在拜登政府的懇求和安撫中，德黑蘭嗅到了軟弱的味道——華盛頓不顧一切地擺脫911時代的包袱，即使代價高昂。美國和以色列的國內動盪也可能激起了伊朗領導人的胃口，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堅信西方正在從內部走向衰落。因此，德黑蘭一直更加堅定地致力於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這些聯繫主要是由機會主義和對華盛頓的共同不滿所推動的。但對伊朗來說，也存在國內政治因素：隨著伊朗精英中較為溫和的部分被推到一邊，政權的經濟和外交方向已經轉向東方，其權力掮客也隨之轉向東方。不再將西方視為經濟和外交機會的更可取甚至可行的來源。中國、伊朗和俄羅斯之間更緊密的聯繫鼓勵伊朗採取更激進的姿態，因為分散華盛頓和歐洲各國首都注意力的中東危機將為莫斯科和北京帶來一些戰略和經濟利益。

最後，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公開達成協議的前景無疑為伊朗提供了額外的促進劑，因為這將使地區平衡堅定地回到對華盛頓有利的方向。哈梅內伊在哈馬斯襲擊前幾天發表的演講中警告說，「伊斯蘭共和國堅定地認為，押注與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關係正常化的政府將蒙受損失。失敗等待著他們。他們犯了一個錯誤。”

以色列人專注於眼前的威脅，它從這裡去哪裡？

隨著以色列在加薩的地面攻勢展開，衝突不太可能持續下去。唯一的問題是戰爭擴大的範圍和速度。目前，以色列人專注於眼前的威脅，不願擴大衝突。但選擇權可能不是他們的。伊朗最重要的盟友真主黨已經參與了以色列北部邊境的交火，導致至少四名該組織武裝分子死亡。對真主黨來說，哈馬斯成功後開闢第二條戰線的誘惑將會很大。但真主黨領導人承認，他們沒有預見到 2006 年與以色列的戰爭造成的嚴重傷亡，這場戰爭使該組織完好無損，但也嚴重削弱了其能力。這次他們可能會更加謹慎。

因此，就目前而言，儘管更廣泛戰爭的威脅仍然存在，但這種結果並非不可避免。伊朗政府巧妙地避免與以色列發生直接衝突，點燃火勢但遠離火海，符合德黑蘭及其在莫斯科的地區代理人和贊助人的目的。以色列的一些人可能主張打擊伊朗目標，即使只是為了發出一個信號，但該國安全部隊現在忙得不可開交，高級官員似乎決心繼續專注於眼前的戰鬥。最有可能的是，隨著衝突的發展，以色列將在某個時候襲擊伊朗在敘利亞的資產，但不會攻擊伊朗本身。迄今為止，德黑蘭已經吸收了對敘利亞的此類攻擊，但並不覺得有必要直接報復。

該放棄與伊朗神權寡頭休戰的幻想

隨著石油市場對中東風險溢價的回歸做出反應，德黑蘭可能會試圖恢復對波斯灣運輸船隻的攻擊和騷擾。新任命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美國將軍 CQ 布朗警告德黑蘭保持觀望並「不要介入」，這是正確的。但不幸的是，他的措辭表明他沒有意識到伊朗人已經深深地、難以擺脫地捲入其中。

對拜登政府來說，早就該放棄塑造先前對伊朗外交的心態：相信伊斯蘭共和國可以被說服接受符合其國家利益的務實妥協。曾幾何時，這可能是可信的。但伊朗政權又回到了其基本前提：決心以任何必要手段顛覆區域秩序。華盛頓應

在所有其他地緣政治挑戰上，拜登的立場與歐巴馬時代的做法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只有美國對伊朗的政策仍然深陷十年前過時的假設。在當前環境下，美國在海灣各國首都與伊朗官員的外交接觸不會對德黑蘭方面產生持久的克制。華盛頓需要對伊朗採取同樣強硬的現實主義，就像美國最近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政策一樣：建立願意加強壓力並削弱伊朗跨國恐怖網絡的聯盟；恢復美國對伊朗經濟的有意義的製裁；並透過外交、武力態勢清楚傳達，以及先發制人或回應伊朗挑釁的行動——美國準備阻止伊朗的區域侵略和核子進展。中東總有辦法迫使自己成為每位總統議程的首要議題。在這次毀滅性襲擊之後，白宮必須迎接挑戰。

控制巴勒斯坦自治區的加薩走廊之伊斯蘭武裝組織 "哈馬斯" 於10月7日向以色列發射了火箭彈，並發動了大規模的跨境攻擊。以色列也迅速地進行激烈的空襲報復，對加薩走廊實了 "完全包圍" 的策略。

在過去幾年中，巴勒斯坦自治區的武裝組織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一直是在升級當中，但為什麼哈馬斯選擇在這個時刻，如此激烈地去攻擊以色列呢？

一、以色列的報紙與哈馬斯幹部都有提到相同的理由

以色列報紙 "哈亞雷茲（英語: Haaretz ）" 於10月8日的社論中，批評以色列現任總理納坦雅胡很明顯地應該要對這一次降臨以色列的重大災難負起責任。社論中指出：「誇耀自己擁有豐富政治經驗和在國家安全上具有無人取代的智慧的總理，卻無法看清楚會導致以色列在未來所會面臨的各種危險。當他從巴勒斯坦人手中奪取土地所有權，並建立了將土地併入以色列的政府時，當他任命貝謝萊爾‧史莫特力奇（希伯來語：בְּצַלְאֵל יוֹאֵל סְמוֹטְרִיץ׳‎）和伊特瑪爾‧本‧古維爾（希伯來語：אִיתָמָר בֶּן גְּבִיר‎; 英語：Itamar Ben Gvir）（兩人皆為極右政治家）擔任要職時，當他採取露骨地忽視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權利之外交政策時。」

美國的紐約時報指出：根據許多專家的看法，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攻擊的原因之一是為了阻礙《美國拜登政府支持的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正常化》。

兩國的關係如果正常化的話，將使哈馬斯的後盾伊朗孤立，並有可能使沙烏地阿拉伯的資金流到穏健派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身上。但是，如果以色列對哈馬斯進行報復而摧毀加薩地區的話，沙烏地阿拉伯就可能會很難同意此種國家正常化的協議。

但是，正逃亡於黎巴嫩貝魯特的哈馬斯幹部阿里·巴拉克（英語：Ali Barake）於回答AP通信社（Associated Press、AP）時，否認了這樣的猜測。他反而認為哈馬斯的攻擊是由於以色列極右政權在去年所採取的種種行動所造成的。其中包括以色列極右派的政治家挑釁地去參觀位於耶路撒冷的伊斯蘭聖地，以及對於被以色列所拘留的囚犯施予越來越高的壓迫。

巴拉克也提到：哈馬斯相信以色列有計劃地要暗殺他們的最高領袖。

二、「哈馬斯」是什麼樣的組織呢？

伊斯蘭系統的卡達媒體「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簡要地解釋了哈馬斯組織。哈馬斯的名稱源自阿拉伯語「伊斯蘭抵抗運動」（Haraka al-Muqawama al-Islamiya）的頭個字母，其意為「熱情」。該組織在政治上掌控了被以色列封鎖的加薩地區，這是一個約365平方公里的領土，居住著200多萬人。

自2007年以來，哈馬斯在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領袖=總統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效忠的政治和軍事組織法塔赫（英語: Fatah）》的鬥爭中獲勝，而控制了加薩走廊的政權。

哈馬斯運動在加薩地區興起是始於1987年。在第一次反抗運動（Intifada，巴勒斯坦人對於以色列佔領他們土地的反抗）開始不久後，由伊斯蘭教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辛（Sheikh Ahmed Yassin）和他的同僚阿卜杜勒·阿齊茲·蘭蒂希（Abdel Aziz al-Rantisi）所創立。這個運動最初是從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而開始的，隨後成立了軍事部隊「艾爾卡薩姆旅團」（Ezzedine Al Qassam Brigades），推動武裝鬥爭以解放巴勒斯坦的土地，以使其免於以色列的佔領。同時，他們也展開社會福利事業，以協助受到以色列佔領的受害人=巴勒斯坦人。

五角大廈一名高級官員週四（10月5日）表示，中國在現實生活中實施對台灣封鎖的任何嘗試，都可能適得其反。

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在華盛頓對觀眾說：“北京的成本看起來非常高，風險看起來非常非常高。”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對台灣實施封鎖的那一刻會發生什麼事？ 全球經濟跌入谷底，」他說。「沒有人能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世界帶來的經濟痛苦。」

拉特納表示，封鎖造成的毀滅性經濟影響也可能會讓國際社會團結在台北周圍對抗北京。

他還警告說，儘管中國的軍事有所進步，五角大廈的評估不認為北京有能力完全封鎖台北。

拉特納說：「我們認為，台灣仍然可以選擇依靠自己並與國際社會合作來提供維持其社會所需的工業用品和原材料、食品和能源。」這樣的話，會讓中國軍方難於應對。

「最終，北京將要決定是否要開始攻擊商船以維持封鎖，」他說。「局勢升級的風險極高。」

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週三晚間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現已進入第十八個月，這可能會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有理由停下來。

「如果他仔細觀察烏克蘭，他就會意識到這有多困難，」斯科特·貝裡爾（Scott Berrier）中將在華盛頓特區郊外的一次活動中表示。「他可能正在考慮他（自己的）指揮人員和他所有的軍隊，並思考，『這些人是否有勇氣、專業知識和韌性來做到這些？』」

貝裡爾補充說：「他們的最後一場戰爭是1979年與越南的戰爭。但事情並沒有如他們所願。因此，他們現在心裡可能存在一些疑慮。」

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10月4日公佈本年度全球《網路自由報告》。結果發現，全球網路自由程度連續13年下滑，而中國的網路自由程度更是連續九年在全球倒數第一。

《自由之家》公佈的這份報告對全世界70個國家的網路環境和自由程度進行了調查和排名。在自由度滿分100分的評估中，中國得分9分，比第二差的緬甸還少一分，比倒數第三的越南少了11分。而台灣則位居亞太地區第一名，得分78分，比日本還多一分。

報告指出，嚴厲壓制言論自由在中國已經是家常便飯。中國著名民權活動人士和部落客許志永僅僅因為在網路上分享他對事情的看法，今年4月便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處14年監禁。而官方的網管和檢查人員則對有關中國經濟下滑的批評以及中國橡皮圖章的人大批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違規第三任期的議論任意刪除。

報告認為，儘管當局的壓迫越來越厲害，中國人民表現出令人鼓舞的韌性。報告指出，2022年11月，烏魯木齊市一棟公寓大樓發生火災，因為防疫封控措施導致死亡人數增加，從而引發幾十年來罕見的公開挑戰中共的大規模抗議示威。這也促成中央政府立即廢棄嚴厲的防疫封控措施。中國網友為躲避當局的審查和打壓，極富創意地在網路上以「A4」和「白紙練習」為標籤，力挺手舉白紙抗議當局的示威者。

《自由之家》今年的網路自由報告特別提到人工智慧被用來作為壓製網路自由的新狀況。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大量投資人工智慧企業，以確保這些公司為其統治服務。中國國家網信辦經過多年的嘗試，已經能夠透過演算法、合成媒體和人工智慧，對中國的網路環境進行嚴厲的審查。

報告指出，全球至少有47個國家的政府僱用評論員操控網路上的討論與評論，使其有利於當局。同時，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網路工具可以更輕鬆地製造文字和影音，加劇了虛假訊息的傳播。全球至少有16個國家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傳播疑慮、抹黑對手、影響輿論。

報告指出，人工智慧領域新的發明與創新讓威權國家的政府可以進行更精準的網路審查，而這樣的審查還不容易被偵測到，從而降低了民眾的反彈，同時也降低了那些當權者從事此事的政治成本。

報告說，百度推出了名為「文心一言」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替代品，阿里巴巴也推出了「通義千問」的人工智慧模式。而中國政府則尋求對訓練語言進行管控，以確保這些人工智慧模型語言訓練的資料根據中共的定義達到「真實、準確、客觀和多元」。

正因如此，中國公司製造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機器便出現了拒絕與使用者就天安門事件以及台灣主權等敏感議題互動的現象。

文 / 洪存正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恩·福瑟，這位挪威作家數十年來創作了大量奇特而又受人尊敬的作品。但他仍然不知道寫作的源泉在哪裡。福瑟坐在化妝桌上，倚著化妝台。福瑟說：「當我寫得很好的時候，我有一種非常清晰明確的感覺，我正在寫的東西已經寫好了。它就在某個地方。我只需要在它消失之前把它寫下來。」

(相關報導<對於約恩·福瑟來說，寫作就像禱告> )

在一座灰色的小祈禱室裡聚會

哈當厄爾峽灣是挪威第二大峽灣，從北海向遠處的維斯特蘭山脈延伸。在峽灣的半山腰，岸上的光線暗淡，水中的黑暗被光線染成銀色，這裡就是斯特蘭德巴姆村。這裡是福瑟基金會（Fosse Foundation）的所在地，這是一個專門紀念約恩·福瑟（Jon Fosse）的組織--福瑟是小說家、散文家，也是歐洲創作最多的當代劇作家之一。基金會成員在一座灰色的小祈禱室裡聚會，祈禱室俯瞰著彎曲的港口；祈禱室後面的黑色岩壁上有一條瀑布飛流直下。基金會的路邊有兩棟白色的房子：一棟是福瑟從小長大的房子，他的母親還住在那裡；另一棟是他祖父母的房子。

空氣中彌漫著競爭和覬覦的氣息

今年八月，福瑟基金會為前來參加約恩·福瑟國際研討會的翻譯家、出版商和記者們舉辦了一場午餐會。在頂樓，一位小提琴手用哈當厄爾小提琴演奏了一曲華爾滋，這種小提琴有四根上弦，下面還有四根共鳴弦，它們會根據上弦演奏的音符而振動。在底層，參觀者可以參觀紡織藝術家 Åse Ljones 的展覽，她將福瑟作品中的句子縫製在床單、手帕和睡衣上。福瑟基金會的一位成員舉起利約內斯的一張紙，請福瑟的六位翻譯中的任何一位翻譯。大家踴躍發言，暗暗叫苦。空氣中彌漫著競爭和覬覦的氣息。

我只是一個來自挪威西部農村的怪人

描述這一切--燈光、音樂、聖水、聖衣--我想到的一個詞是 「朝聖」。人們很少看到在世的作家受到如此崇敬的對待。福瑟告訴我：「我只是一個來自挪威西部農村的怪人。」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混合體，是一個喜歡在鄉間拉小提琴和讀書的「嬉皮士」。他進入貝根大學學習比較文學，並開始用挪威語寫作，挪威語是西部農村地區特有的書面語。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紅與黑》於 1983 年出版，之後的三十年裡，他又陸續出版了《憂鬱 I》、《憂鬱 II》、《晨昏》、《篝火旁的阿麗斯》和《三部曲》。在經歷了幾乎只作為劇作家工作的瘋狂成功而忙碌的時期後，福瑟於 2012 年皈依天主教，戒酒並再婚。隨後，他開始創作《七部曲》（Septology），這是一部用一句話寫成的七卷本小說，是他轉向「慢散文」的典型代表。(該書由達米恩-塞爾斯（Damion Searls）為英國的 Fitzcarraldo Editions 出版社翻譯；美國版已於本月由 Transit Books 出版）。《Septology》的敘述者是一位名叫阿斯勒的畫家，他皈依了天主教，因妻子阿萊絲的去世而悲痛欲絕。聖誕前夜，阿斯勒在貝根的一條小巷裡發現了他的朋友，也是一位名叫阿斯勒的畫家，因酒精中毒而昏迷不醒。他們的記憶雙重、重複，逐漸模糊成一個聲音，一個能夠同時存在於多個時空的彌散意識。

我的寫作有一種和解；或者，就是和平

閱讀福瑟的戲劇和小說，就是與一位作家進行交流，由於他的矜持和隱忍，人們會更加強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他的劇作中的人物通常都有一個通用的名字--男人、女人、母親、孩子，這些名字反映了我們原始關係的強度，同時又不乏淒涼和喜劇色彩。「正如福瑟所熟讀的十四世紀神學家邁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所描述的那樣，《七十學》是我讀過的唯一一部讓我相信神性存在的小說：「人在黑暗中才能找到光明，所以當我們陷入悲傷時，這道光離我們最近」。與其他作家的比較似乎都不正確。伯恩哈德？太咄咄逼人了。貝克特？控制欲太強。易卜生？「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具破壞性的作家，」福瑟說。「我覺得我的寫作有一種--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好的英語詞彙--但有一種和解。或者，用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話來說，就是和平。」

凡是不能言說的，就必須保持沉默

福瑟沒有參加哈當厄爾峽灣的郊遊，但他參加了挪威文化部前一天晚上在貝根舉行的晚宴，挪威外交大臣在晚宴上引用了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名言："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it： 挪威外交部長引用了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話："凡是不能言說的，就必須保持沉默"。我們邊吃晚飯邊聊天，然後在文學之家的福瑟廳再次見面，福瑟的黑白壁畫慈祥地俯視著我們。比起壁畫，福瑟更像他筆下的阿斯勒：灰色長馬尾，黑色大衣，黑色皮鞋，口袋裡裝著鼻煙盒。他有時似乎因為需要說話而感到痛苦，但又對自己所說的話充滿自信。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常常感受到與他的寫作相同的競爭衝動：對文字背後的人既好奇又有保護欲；對他關於如何寫小說的神秘描述既懷疑又相信。最重要的是，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他願意談論一切：恩典、愛、嫉妒、和平、他瀕臨死亡的經歷以及他對翻譯的熱愛。為了清晰起見，我們的談話經過了編輯。

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們不會說話

「您很少接受面對面的採訪。」

「我更喜歡通過電子郵件接受採訪。我覺得寫作，即使是用英語，往往比說話更容易。」

「我曾採訪過幾位作家，他們聲稱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們不會說話。」

「是的，對我來說有點像。外事部門的人引用了維特根斯坦的話："我們不能說的，我們必須通過： "我們無法言說的東西，我們必須用沉默來釋懷"。你知道雅克-德里達有句名言： "你不能說的，你必須寫出來" 這更接近我的想法。」

大學或大學精神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德里達在你早期的散文《天使走過舞臺》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您的許多戲劇和小說中，尤其是圍繞言語和沉默的遊戲，都能感受到他的思維模式。」

「我從1979年開始學習德里達。至少在挪威，大學或大學精神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我們有一個極端的毛澤東主義政黨，在學者、作家和諸如此類的人當中非常強大。這就是當時的精神，甚至對我來說也是如此。我開始學習社會學 我覺得這完全是愚蠢的。這種思維方式，這種實證主義的計算方式--簡直一無是處。所以我轉學了哲學。從馬克思到法國後結構主義，那幾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記得第一次讀德里達的書，是在挪威的某個鄉村。那是『語法學』的丹麥語譯本。」

小說理論的基本概念不應是敘述者

「《語法學》對我產生了某種影響。你讀過馬丁-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代》 我研究和閱讀了很多海德格爾的著作。這很困難，但也很有啟發。我覺得德里達所做的是在顛覆海德格爾。海德格爾的主要問題是：存在的一切事物的共性是什麼？德里達的主要問題恰恰相反：是什麼讓所有存在的事物變得不同？我認為寫作是一種非常奇特的行為。它不像說話。它是不同的，非常不同。當然，這也讓我與德里達和他的寫作概念產生了某種聯繫。」

「然後我開始學習比較文學。那時，我已經寫出了我的第一部小說和各種文學作品。小說理論是我的主要研究課題。這些理論總是以敘述者為基本概念：敘述者、人物、角色、視角之間的關係。這些都很重要，但我仍然認為，小說理論的基本概念不應是敘述者，因為敘述者源於口頭傳統。它應該是作家。我認為作家是寫作的身體部分，是寫作的物質性。我想以作家為主要概念，寫出我自己的敘述或書面小說的小理論。」

我有一個正式的形象 那就是約恩·福瑟， 但作家沒有名字

「這也來自於演奏音樂。我十二、三歲時寫的第一篇文章是一首歌的歌詞。我還寫過一些詩歌和小故事。我覺得，當我為自己而寫，為自己而寫，而不是為學校而寫的時候，這是非常私密的。我找到了自己喜歡的地方。」

「那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它仍然是我十二歲時自己找到的地方。現在我已經六十二歲了，那個地方--它不是我，但不知何故，它就在我心裡。它與我這個人不同。我通常說我是喬恩這個人。我有一個正式的形象 那就是約恩·福瑟 但作家沒有名字。」

我必須去到我心靈的邊界

「那是一個傾聽和運動的地方 那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 但它也可能是可怕的，因為它是我進入未知世界的必經之路。我必須去到我心靈的邊界，我必須跨越這些邊界。如果你覺得自己很脆弱，那麼跨越這些邊界就會讓你感到恐懼。有幾年我就是這樣。我根本不敢寫自己的東西，因為我害怕跨越自己的邊界。當我寫得很好的時候，我有一種非常清晰明確的感覺，我所寫的東西已經寫好了。它就在某個地方。」

文 / 曾子固

國際上有不少說法指出，烏克蘭戰爭「大大削弱了俄羅斯的實力、利益和影響力」，他們就應該再想一想：俄羅斯仍然擁有重要的國際影響力。莫斯科與其大多數傳統客戶（例如印度和越南）保持穩定的國防合同，這些客戶依賴俄羅斯來維護其系統。俄羅斯不得不將大部分士兵和物資轉移到烏克蘭，但它在敘利亞仍然擁有永久的空軍和海軍基地，使該國可以直接進入地中海並騷擾中東的美軍。莫斯科領導的瓦格納準軍事公司控制著利比亞的多個基地，這些基地是其在薩赫勒地區活動的後勤中心。即使在其前老闆葉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在一場飛機失事（可能是由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策劃）中喪生之後，瓦格納仍將以這種或那種形式繼續運作。莫斯科也正在考慮是否在非洲使用或建立更多基地。漢娜·諾特(Hanna Notte)發表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俄羅斯的受制裁軸心國>( Russia’s Axis of the Sanctioned)說，「莫斯科正在將華盛頓的敵人聚集在一起」(Moscow Is Bringing Washington’s Enemies Together)。

(相關報導請看《銳傳媒》<俄羅斯如何全球化烏克蘭戰爭 >)

乍一看，對烏克蘭的戰爭對俄羅斯來說似乎是一場災難。由於大部分士兵都在與基輔軍隊作戰，莫斯科正努力在海外駐軍。俄羅斯也不得不將其在亞洲和中東部署的一些武器和軍事系統重新部署到歐洲。莫斯科的軍售已經在下降，現在面臨更大的危險。制裁阻止了俄羅斯傳統客戶繼續採購，而俄羅斯糟糕的軍事表現也挫傷了潛在客戶的熱情。

與敵視美國和歐洲的國家進行更強大的國防合作

事實上，對俄羅斯來說，新的孤立有一個好處：與許多同樣敵視美國和歐洲的國家進行更強大、更深入的國防合作。這些國家——從委內瑞拉到北韓——除了共同的敵人之外可能沒有太多共同點，而且單獨來看，它們都不是特別強大。但他們在一起可以幫助克里姆林宮維持對烏克蘭的戰爭。它們還可以幫助其他成員國進一步實現自己的區域野心，從而增加世界各地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考慮到這些危險，美國不能再將這些國家視為小對手或小角色。華盛頓也不能只依靠制裁（無論多麼全面）來削弱這些國家的影響力。相反，美國將不得不對自己的夥伴關係和聯盟進行再投資，以製衡俄羅斯的軸心。否則，華盛頓將無法限制這些試圖在世界多個地區製造混亂的國家。

俄羅斯現在是所有這些國家的寶貴合作夥伴

當莫斯科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時，西方國家迅速採取行動，將俄羅斯與全球經濟隔離。他們發布了全面製裁措施，旨在切斷莫斯科與美國和歐洲技術的聯繫。長期依賴俄羅斯天然氣和石油的歐洲取消了與莫斯科的新項目，並開始尋求與其他國家簽訂能源合約。華盛頓凍結了俄羅斯央行數千億美元的資產，使俄羅斯企業進行國際貿易變得更加困難。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限制起到了作用。自入侵開始以來，俄羅斯經濟陷入停滯，一些工廠也已停工。然而，這些限制並沒有成為西方官員所希望的沉重打擊——或接近的打擊。西方國家的首都願意相信，他們的行為已將俄羅斯變成了他們所說的流氓國家。但這樣的國家很多，俄羅斯現在是所有這些國家的寶貴合作夥伴。

(相關報導請看《銳傳媒》<普丁向盟友展示俄羅斯「前所未有地鞏固」 >)

以俄羅斯的武器部門為例。西方制裁將莫斯科擠出了高端軍火市場，但並沒有讓世界上最大的國防出口國之一破產。自戰爭開始以來，莫斯科加強了向各國提供低端武器的力度，包括老式直升機。緬甸上個月接受了俄羅斯戰鬥機的交付。馬利、多哥和烏幹達最近都採購了俄羅斯戰鬥直升機。這些國家以及布吉納法索的新軍政府都表達了與俄羅斯深化國防合作的願望。在莫斯科舉行的Army-2023軍事論壇上，俄羅斯官員向非洲客戶積極宣傳其國家的軍用無人機，希望激發他們對價格實惠且（與許多其他俄羅斯武器不同）已在烏克蘭戰場上證明自己的系統的興趣。這些非洲國家太窮了，它們的潛在購買對克里姆林宮來說沒有太大的經濟價值。但它們將幫助莫斯科鞏固其在非洲大陸更廣泛的影響力。

對俄羅斯來說，新發現的孤立有其好處

俄羅斯與伊朗的交往美國和歐洲官員應該更加關注這個問題。兩國因對華盛頓的共同敵意而團結在一起，正在發展可能成為重要國防夥伴關係的關係。自去年夏天以來，俄羅斯一直依賴伊朗的無人機——首先是為了破壞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最近又是為了攻擊烏克蘭的軍事目標。伊朗尚未向俄羅斯提供飛彈，但聯合國對此類銷售的限制將於 10 月 18 日到期，飛彈交付可能很快就會跟進。同時，伊朗擁有大量俄羅斯武器的願望清單，包括戰鬥機和防空系統。俄羅斯不願與阿拉伯國家對抗（它也與阿拉伯國家合作），它可能不會立即滿足德黑蘭的所有要求，並且可能會將其部分支持保密。但伊朗和俄羅斯之間發生了一系列軍事接觸，包括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九月參觀了德黑蘭的武器展。如果莫斯科不向伊朗提供至少一些武器，那將是令人驚訝的。

俄羅斯與北韓的關係可能會走上一條同樣危險的道路。莫斯科已經向金正恩政權購買砲彈和火箭；作為交換，普丁可能會向北韓提供平壤衛星和潛艇計畫所需的材料。畢竟，金正恩和普丁最近確實在俄羅斯東部會面，並交換了槍支和步槍作為禮物。俄羅斯也加強了與緬甸這個較小的賤民的合作，其方式不僅僅是向其出售飛機。俄羅斯官員一直忙於從該國軍政府回購武器零件，作為交換，莫斯科向該國提供外交支援和反恐訓練。俄羅斯國防機構可能會因在烏克蘭戰場上的無能而受到嘲笑，但它正在讓全世界流氓政權的軍隊煥然一新。

軸心國之間的合作已經在加強俄羅斯的戰爭努力

乍一看，俄羅斯的新軸心似乎不值得擔心。它的成員似乎是一群絕望而虛弱的國家，對西方幾乎沒有構成威脅。北韓擁有核武，但貧窮且遠離美國。伊朗可以偶爾攻擊華盛頓的阿拉伯夥伴，但它充其量只是一個地區大國。非洲成員國正與國內不穩定抗爭。

但他們合作的影響並非微不足道——包括對基輔而言。儘管任何一個合作夥伴提供的武器都不太可能對普丁征服烏克蘭的行動起到決定性作用，但它們將在總體上產生影響。如果俄羅斯能夠利用北韓的大量彈藥庫存，從緬甸回購足夠的坦克和飛彈材料，並在伊朗的幫助下建造無人機工廠，那麼俄羅斯將更容易維持其長期的消耗戰。事實上，軸心國之間的合作已經在加強俄羅斯的戰爭努力。根據華盛頓研究所的分析，委內瑞拉國有航空公司——此前因參與德黑蘭非法武器網絡而受到美國制裁——可能正在向俄羅斯運送伊朗武器和設備。

(相關報導請看《銳傳媒》<為何2/3的人口的國家仍中立或支持俄羅斯？ >)

俄羅斯並不是唯一將從這軸心受益的國家。更深入的合作還可以產生廣泛的國防生態系統，其特點不僅是相互物質支持，還包括相互指導。例如，伊朗官員希望向俄羅斯同行學習網路情報和人工智慧的知識，而莫斯科則希望獲得德黑蘭關於規避制裁和將民用產品改造為軍事用途的建議。平壤可以獲得俄羅斯對其潛艇計劃的支持，以換取更多武器。

制裁的軸線將大於其各部分的總和

俄羅斯對伊朗和北韓的彈道飛彈和太空計畫的任何援助——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將對兩國特別有利。如果德黑蘭選擇這樣做，俄羅斯的這種幫助可能會讓伊朗開發能夠攜帶核彈頭的彈道飛彈。它也可能普遍增強伊朗的膽量，導致其認為其地區對手不敢攻擊其及其核設施。來自俄羅斯的援助可能同樣會增強金正恩的風險偏好，增加朝鮮半島軍事升級的可能性。 如果俄羅斯事實上接受伊朗為近核國家、北韓為核武國家，那麼它也可能推動其他國家進行核子擴散。

中國和俄羅斯甚至可以採取分工

這些國家還可以得到另一個外部大國的支持：中國。儘管北京可能不會成為莫斯科軸心國的真正成員，儘管它堅決宣稱自己在烏克蘭戰爭中保持公正，但中國官員已經在幫助俄羅斯新興的國家網絡。北京也幫助莫斯科本身。例如，中國與俄羅斯保持著重要的國防工業夥伴關係，從該國進口大量武器，促進其微晶片貿易，並偶爾與俄羅斯武裝部隊進行聯合海軍演習。北京可以在未來幾年向莫斯科和其他軸心國成員提供更多援助。在哪個國家援助哪個較弱的夥伴方面，中國和俄羅斯甚至可以採取（預設或公開的）分工。

但即使北京提供最低限度的外部支持，俄羅斯與軸心國之間的任何合作都將產生高度的綜效。例如，俄羅斯外交可能會幫助緬甸與北韓建立軍事關係，這是軍政府想要做的。布吉納法索、馬利和尼日爾剛剛簽署了三方共同防禦協定，因此俄羅斯與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事合作都可能使其他國家受益。制裁的軸線將大於其各部分的總和。

了解西方制裁和迴避的國家將共同努力

對美國來說，駕馭這個軸心並不容易。華盛頓需要防範中東和朝鮮半島的戰爭，同時繼續投入資源保衛烏克蘭並阻止中國攻擊台灣。由於瓦格納（無論是後普里戈任的化身）在其有影響力的國家推行親俄議程， 非洲更大的不穩定可能會加劇這些困境。如果非洲國家將俄羅斯視為西方國家可靠的替代安全夥伴，莫斯科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力可能會進一步增強——特別是考慮到西方在非洲大陸的存在受到當地人的普遍不滿。俄羅斯國旗成為支持薩赫勒地區軍事政權的流行象徵是有原因的。

為了因應這些挑戰，西方政策制定者需要從整體角度考慮俄羅斯的軸心，而不是一系列離散的夥伴關係。他們需要認識到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聯繫，並了解他們制裁和迴避的國家將共同努力，儘管他們不信任彼此。西方官員首先應該認識到，進一步的制裁不太可能顯著減緩或停止俄羅斯與其合作夥伴之間的合作。這些國家習慣在美國和歐洲的限制下運作，他們將透過適應和臨時應對新的制裁。

受制裁軸心只會變得越來越強大

美國打擊對手的最佳措施不是實施更多限制，而是加強自身的夥伴關係。華盛頓需要幫助印太和中東地區的盟友，這些國家最容易受到俄羅斯軸心的影響。韓國對北韓的感覺越安全，韓國就越有可能回補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北約國家的訂單。美國越多幫助伊朗的地區對手整合其空中和飛彈防禦系統，華盛頓就越有可能阻止中東的核擴散。

美國已經奠定了正確的基礎。例如，它促進了以色列與美國其他地區夥伴的軍事合作。它還成立了核子磋商小組，與韓國官員討論核安和戰略問題。但為了應對盟友的不安全感，華盛頓需要持續關注，而不僅僅是孤立的突發活動。同時，美國需要在可能的情況下鼓勵其中東夥伴與伊朗之間以及南韓與北韓之間的外交。在華盛頓制衡俄羅斯軸心的努力中，可信的威脅和保證必須是同一枚硬幣的一部分。

要成功完成這些任務並不容易，特別是當華盛頓的注意力被烏克蘭戰爭所吸引時。但完成它們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做出這樣的努力，受制裁軸心只會變得越來越強大，讓西方更難支持烏克蘭並捍衛其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利益。

文/廖林麗玲(媒體工作者、德國法學碩士）

離法蘭克福大約40分鐘車程的黑森邦首府威斯巴登（Wiesbaden） ， 因德國極右派（ AfD，德國另類選擇黨）， 選前一天在這裡的市中心廣場造勢 ，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 我也轉移陣地來到這裡。 威斯巴登火車站非常古典雅緻， 只是一出車站 ，在這個德國相對富裕的邦裡， 就看到一位遊民躺在地上，另一邊一位戴著頭巾的婦女在乞討，這就是現在的德國，類似的場景到處可見。通膨嚴重、 物價貴森森、大量難民湧入， 這些都是政治人物燒腦亟待解決的難題， 也是今年德國兩大邦選舉的熱門議題。

『納粹滾開！ 納粹滾開！』不絕於耳， 不讓極右派在首府市中心廣場大放厥詞，包括社民黨、 綠黨， 還有其他團體支持者， 則聚集另一邊，不斷大聲吹哨子呼口號反制， 德國選舉場子很少看到這麼火熱的氣氛，中間隔著的，則是如臨大敵的警察。 選前看到的是德國社會緊張對峙的一面。但若說德國另類選擇黨或他們的支持者就是納粹， 這樣一刀兩分的畫法， 也太過簡化 。一位AfD的支持者跟我抱怨 ，現在生活大不易， 他自己花錢都是錙銖必較， 為何難民不用做什麼， 樣樣都有政府補助可以拿 。看得出他對執政者相當不滿， 所以希望讓AfD做看看 ，但也跟我強調，自己不仇外，不是新納粹。AfD 的成員和支持者龍蛇雜混 ，光譜從左到右都有，相當複雜。

今年德國選舉的另一個看點是， 中央層級的政治人物自身投入選舉。 與德國總理蕭茲同黨的社民黨籍內政部長費絲爾（Nancy Faeser）， 角逐家鄉黑森邦邦長寶座， 挑戰已經在黑森邦執政超過20年的基民黨（CDU）。 她原本就是該邦的議員 ，後來入閣， 筆者這次在法蘭克福有機會近身觀察她， 法律背景， 出身政治世家 ，非常親民具感染力。 她受訪時表示， 目前民調雖低迷 但是還有很多選民尚未決定投誰。 值得一提的是，若她這次沒有成功搶下黑森邦灘頭， 她表示將繼續回鍋擔任內政部長。不只是她 ，之前也有許多先例 ，選輸了可以繼續做， 這也是德國政壇獨特的現象之一。

除了自身投入選舉的內政部長，德國外交部長，綠黨的貝爾柏克， 財政部長自由民主黨的林德納 ，各大頭無不趕場， 為自己的候選人拉抬聲勢。筆者在巴伐利亞邦慕尼黑參加了一場名為『問問貝爾柏克』的綠黨造勢場，提問採書面進行，身為外交部長的貝爾柏克，在這個競選場子，花了很多篇幅捍衛德國政府運送武器到烏克蘭的政策，筆者提交的問題是，日前她受訪時提到，若普丁贏了戰爭 ，將對習近平釋出重要訊息，筆者進一步追問， 是指攻打台灣嗎？不知是否主辦單位刻意迴避，她並沒有直接回答該問題， 但要凸顯的是， 雖是邦層級的選舉， 議題卻相當國際化。

德國這兩個非常重要的大邦選舉，一個是讀者熟悉的慕尼黑十月啤酒節所在的巴伐利亞邦，一個是國人到歐洲，幾乎都會在此轉機到他國， 台灣也有直飛的交通樞紐法蘭克福所在的黑森邦，十月八號同時舉行五年一次的邦議會和邦長的選舉，不只是地方選舉的意義，結果釋出的訊息，也將影響到柏林。尤其前面提到的德國極右派的得票率，是這次選舉結果的重要觀察指標。就像東西德統一已經超過30年， 仍未能完全整合一樣 。多元的德國，分裂的德國，位於中歐大地的德國，選舉也深深受到地緣政治和國際氛圍的影響。

文 / 國際新聞小組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週日表示，在哈馬斯襲擊造成雙方1000多人死亡後，他已命令福特號航母打擊群駛往東地中海，做好援助以色列的準備。 據報道，罹難和失蹤人員中有美國人。

盪導說，美國海軍最新、最先進的航空母艦傑拉爾德·R·福特號及其大約5,000 名水兵和甲板上的戰機將由巡洋艦和驅逐艦隨行，以展示武力，準備應對任何情況，這些情況包括阻止更多武器 送達哈馬斯以及進行監視。

除了福特號外，美國還將派遣巡洋艦「諾曼第號」、驅逐艦「托馬斯·哈德納號」、「拉米奇號」、「卡尼號」和「羅斯福號」，美國正在增強空軍的F-35 、F-15、F-16 和A-10 在該地區的戰鬥機中隊。

奧斯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美國在全球範圍內保持戰備狀態，以便在需要時進一步加強這種威懾態勢。」

國人大概都聽過中東戰爭，也知道阿拉法特，還有巴勒斯坦人想建國的願望。但是，中東畢竟離我們較遠，所以如果要深入其中，似乎就有些困難。

因此，我們先對以色列與阿拉伯的衝突的歷史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以色列建國引發阿拉伯反抗，而爆發中東戰爭
1947年，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割決議，將巴勒斯坦劃分為猶太國家和阿拉伯國家，猶太人於1948年宣布建立以色列。這就引起阿拉伯國家的進軍，從而開始了中東戰爭。

二、第四次戰爭與石油危機
於第四次戰爭時，儘管阿拉伯這一邊在首戰獲勝，但以色列軍隊隨後發動反攻，約20天後達成停火。但是由於阿拉伯國家實施石油供應減少和禁運，於是引發了石油危機。

三、朝向和平的發展
在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條約被簽訂之後，1994年約旦，2020年經由美國斡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和摩洛哥等國，就與以色列的建立了正常化的關係。

四、以色列重視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以色列最重視與地區大國＝沙烏地阿拉伯的和平，而美國目前正在進行幕後的協商。如果實現的話，中東地區的對立的格局應該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五、所謂的和平其實是冷和平
算起來，以埃及為中心的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自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而導致石油危機，這已經經過50年。儘管過了半個世紀，和平的努力也在擴大，但阿拉伯國家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還是持續不斷，埃及國內仍然存在著對以色列的憎恨和不信任。

第四次中東戰爭始於埃及和敘利亞的突襲，其目的在於重新奪回以色列在1967年戰爭中所占領的西奈半島和敘利亞南部的戈蘭高原。1979年，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中第一個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的國家，以色列並將西奈半島歸還給埃及。

自從這場戰爭以來，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就沒有全面衝突，埃及和以色列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合作也不斷加深。前埃及軍官表示：“強大的雙邊關係為埃及帶來了和平和繁榮。”阿拉伯地區在2020年，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家將其與以色列的關係加以正常化之後，和平的努力不斷擴大。

但是，埃及的外交評論家馬哈茂德·莫希，對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係非常瞭解，他就指出：“各國優先考慮的是自己自身的利益，而不是『阿拉伯的正義』，換句話說，不是巴勒斯坦的解放。目前的情況可被稱為《冷和平》，這與人民的意識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真正的和平還很遠。”

六、美國政府的中東計劃受挫與伊朗暗中的支持
拜登政府曾經設想：透過斡旋，讓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國交正常化，並藉此解決巴勒斯坦的問題。但是，由於伊斯蘭極端組織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這次的大規模衝突，使得這一計劃實現的可能性變得很渺茫。拜登總統希望在明年11月的美國總統選舉之前取得外交成果，但這一期望並未能實現，而共和黨野黨將追究拜登政府對伊朗的換囚計畫的「軟弱」立場。

美國在今年夏天積極展開了中東外交，以促使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這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努力，目的在實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未來的「雙國共存」。拜登在九月與以色列總理內坦雅胡會晤，據說拜登敦促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做出讓步，而以之做為《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和平協議的條件》。在同月，為了釋放在伊朗被拘留的五名美國人，美國釋放了在國內被監禁的伊朗人，並解凍了部分伊朗在國外的資產。而美國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安全保障協議也正在進行當中

明年初，有觀點認為這可能會達成「中東的一項大交易」，並認為「今天的中東比過去20年要和平」。但是，哈馬斯這次的大規模攻擊給拜登政府潑了一盆冷水。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馬克斯·布特（Max Boot）警告說：「這次攻擊可能會走向無法預測的方向，就像2001年美國遭遇同時恐攻一樣。」

如果戰鬥持續下去，拜登可能會被迫加強對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支援。中東專家們普遍認為，對於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雙方來說，國交正常化的好處已經消失。而前總統川普於7日批評拜登政府在與伊朗的「囚犯交換」中展現的「軟弱」態度，激勵了哈馬斯的攻擊。哈馬斯的宣傳部長加茲·哈馬德（Ghazi Hamad）對BBC表示，這次的攻擊是由伊朗直接支持哈馬斯的結果。

七、巴勒斯坦問題可能是偷襲的主因
對於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接近可能會使巴勒斯坦問題被忽視，這可能是引發這次前所未有的突襲之主因。哈馬斯在攻擊之前的六天發表聲明，批評以色列在美國斡旋之下，與沙烏地阿拉伯進行正常化談判，認為這可能會促使以色列進一步犯罪，而要求重新檢討。參與攻擊的武裝組織伊斯蘭聖戰也反對正常化，這兩個組織似乎有意透過攻擊來干擾談判。

沙烏地阿拉伯曾表示，只有在巴勒斯坦和平實現之前，才會與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如果被視為阿拉伯盟主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的話，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情勢的關注不可避免地就會減少。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被認為是一直在向沙烏地阿拉伯施壓，以爭取以色列的「讓步」，但效果尚不明朗。與自治政府對立的哈馬斯因此積壓了不滿的情緒。